去年年底，我到广东参加一个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会议，从会上专家学者们介绍的情况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革命性变化：也即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要求沿海新兴工业地区的企业管理模式、资本-劳动收入比、产业模式乃至于工厂与市镇的关系，都应当进行重大调整。

言犹未了，就发生了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本田零部件工厂工人罢工事件。之所以发生这些事件，因为从企业家、到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没有意识到上述变化的重要性，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企业、产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依然可以沿着原来的惯性轨道前行。

这个轨道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借用政府赋予的特权，以超经济手段压榨劳工。本来完全正确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被阴差阳错地拿来为这一非经济因素支持的经济模式提供伪装。在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民工获得微薄、仅能解决基本生存的收入，企业家群体则获得、积聚了巨额财富——这里所说的企业家包括投资人，也包括企业高层管理者。资本、劳工所得之巨大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

但是，经济学的第一公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家群体以为自己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但其实，一直有一个判断者，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悄然计算着他们应当付出的账单。

从2004年起，就已经进入帐单偿还期。在当年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中，底层民众发出了呼声：去你的市场化，你们所谓的市场化就是权贵私有化。在2010年初的李庄案中，底层民众发出了另外一个呼声：去你的法治，你们所谓的法治原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随后，各地连续发生底层民众闯入幼儿园、小学滥杀无辜的事件，随后是富士康年轻工人连续自杀，本田零部件工厂工人罢工。

就在此期间，媒体报道出另外一则消息：中国的富人正在大量移民。从经济学逻辑看，这是理性的选择。但是，这样的消息激起底层民众更大的愤怒。问题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富人真的可以逃避开社会与政治风险吗?

化解这样的社会与政治风险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富人们寻求和解。比起权贵，比起投机者，遭受本次工人觉醒运动直接冲击、从事实业的企业家群体是最值得寄予希望的。

无论如何，对这些企业家，人们还是持有某种同情态度的，在围绕着富士康的舆论风暴中，不乏对郭台铭的同情之声。毕竟，这些企业家投资企业，为那些身在农村的年轻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也够辛苦，很不容易。

同时，在精英群体中，大约只有企业家直接与劳工打交道，他们知道劳工的疾苦。他们更容易明白资本与劳动休戚与共的道理。不错，确实是他们向员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时代，这岗位是宝贵的。但他们也深知，没有劳工的高强度的劳动，他们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也就无从获得利润。

更进一步说，在社会各个精英群体中，企业家们对社会状态的了解恐怕是比较深入的。权贵眼里根本就没有底层民众的概念，他们以为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天上人间”。企业家群体则知道，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没有消费能力，不能维持体面生活。当然，企业家群体也比任何人更清楚政府的状况。

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企业家群体完全有可能自己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畸形的分配关系和企业文化。事实上，企业家群体似乎已经开始行动了。最近看到两条有点冲突的动态：

第一条，吴晓波先生在微博中提到：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

第二条，一位研究者提到：在广东某地开会，老板们说，我们一定要关心员工。他们责备企业管理者，不能再用这种粗暴的态度对待员工，企业家开始反思，觉得不能光关注精英阶层，要关注底层。

这或许可以代表企业家群体内部面对年轻工人的觉醒而形成的是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我赞成后一种策略。或许可以把这称为与劳工觉醒相对应的企业家的觉醒。这是一种道德觉醒，企业家职业的伦理觉醒。透过这种觉醒，企业家将对自己的利益产生一种明智的看法。纯粹考虑自己短期利益的人，或可说具有经济人的理性，却不能说具有明智的美德，而伟大的企业家最可珍贵的美德正是明智。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最为普遍、重要的组织。企业家不仅是经济过程的主导角色，也是塑造社会关系的关键角色。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总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创造与当时文化、精神、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企业组织形态。今天，劳动力结构实现了代际转换，年轻员工具有更为强烈的尊严感、权利意识，企业家群体业自然地应当实现代际替换，起码是企业家精神的自我升级，换言之，需要企业家创造出新的企业组织形态、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