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战线》编辑李华女士命我写篇介绍汪丁丁的文章，是不能拒绝的。噫，评论汪丁丁，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对于熟读汪丁丁的文章的人来说或许有一个同感——汪丁丁，丘实渊夷，几乎是个不可言说的谜。当然，作为恪守汪丁丁所坚持的“作为大众分享的对话的逻各斯”的立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他者做出自己的评论，然而若是诉诸于文字并公开发表，却不是总是合适的。因为，所谓评论“立基”于一个公允的立场是前提性的必要，可是“评论”一定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人生体悟”这一非常独特的视角对他者的很个人的看法，是很难真正保持一个公允的立场的，甚至，到底什么是“公允”的立场呢？另外，若是我们的“知识过程”足以涵盖汪丁丁的“知识过程”，作此一评论也未尝不可，可是，对于汪丁丁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勤奋的学者，我们作为比汪丁丁年轻一代人的后来者仍然要并不是妄自菲薄地说——在知识的掌握上对汪丁丁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诚然，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是任人评说的。汪丁丁，从他读书、问学之始直到至今，学术的意义对他仍然只是一种满足自身的本能的好奇，满足自己几乎不可抑止的对生命意义、对“根本问题”的关怀和追问。可是，在他的文章不断面世并不断激起于他之外的“主体间性”的反响时，在这一层意义上，汪丁丁，已经不仅属于他自己，他的学术关怀、他的思想取向，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公众性的话题——由此，我们说，我们有权利对汪丁丁发出些或深刻、或浅显、甚至是不着边际的评论。这是我们终于愿意写这篇文章的“合法性”基础吧。
云峰和我，有机会问学于丁丁老师、在丁丁老师指导下读书、与丁丁老师一起聊天，算是可以近距离看丁丁了。所以，二者的评论不免是要失之于主观的，为了避免陷于南方某位青年经济学业余爱好者对张五常先生式简单的肉麻吹捧——这当然是一个失之于厚道的评价，于是刘晶和梁捷，我们在网络评论版上结识的两位更年轻的、与本文的两位作者、与汪丁丁都不曾谋面的朋友（近期内梁捷来浙大听丁丁先生的课与丁丁先生有过一面），为我们的写作分担了更多的任务。汪丁丁，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论坛、北望经济学园社区里的热门话题，对于下面这篇文章，可以想见会在网络上面对多少的批评呢？让刘晶和梁捷的两支健笔去回应吧，因为，由本文所引起的所有的争议，总是由我们四人共同面对的。（苏振华）
对于汪丁丁的读者而言，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惑：这个人到底读了多少书呢？事实也是如此，以我们有限的阅读面而加以猜测，我们愿意相信，汪丁丁可能是学养最为深厚的学者——东西方皆然。我们仍然只是将此解释为汪丁丁的无与伦比的勤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汪丁丁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术于他，是一种志业，而非为稻粱谋的手段，这在日益功利化的学术界殊为难能可贵啊。汪丁丁长年徘徊与国内外之间，我们个人化的阅读感受是，这是一个颇显神秘的学者，为此，我们愿意将汪丁丁的生活经历和求学经历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汪丁丁关于儿时的记忆是屋子里有很多的书，可见其家学也颇渊源。1969年，汪丁丁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间，他结识了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哈尔滨老知青，听如泣如诉的琴声，读莎翁戏曲集，这是汪丁丁的心灵的第一次启蒙。1971年夏天，汪丁丁回到北京，“九一三”事件使他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命运。在三年内，他读完了家藏的马列全集和数百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历史书籍，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等文学书籍。这次读书经历是汪丁丁的第二次启蒙。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之后的两年，他读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两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汪丁丁的第三次启蒙。
1977汪丁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大学期间，他上课很少，更多的是在图书馆或家里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主要是黑格尔、罗素、休谟、康德的哲学，罗素的《哲学问题》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导言对汪丁丁有很大的影响。1981年，汪丁丁进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念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研究生，其间他又从《资本论》开始自学经济理论。1985年3月，汪丁丁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从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这应该是他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其间他日夜流连于夏威夷大学的图书馆，他曾写道，“从地下室的资料地图，到一层楼的参考书架和期刊阅览室，再到二层楼的数学物理生物，一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和东亚各国的旧期刊。我觉得那些架子上的书都是我的士兵，我在这些士兵的行列中间穿行，检阅，查看新的成员，寻找失踪的老兵。”1990年汪丁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东西方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员。1994年才正式脱离东西方中心。
从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汪丁丁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始于2000年汪丁丁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汪丁丁出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汪丁丁求学生涯中，并不曾得到世界级大师的指点。他主要是在图书馆自学、在书店获取最新的知识、利用宽带网检索资料下载阅读材料。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在欧洲期间，曾访问哈贝玛斯。在慕尼黑的斯坦湖边的哈贝玛斯家中，汪丁丁和哈贝玛斯“在暖和的阳光下谈了四个小时，从希腊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关系开始，涉及古往今来的主要哲学家的观点，甚至人品，最后谈到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此次交谈，汪丁丁进一步确信可以在他“自己的知识经济学与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之间找到共同基础”——这对于汪丁丁后来的学术取向非常重要。1998年，受《经济学消息报》之托，丁丁在美国采访了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是两次重要的思想之旅，我们期待着有关这两次思想之旅的文稿早日面世。
如果把学者分成生命大于学术与学术大于生命这两种类型的话，汪丁丁和杨小凯就正处于两极。汪丁丁的先天气质使他义无返顾地反抗学术分工，反抗被异化的命运，扮演了一个后现代知识英雄的角色。他自己很清楚前途的危险，他说，“‘投入未知’，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冲动。我说的‘丧失合法性’，是指在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专业领域之内以及你专业以外的一切领域里，你都必须努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来重新获得你自己话语的合法性。所以这一‘出走’是很危险的，在分工社会里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汪丁丁最喜欢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哈耶克思想研究
近年来，所谓“自由右派”和“新左派”学者群之间的争论引起国内知识界广泛关注。哈耶克，这位当代最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是“右派”学者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汪丁丁，因为他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为学界所瞩目，而被视为“自由右派”的重要代表。是的，汪丁丁，这位“复杂的自由主义”学者、这位遍览诸家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哈耶克思想对他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而他在对哈耶克的解读中所凸现的重要洞见使他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哈耶克思想的研究者（随便提及，邓正来先生关于哈耶克思想研究作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固然，《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这几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我们粗略地将滥觞于斯密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进路予以两分，其一是马歇尔以降的新古典主流理论，另外是门格尔至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前者以均衡分析为依归，后者更重视对经济思想质素的研究。汪丁丁，缘于其“先天性的哲学气质”，走进奥地利传统是必然的。哈耶克作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非凡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对于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是市场经济最为彻底的捍卫者和计划经济不妥协的批判者，若是没有他们所开创的市场经济的知识论基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或许会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其二，有论者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的，反对专制传统、启蒙自由精神，哈耶克思想是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基于此，汪丁丁对哈耶克思想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满“中国问题”关怀的。汪丁丁对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重要洞见大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哈耶克“演进理性”的认识论基础阐释
演进理性和建构理性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时髦话语，但是最早历清演进理性哲学基础的是汪丁丁，汪丁丁的著名论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的西方思想史。在哈耶克的语境中，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互为反动，这须回到“休谟问题”和“笛卡儿问题”，由此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由之发端的古希腊哲学中去，也就是赫拉克立特(Heraclitus)的经验主义同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理性主义的分歧。
“人”的“存在”必然产生因为对未来的幻想而激发的改造现状的欲望，这就产生了指导人们行为 的两个基本进路：一个是基于现状的，对未来可能实现的各种状态的思考和评判；一个是基于未来的，对现状实行改造的各种计划及其评判。汪丁丁认为，前者是基于“传统”的思考，后者是基于“乌托邦 ”的思考。
在哲学认识论中，笛卡儿的理性建构主义是乌托邦式的解释世界的思路。他所依据的唯一工具是基于逻辑的理性(不同于做为理智的理性)。笛卡儿的理由是，如果一个正在思考的“自我”说：“自我并不存在”，我们就陷入两难：(1)若相信这个思考，则自我不存在意味着思考也不存在(因为“自我”的定义就是做为主体的“思考”)，既然思考并不存在，思考所得的结论也就不真，所以不应当相信这个思考。(2)如果不相信这个思考，也就意味着“自我”是存在的，从而“自我”的思考是存在的，“自我”当然相信这同一个“自我”思考所得的结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儿导出“心物二元”的世界观。然后理性的“心”为无理性的“物”立法，构造一个对应于物的世界的在心里的世界。笛卡儿相信，如数学家那样，理性可以理解客体并构造一个完整的心中的世界。然而哥德尔证明了“没有完备而无矛盾的逻辑体系”之后，笛卡儿的理想实际上已经破灭。由此要回到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源于对政治学中“社会契约论”的质疑。休谟指出，契约论虽然立足于理性，却无法用理性证明为什么自利的个人可以在第一次社会契约签订之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履行契约；更进一步的追问是，为什么一次订立的社会契约能够子子孙孙传下来而仍然有效。休谟的回答是，事实是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契约，有的只是基于“习俗”的权威，而习俗或传统是没有理性可言的。
从培根以来占主导的看法是，科学进步应当从收集事实开始，归纳出有规律的东西，提出规律并检验之；再从新的事实出发，再提出新的理论，再检验之。所以“归纳”是一切科学由以立基的方法。若不如此，试问一个科学定律何以为人类理性所认可？但是休谟问题是，我们认为“定律”的东西，其实只是在至今为止的有限次的实验里被证实了，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看见了有限只白天鹅后就认为“所有的”(无限多的)天鹅都是白的。休谟哲学于是为人类理性划定了界限：我只知道我感觉到的事情，我不可能知道关于我感觉以外的任何陈述是否真确。
在休谟与卡尔•波普之间，康德是承前启后的人物。自从休谟提了这个问题以后，康德遂认为认为休谟问题是他的哲学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康德看来，虽然如休谟所言，我们的知识无法超越我们的感觉，但科学仍是可能的，因为人类须承认“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实质上是基于一些先于经验的东西的，例如人对“归纳原理”的相信，人的这些“信仰”已经超出人的理性、经验和一切其他知识的范围。于是康德找到的结果是：“人类理性为自然立法”。
波普哲学可以视做对康德理性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是“回到休谟”。波普完全不能接受德国式的思辨的“超验范畴”。他认为康德的努力实际上把本来应当接受经验检验的培根意义上的“科学”，放置在了无法实证检验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从而模糊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现在波普的否证主义（证伪主义）已为国内知识界所熟悉。波普的出发点是强调“归纳原理”不适用于科学，不能作为科学的基础。对休谟问题，波普找到的解答是知识的真确性只能通过从一组全称命题演绎出来的一组在每一次实验环境下可以被否证的陈述，在每一次具体实践中得到支持性的检验，而且这些有限次的支持性检验必须开放给未来的无限次检验，通过不断地与其他的理论（也都表述为一组全称命题）竞争求得生存。波普认为科学假说永远不能被证实为真；科学家能够做的只是通过不断的检验增加一个假说的可信度。而且通常更能够促进科学进步的是提出更多的假说去与这个假说竞争，在激烈的竞争和否证中淘汰可信度低的假说，维护一个权威的假说只会使科学丧失生命力。波普根据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又进一步论证说，科学家通常只能从学术传统遇到的问题中发现新的假说并找到否证的方法。
哈耶克，除了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和康德道德哲学的传统以外，由于长期客居英国他又浸淫于英国经验主义(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传统中，并且与波普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二者相互影响至深。“演进理性”是哈耶克为他和波普的理性概念起的名字。哈耶克关于理性向传统学习的思想，于是在波普的知识论中找到了扎实的基础。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提出的重要看法是：理性永远不可能理解和设计传统，理性只是传统的产物。理性最多只能局部地（边际地）改变传统。哈耶克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地，彻底地了解另一个人，所以，没有一群人可以做到彻底交流。第二，传统的传承是大范围事件，是由许多人的心灵接受（否则成不了“传统”）和传递下去的。由此，所以没有一群人能够彻底了解“传统”的意义和价值。那些试图设计和改造人类未来的人（主要是一些政治家，和不真懂得科学逻辑的工程师），他们的错误在于对理性抱了过高的期望，所谓“致命的自负”。他们也许有良好的愿望(例如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制度一旦实行就会变成倾向于控制人们思想的制度。如果思想受了控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将会枯竭。长期以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其效率不下降。因为效率就是千千万万人日常劳动中不断改善成效的创新努力。至此，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从哲学的层面给予了最彻底的批判。
2.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
如我们“被毒化了的语言”，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均已被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烙印。“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什么？《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这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洞见，然而却似乎并没有引起哈耶克思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汪丁丁洞察到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这须从“自发秩序”说起，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试图回答，社会制度是如何作为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这在斯密哪里，被总结为“看不见的手”，就这一论断本身而言，基本上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然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知识论基础却并不广为人知。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汪丁丁认为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1）这个秩序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为了确保“自发性”，哈耶克认为只能实行产权的分立，通过竞争达到合作。（2）除了市场那样的“产权分立”之外，这个秩序必须是能够“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汪丁丁认为，正是由于扩展秩序概念的这第二个重要内容，哈耶克放弃使用“自发秩序”而代之以“扩展秩序”的名称。将“资本主义”刻划为“扩展秩序”，“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被抽象为一种普适的社会发展观。“秩序”得以自发“扩展“的前提是坚持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和个人主义立场，我们认为汪丁丁对此洞察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对哈耶克思想研究本身，它昭示了更广泛性的时代意义。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话语中几乎是以贬义词的色彩出现的，我们是一个强调个人为集体、为民族的牺牲精神的国度，个人的意义是渺小的；受马克思经济学熏陶的几代人也差不多奉劳动价值论为基本教条，这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论。然而，若价值为客观可观测、可计算，那么理论上我们的社会只需要一个万能的统治者即可，因为整个社会所有人的价值取向均是客观的，由此由自己作选择和他人代替作选择是无差异的，计划经济遂在理论上得以成立。另外，在我们这个专制传统的国度里，颂扬个人主义精神是尤其必要的，我们说，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所谓民族利益一定要落实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据此反对如何打着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标、而实实在在损害个体利益的主张。可以说，个人自由和主观价值论是我们争取基本权利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在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论说中，由于个人价值的不可观测，所以任何试图对社会进行整体设计的努力都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唯有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有可能满足不同个人千差万别的需求，由此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汪丁丁经常引用的哈耶克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创新的社会”。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者的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做为市场经济捍卫者的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质不过是可以抽象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已。由此可以看到，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中，若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是多么的苍白。
3.分立的产权
汪丁丁关于哈耶克研究的命题二是：超个人的秩序是个人自由、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们知道，对于“转型中国”而言，讨论“产权”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产权经济学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显学”是很自然的事情，持有经济学学位的汪丁丁对哈耶克的“产权理论”有特别的挖掘是顺理成章的。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援引洛克的话说：“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正义。”如果人们想要自由、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并声称“分立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
私有产权，哈耶克愿意指称为“分立的财产”。在哈耶克看来，“私有财产”这个名称没有表达出真正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意义上的财产概念。财产的功能是为每个人划定一块消极自由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这就意味着，个人的财产完全不能是绝对“私人”的，它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边界”，是只有通过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够予以保护的私人领域的边界①。因此它不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public)”。其次，哈耶克把“私有财产”改成“分立的财产”，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竞争。汪丁丁的阐释是，在一个产权明确但全部财产归一个“所有者”所有的社会中是不会有市场竞争的，因此产权的明确与否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凡是不明确产权的经济必定早已经消失了如“公地的悲剧”——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洞见。这让我们马上想起近些年来颇有影响的“超产权论”——在其表象下的“逻辑自洽性”中所不能掩饰的其内在思想（或现实层面）上的贫困。我们也看到了这与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的产权思想的某种“理论同源性”。我们也一定会记起汪丁丁先生的挚友周其仁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质疑中国电信垄断的系列文章中所阐发的关于产权的洞见：所谓竞争一定是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在同一个产权主体之间是无所谓“竞争”可言的，市场、产权、竞争不过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我们当然也就回忆起阿尔钦的伟大思想：竞争、资源稀缺、歧视、行为约束、财产权利，实质上是五个等价的命题而已。
汪丁丁的进一步的阐释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什么样的产权。只有当财产权利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时，不同的利益发生冲突，才会产生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活动，竞争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承认资源稀缺，就不得不承认自利的人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我们于是必须接受一定方式的竞争标准或“歧视”的方式。有竞争就必然有某种歧视准则，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拜物教的歧视准则是“货币”——出价高者得，价格竞争的背后是效率上的竞争，而建立效率竞争要求建立个人的财产权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公有制”在“效率”意义上的贫困。
我们是不是可以接过汪丁丁的论述而换用一种更彻底的表述方式：分立的产权，即是自由、是善、是正义、是生命、是逻各斯、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4.演进道德：市场社会道德基础研究
这个问题是汪丁丁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
时下，“信用经济”已成为时髦话语。汪丁丁关于“信用经济”的系统性论述已愈十年，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是深植于哈耶克传统之中的。只是，他的《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文的论述太过艰深或晦涩，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响。
在哈耶克的体系中，隐含一个内在的紧张，基于演进理性立场，是难以回答“道德传统如何演变”这一问题的。作为哈耶克的学生，林毓生先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出的解决办法是谋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就林毓生对此的论述而言，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因此，所谓“创造性转化”存在着被庸俗化的危险。概而言之，汪丁丁认为，“演进理性”与“演进道德”之间仍然是可通约的，勾连二者的，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大众分享的逻各斯立场。
为什么要讨论“道德”问题？在“现代性”的论说中，市场秩序的扩展带来两方面的危机：1.发展的危机，这是普世的危机，如发展中的“人”与“环境”的危机；2.超验的危机，这是反思的危机，如在发展中，我们须反思“生命”、“发展”的意义，否则，社会将可能陷入“不合作的陷阱”而瓦解社会的存在。由于分立的知识、分立的产权、主观价值，市场秩序要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扩展，社会须存在一个关于“合作”的共识，由此，“道德”问题凸显。
勾连“市场”与“道德”，有两种倾向：其一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一致性；其二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相反性。在第二种倾向下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1.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市场活动势必瓦解传统价值，并且最终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2.道德虚无主义立场。基本论断是，传统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必须放弃的。 从中国学者对市场与道德问题的论说中可以看到，在上述的第一种倾向内又分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1.以市场行为取代道德行为的立场。在市场行为中根本没有必要讨论道德问题和担心社会道德基础的瓦解，因为“市场”本身已经包含了道德论说，如“明智的效用主义”。2.强调在市场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和二者之间的紧张，并且强调这种紧张关系完全可能将“市场”与“道德”这一对范畴同时毁灭，最终将社会导入如独裁统治下的经济秩序，或者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混乱。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思想是这一立场的重要表述之一。汪丁丁认为，哈耶克所主张的，并且汇合了后期的布坎南思想的道德哲学立场，汪丁丁称之为的“演进道德”(evolutionary morality)当是市场社会可欲的道德基础。演进道德所强调的是道德的“演进性”，正是由于承认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相信存在着使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决或转型的社会生存机制，才可能看到那个内在于社会道德传统的，促使道德传统不断演变的动力。
道德哲学之存在，须回答“知”的问题，原因在于：对于一个不能“知”的人而言，是无所谓“道德选择”的。汪丁丁强调，任何道德选择都必须是行为主体能够充分意识到行为后果的行为选择，也只是在行为主体对行为的后果有所“知”的程度上，行为主体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换句话说，康德的“道德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之有效性首先要依赖于每一个处在行为主体位置上的人对所处的场合(situation)有着同等程度的“知”，否则就不能逻辑地推出“每一个人在这一场合都应如此行动”的普遍一致性(universality)。“知”，在“科学主义”的领域内可以说是非常“客观的”，不会在不同的认知主体间造成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而即使形成巨大差异，也不会导致社会道德共识的瓦解。然而，“知”，在社会实践的领域内往往在认识的主体之间形成而且不得不形成巨大的差异，因为，“此在”永远不可能完全投入到“他者”之中。但是，汪丁丁还是认为，“不可交流性”是一个太强的假设，应当代之以一个更符合现实的从而包容性更强的假设，这就是基于“均衡”形成的“经验”、“传统”是可以“分享”的。
在存在主义看来，人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被“抛到一个特定社会里”。一个“特定”的个人被一个偶然事件投入到一个“特定”社会里，由此开始了他(她)的命程(destiny)，这具有双重的偶然性，必然带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为缓解这种紧张，大多数个体必然会通过对自己生存条件的反复阐释得到新的“意义”，从而在心理上达成某种平衡。正是在这种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个体形了关于“自我”的意识，形成了关于“世界”的观念或“世界观”——建立“意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个体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个体“成长”的过程。在“成长”历程中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主体之间“分享着的经验”(shared experience)是一切“意义”的基础，是任何事情变得有意义的前提。
“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有三重涵义：第一重涵义是“生理－心理”层次上的，是“知”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自我”首先须是一个记忆主体。第二重涵义是“认知”层次上的， “自我”做为记忆主体所记存的内容必须是对“此在”有“意义”的东西。第三重涵义是“存在—共在”层次上的，“此在”只能够通过与其他的“自我”交流而建立任何事物对于“自我”的意义。此外，汪丁丁指出，在讨论“自我”的真实性时还须提出的一个必要条件——“自我”必须是一组“意义”的稳定的联合体，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因果性联系。汪丁丁的上述关于“自我”的讨论，澄清了道德认知的出发点，从而可以避免从固定不变的“人性”出发的古典式的道德论说。“人性”不是亘古不变的，“人性”是在双重偶然性之下被抛入特定社会的特定个人的“历史性”的表现，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物质生活和意义世界发展得越是复杂，生命过程从而“人性”就越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由此，“道德”当然是“演进”的。所以，“演进道德”不能同意后现代理论对人类社会制度所持的“整体性摧毁”的态度，道德演进所坚持的是保存现有的社会制度，从而有可能对其有所“扬弃”。“自我”只能分享我所在的那个传统的经验和理性，只有当“自我”进入和参与另外的文化传统中的博弈时，“自我”才可能分享和理解那个传统的经验和理性——“理性”不再是出发点，“理性”是一个过程。
以上论述回答了“知”的问题，澄清了“主体间性”的存在性，那么须构造一个使“主体间性”得以实现的交往过程。如叔本华所说，稳定的因果性联想是使主体得以区分现实与虚幻的唯一根据，于是“均衡”，在汪丁丁的道德哲学论说中于是具有了关键的认识论地位。均衡，是交往的认识论前提，如果主体之间的“交往”，永远达不到某个均衡状态，那么主体是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共享着的经验事件。在这里，“均衡”，是“纳什均衡”意义上的均衡。汪丁丁关于纳什均衡意义的天才的阐释是，“均衡的意义在于：(1)它指示给个体如何使行为互相兼容。于是个体从均衡状态学习如何是理性以及更重要的，如何是“道德”行为；(2)每一个个体的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均衡的实现。个体从而能够参与决定自己的生命过程。”
回到演进理性中的市场秩序扩展，哈耶克“扩展秩序”概念的历史原型西欧资本主义是从西欧的传统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对一切非欧洲传统的社会而言，那只是“历史的偶然”。由于哈耶克某种程度上的“传统决定论”，而特定社会的传统不尽相同，那么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才将理性和道德的演进引导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向上去，如梁漱溟先生指出，封闭的中国在发展五千年也生发出不了“资本主义”，无疑，这一学理上的论述让我们非常的悲观。基于中国的传统，我们怎样建设我们的市场经济？为消解这一紧张，哈耶克更多地是借助于族群竞争来回答文化和道德传统演变的问题，尽管他本人曾经反复申明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仍然受到其他学者例如布坎南的抨击。汪丁丁的回答是，传统必须而且可以被我们改变，通过对我们的传统的重新阐释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系列，从而使我们理性和道德的演进方向与“扩展秩序”相适应。
道德的演进不是“革命”，它必须依托着它自身的传统实现其演进。另一方面，道德演进不是“停滞”，它要求从内部不断找到创新的力量。“创新”在严格意义上必须是个体的行为，而“传统”却是由多数人共同维持的规范。在“个体—社会”的紧张关系下，道德演进的动力来源于每一个体为缓解和外化其“个体—社会”紧张关系所做的寻求“意义”的努力。
汪丁丁的重要洞见是，个体之能够影响其他的个体、不同个体能够通过“均衡”分享传统经验，这种分享的经验使得个体之间的理解“知”变成可能、使得“意义”具有某种主体间性，其认识论基础在于现代哲学阐释学、存在哲学、和哈贝玛斯的交往理论，由此上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作为“对话的大众分享的逻各斯”精神。在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中，逻各斯的具体形态就是“对话”，逻各斯不仅以逻辑和数学的形态表达自己，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话过程揭示自己。因为一切个体均分享不同的独立理解的传统经验和创新的意义，个体通过“对话”（社会交往）建立意义（使自我和他人意识到偏离传统的行为确实具有某种意义）成为可能，并且影响其他的个体对传统的均衡行为的解释。传统于是发生改变，传统所提供的道德论说于是发生改变，通过传统习得理性和道德意识的个体的道德于是发生改变。
至此，汪丁丁终于可以说，“道德的演进、理性的演进、个体对生存问题的解决，这些演进都是通过社会交往(行为和语言)的均衡状态而实现的。市场交换所意味着的互利关系无疑是道德演进和理性演进的一个重要激励。另一方面，理性所要求的‘普遍一致性’(例如‘法治’)则倾向于将市场秩序扩展到一切理性的人群中去，从而达到更大的规模经济。在更加广大的人群中实现了的市场秩序反过来强化理性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原则。如此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构成我心目中的演进道德和演进理性。”
以上论说，上下五千年。那么，在实践层面上，建设我们自己的市场经济，须秉持的道德立场是什么？非常的简单，这就是对产权的尊重与保护和信誉机制的建立。“产权”是洛克意义上的产权，对生命的尊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财产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信誉”是休谟意义上的信誉，包含三条自然律：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以及承诺的兑现。如此，社会分工、市场秩序才能够从“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扩展到全社会之中。如汪丁丁反复强调的，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恪守，对企业家创新的鼓励和创新利润的保护。所以哈耶克说，“一个伟大的社会必须是鼓励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创新”的社会。
须简单交代一下的是，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实现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猜测，汪丁丁对此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答案，这就是基于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制度分析”（关于汪丁丁的“制度分析”的基本思想，后文有具体的论述）。
5.哈耶克研究的“中国意义”
汪丁丁对哈耶克思想的研究与挖掘并不仅只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其中更重要的是昭示了对“中国问题”的回答。若我们不读懂哈耶克，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意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讨论在中国进行所谓自由主义的启蒙呢。在汪丁丁的哈耶克研究中所具体阐释的如自由、公正、平等、道德、义利之辩等多维度的结论，可以对“新左派”诸学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作出全面的回应。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不夸张的说，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阐释，基本上可以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我们反复而繁琐地论述了汪丁丁对哈耶克思想的解读，其原因在于，有耐心的读者将会看到，哈耶克的理论对汪丁丁的思想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二 经济发展理论
最初，汪丁丁是以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认识的。他第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是载于“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汤敏，茅于轼主编，1989)中的“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课题”。罗马塞特，汪丁丁的导师之一，一位著名的资源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家，受他影响，汪丁丁在发展经济学上下过许多功夫。在这篇文章里，汪丁丁熟练地使用动态最优技术，解决了一个霍太林资源定价问题。动态最优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这种技术已被多数经济学研究生掌握。但在10多年前，这种数学方法对多数人还是十分陌生的。
从这以后，汪丁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展示他的数学训练。数学是好的仆人坏的主人，因此直到他发现必须用代数方法为知识经济学构建一般均衡的基础时，他才想起了这个”仆人”。
1992年以来，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汪丁丁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
从“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开始，“制度”成为了汪丁丁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他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从1992年汪丁丁开始发表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论文，到2002年他出版第一本专著，关于“制度经济学”的讲义（《制度分析基础》），前后相隔10年。这10年中，他的思路的演进与拓展成为我们了解汪丁丁思想的关键。汪丁丁与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张五常、巴泽尔亦师亦友，所以对制度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无论新旧制度经济学家，被诘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制度的定义。最初，汪丁丁是沿着标准定义进行努力的，他将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这样就与定义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状态”的“技术”区分开来。
而在传统发展理论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即传统意义上的创新)。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同样重要。汪丁丁曾综述过鲍莫尔与斯蒂格勒的分歧，所以他很清楚，从动态的角度，我们无法从数学上区分这两种进步。所以在以后许多随笔中，汪丁丁使用了大量例子来说明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毫无疑问，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就是IT与网络的发展，这就是他以后开始致力于观察“网络经济学”的发端。
汪丁丁是从经典的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开始引介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初，他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来定义制度，这显然是受到诺斯的影响。博弈论维度的制度定义，是最严格的也是范畴最小的概念；诺斯将制度区分为规则(正式制度)与习惯(非正式制度)。前者经过巴泽尔、阿尔钦等人的界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习惯则难于被经济学工具处理，但诺斯、尼尔森和温特等将文化、意识形态和演进的视角引入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汪丁丁综述了以上的经典理论以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如何用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来进行综合。
制度分析的另一种重要思路是奥地利学派的进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熊彼特与哈耶克以及奈特等人的理论。熊彼特指出在零利润环境中没有创新；奈特进一步分析，只有存在不确定性时，创新才会发生；哈耶克更进一步，集中分配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它高估了人类理性，更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利润、也就不存在创新。不存在创新的社会注定要被淘汰。因为创新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所以说它是动态的经济学，是演进的经济学。
汪丁丁在静态制度分析方面受到新制度学派的影响。在制度的动态演进方面，汪丁丁则吸收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最初的成果就是那篇“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进展与反思”
1994年，汪丁丁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进展与反思》。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入选了当年天则研究所编的《中国经济学》。现在所有经济系学生都非常熟悉的贝克尔在1992年QJE上发表的论文，就是汪丁丁首次通过这篇文章引介的。文中，汪丁丁对近几十年兴起的相关的发展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汪丁丁试图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分工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自发秩序扩展理论等，提出一种广义的，包容性最大的“经济发展通论”。
在汪丁丁看来，经济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它是从某一初始文明出发，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不断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初始文明中的秩序是“道德共同体”。在最初道德认同的前提下，人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从而交易得以进行（这一思想在前文哈耶克研究中有详细的阐述，我们看到，汪丁丁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分工的好处须通过交易才能得以实现，交易是一个过程，是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市场过程”和交易制度演进的过程。伴随着分工的过程，专业知识也逐渐积累，我们就可以引入制度变迁理论。由于路径依赖、固定成本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作为知识载体的制度、物质资本、权力资本等要素，一旦存在就很难改变其结构。一旦制度和所提供的制度激励朝着有利于专家获取规模收益的方向确定下来，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主义会表现为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反过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加速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于是，人力资本和一般性知识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制度进步与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制度的进一步的演化方向还与企业家想象的有利可图的方向，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哈耶克所说的，理想社会是制度保障、鼓励个人充分创新的社会（这一点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但是正如布坎南对哈耶克的批评，哈耶克并没有指出从现存社会向“理想”社会演进的路径，布坎南的看法是，“与时俱进”地对宪法的修订和再缔约是必要的①。
当分工演进产生“外部性”时，有几种解决方法。第一种，通过建立新的产权关系把外部效应内部化；第二种，建立新的分工获取该种外部性的规模效应；第三，当这种产权外部性由巴泽尔描述的“公共领域”引起时，必须通过专家和技术手段减少相关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企业家组织分工形成的均衡（动态均衡）成为一个组织形式②。最后，汪丁丁指出，当我们试图把这种微观组织形式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去时，信仰、神召、家族、民族、国家等文化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分析制度的演进，必须同时考虑文化的演进。甚至在某些发达国家，人们财富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劳动分工已经开始了非专业化过程，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三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时髦的话语，然而，引用者众，真正洞察“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涵义者少，国内的引用甚至都偏离了张五常的经典定义——“交易费用”在中国经济学界面临被庸俗化的危险！汪丁丁的《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产权博弈》这三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文章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这真是令人遗憾③。
汪丁丁比较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这一静一动两种进路。但他不满足于任何一条进路。他的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努力把交易费用范式转换成博弈均衡的范式，这样，就可以借助博弈论这一有力的工具对制度进行分析了。随着现在演进博弈的发展，博弈论也被拓展到动态分析，于是博弈论就成为最有希望统一经济理论的工具了。具体的，汪丁丁指出了交易费用范式在制度分析中的几方面的局限性。
1.经济学家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并不能例外，否则，这就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交易费用必须与经济学传统中的机会成本思想保持一致！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到制度分析之中时，交易费用应当被理解为可以选择交易制度的情况下，由于选择了某个交易制度、而放弃其它制度的“机会成本”。但是，我们对“制度”有“选择”的机会吗？既便如此，“交易费用”如何能够与“技术费用”彻底分离？
2.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制度成本必须是所有机会成本的某种综合。于是，这就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因为凡是对主观价值做的任何综合，都必须面对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基本困境－阿罗不可能定理。另一方面，任何坚持以主观价值来衡量机会成本的交易费用定义，必须面临个人选择无法决定交易制度这个困境。
3.交易费用概念无法被应用于公共选择场合或者个体选择的外部效应非常严重的场合。而在纯粹个人选择的情况下，对制度的“选择”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交易费用”分析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它必须假定制度的整体框架是不变的，它不能用于理解制度的整体变迁。
4.但是，在一般均衡或者博弈均衡中，交易费用在操作上根本无法同其他成本区分开来。
于是，这种转型的努力体现在他的“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他说，“彻底的产权分析需要一种博弈论的眼光，而在博弈论的眼光下，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是同时被博弈决定的，正好像寻租者们的博弈均衡不仅决定了资源在人们之间的配置，也同时界定了寻租者们对资源的不同的权力。”
在我们看来，汪丁丁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他意识到以局部均衡分析为工具的交易费用理论，尽管相当有成效地在广泛的领域获得应用，却没有解决自身的逻辑问题。汪丁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必须融入奥地利学派及其哲学认识论的传统中去，这样才能将其动态化，才能从演进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变迁。
另外汪丁丁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与知识、制度、企业家能力等要素有关的市场函数的等产出曲线不一定满足凸性。事实上，大量关于收益递增的研究指出这些要素是非凸的。这就给一般均衡处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因为意识到这个状况，汪丁丁开始转向研究这些要素的微观基础。这些工作与杨小凯教授的研究相呼应，或者说，杨小凯和汪丁丁，是唯有的两位真正意识到“报酬递增”问题是“问题”华人学者。
四 知识、理性与创新的微观基础
1996年，汪丁丁的思想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知识对于制度的关键作用。于是他从“制度的知识”转向了“知识的制度”。这一“知识学转向”成为他日后研究的基础。他将1996年准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命名为“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虽然最后改名为“产权博弈”，但已经显示出他对知识特征的强烈兴趣。到1997年，汪丁丁发表了“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及其相关经济学”，这标志着汪丁丁完全转向了“知识经济学”。他说，“我发现解释存在的制度时，我必须在博弈论中引进知识传统的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最终必须向着知识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这个过程以两篇文章为标志，一篇是“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及其相关经济学”，另一篇是“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
经过多种尝试，汪丁丁重点分析了三组对立的概念，或者说从三组基本模型开始分析基于知识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把知识作为分析的对象，用传统经济学模型来研究它的性质：第一对概念是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第二对概念是绝对理性和有限理性；第三对概念是创新与规范。
为了研究动态的制度和知识的演进，汪丁丁选择了博弈论的框架。他说，“‘社会’，是一群人行为的 ‘均衡’。如果人们的选择具有某种连续性，那么交互作用着的许多人的选择总会达到‘选择集合映射’的某个‘不动点’，也就是均衡。”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包含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连续性”、“交互作用”、“不动点”、“均衡”等等。通过对这几个关键字的阐述，知识学的核心内容随之展开。
我们具体来看这几个关键字，“连续性”。汪丁丁是第一个将这个数学概念推广到社会科学研究，他说，“连续性，除了可以用标准的数学分析语言来定义或解释，还可以或更应当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定义或解释。但任何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必定是在那门科学的具体环境中对‘连续性’做的阐释，因此而成为用数学分析语言定义的‘连续性’概念的具体化。”对于“连续性”，汪丁丁又是从三个维度来讨论的。
第一个维度，是“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为逻辑上的同一性，是认识论的基础。汪丁丁说，“当我说一件事情是它自身(A=A)的时候，我象黑格尔那样，实际上首先传达了另一句话:那件事情不是它自身以外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对这件事情的‘界定’---我的理性对这件事情的边界的规划(立法)。至于我对事物的界定是否与我的对话者的界定一致或者说在我们各自对世界分类的基础上规划的对‘此事’概念的界定是否是完全重合的集合，这是对话和演进理性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关心的首先是任何界定能够被我的理性接受的前提---连续性。”
第二个维度就是“思”的连续性。 这是对上一个维度——认识论的拓展。知识是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演进动态博弈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用汪丁丁的数学语言来表述，“也就是说，我的每一次体验只是和我以前的体验相迭加，才改变了我对一个命题的相信程度。一个经验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它的概率密度的积分。而‘积分’就是互补性的体现，也就是渐进性质的体现。这是知识的渐进性质的第二层意义的说明。”我们下文将要讨论汪丁丁提出的“知识的互补性”。在这里，知识的连续性是互补性的基础，因为只有连续性才能保证可以被积分。而且，这里讨论的知识连续性并不局限于个体层面上，我们可以通过交往理性将其推广至社会传统，“知识积累不仅在个人经验中是有限的从而是连续的，而且在社会的文化的生物的认知传统中也是有限的从而是连续的。博兰霓观察到科学发展的微观过程是‘个人知识’的获取和融入于某个知识传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最后，我们回到不动点理论，也就是马歇尔经济学中的“均衡”。凸性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概念。连续性与凸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比凸性要弱得多。正是通过纳什的杰出工作，我们可以把凸性转换成对连续性的讨论。汪丁丁指出，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映射的上半连续性，“所谓‘映射’就是对应于自变量的一个点，因变量可以取一个集合为这个点的‘映象’。于是连续函数所要求的收敛的点列在连续映射这里就变成了要求一个‘集合列’的收敛性。”非合作博弈被广泛地运用于描述社会生活，正是纳什均衡指出了不动点的存在，即解的存在。但现实生活与数学模型的不同在于，人们的互相交往，必须以能够交流为前提。所以，在这里，人们的交往必然受到历史局限性的约束。第一，个体必须和只能从传统习得理性，个体对现实均衡的阐释于是被限制在个体有限的经验之内。第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和只能借助于人们共享的那部分知识才是现实可行的。分析到这里，汪丁丁终于把均衡这个概念与哈耶克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他说，博弈均衡原本就不是理性的个体能够选择的。这是个体选择与所谓“集体选择”的根本不同之处。“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阿罗和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就成为了市场有效性（或者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石。一般均衡虽然重要，但因为它难于运用，所以不如局部均衡那么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但它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我们可以观察到，知识区别于传统产业的最大特征就是边际报酬递增，这意味着它在数学上是非凸的，传统一般均衡定理并不能作为知识的一般均衡的基础。
接着，汪丁丁又指出知识具有“互补性”的特点。他说，“每当新的事实否证了某一层次上某些假设时，我们必定试图修正该层次的其他假设和更高层次上的相关假设。结果不仅给其他学科里的假设也带来危机，而且我们不知道先修正哪一部分假设更好。波劳克在《当代知识论》里打了个比喻说知识论的全部想法就是研究怎样在大洋中间重建一艘。意思是在一个假设系统中先拆任何一部分都不行，必须同时调整全部的假设。这就是知识的‘结构’。显然，知识的这种结构也就是知识各部分间的‘互补性’。换句话说，知识的互补性产生于人类思维逻辑最基本的三段式和因果性联想。”互补性这个概念在数学与经济学的处理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博弈论中只存在着两种策略性行为，互替与互补，而互补性在数学上很难处理。汪丁丁曾指出过，传统的制度分析在模型化过程中，始终要面对一个困境——究竟应该将制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还是状态变量？知识也是一样，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互补性”。如何用严格的数学工具来处理知识这个对象，成为知识经济学中首要的难题。
只有具有一般均衡基础的理论框架，才是逻辑上严格自洽的。深谙经济思想史的汪丁丁深知这个基础的重要性，否则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无本之木，他自己就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理论框架中一般均衡基础的缺失。为了替他倾注心血的“知识经济学”寻找一般均衡基础，汪丁丁放眼最新的数学进展，寻找合适的武器。分析、拓扑、都已经不管用了，终于，他在代数理论中找到了这种新式武器－格论。
2001年，汪丁丁以一篇《概念格，互补性与塔尔斯基不动点》展示了他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努力，这也是这种代数理论首次被引进国内经济学界。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汪丁丁将对知识产品分析所需要的凸条件转变成塔尔斯基不动点所需要的单调性条件。这样，汪丁丁就能利用最新的超模态博弈对制度互补性的发展，成功地解释了他一直阐发的知识互补性。
另一个维度是理性假设。汪丁丁对理性假设的分析乃是基于他对奥地利学派(包括与之相关的古典认识论)的研究。完备理性的假设是自马歇尔以降的边际分析的前提之一。经济分析的彻底性要求对行为做边际分析，而行为主体仅当具备了完备理性能力时，才有能力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边际量相等的均衡状态。边际分析在理论上的好处在于其精确性，精确性在理性的实践中可以为行动提供更明白的方案及行动指南。汪丁丁一直很推崇西蒙教授的方法论。继“有限理性”获得诺奖以后，西蒙教授晚年一直提倡一种作为过程的理性，这种分析范式与主流经济学的实质理性针锋相对。放眼近年经济学的进展，从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预期，到子博弈完美均衡，主流经济学仍然完全笼罩在这种完备理性的假设下。但这种假设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演进的，因此无法容纳“学习”。借用韦伯的话，是“工具理性”淹没了“价值理性”。汪丁丁借用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进一步分析了理性在演进过程中的形成与稳定。在《卢卡斯批判及批判的批判》中，汪丁丁对当时主流经济学陷入理性的误区深表忧虑，1995年的诺奖却肯定了这个方向的工作，这正是晚年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负”。
时过境迁，2001、2002年的诺奖分别颁给行为经济学家。汪丁丁立刻指出，这意味着经济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行为学转向。建立在有限理性思想上的行为学的兴起，这不正是汪丁丁深邃眼光的最好注脚吗？其实从汪丁丁对方法论的讨论中，已经能看出他的这条理论取向了。周其仁是对汪丁丁影响最大的国内学者之一，与周其仁一样，汪丁丁对现实社会总报以好奇的眼光。他在《财经》杂志主持的“边缘”专栏，就是用各种理论对真实社会的一则现象作出解释。他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篇文章中借西蒙之口嘲笑了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还把他的一本文集命名为《直面现象》，充分表明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取向。
博弈论揭示了相互作用着的理性决策过程的种种矛盾和不可能性。当所有的游戏者都看到多个均衡状态的可能性时，游戏最终均衡于哪一个状态，要取决于全体游戏者的知识结构，例如贝叶斯完美均衡。所以，不少博弈论家认为所谓均衡状态只不过是“惯例”。目前博弈理论家们正在为寻找“惯例”的理性基础而头疼不已。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接受休谟与哈耶克的看法：理性是我们习惯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汪丁丁指出，“个体在进入社会时，便从社会的传统来学习‘理性’。一个社会的个体进入另一个社会时，会显得完全‘失去理性’，一直到他从他人对他的行为的解释获得新的意义并且矫正自己的行为到符合这种新意义时为止。均衡的不唯一性决定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与古典的功能主义的本质不同。多个可能的均衡意味着社会变迁，而唯一的均衡则意味着向旧制度的不断回复和社会的功能主义解释。”
制度性知识就是人们对均衡的解释。这解释积累起来，让新来的人们学习如何是‘理性’。在理性基础上的游戏，基于同样的制度知识，重复实现着旧的均衡。制度知识的传统(道德，信仰，宗教，法律，语言)就是日复一日被重复解释着的均衡。当个体的小溪汇入这条历史长河时，它所能产生的影响真是微乎其微。因此，汪丁丁强调，由于存在着主体间性，主体之间的交往必须建立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之上。这样，最终才能达到“对话的逻各斯”。
最后一组重要概念则是创新与规范。显然，如我们前面所说，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连续性的基础之上的。知识社会的特征是人们靠不断更新知识(而不是靠大规模生产)来改善生存条件。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物质方面的，就是所谓“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如果所追求的改善是精神方面的，就是所谓“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到了后一阶段，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地位就被制度知识所取代。在网络时代，知识的两大经济学特征就是：知识使用的非排他性；知识生产的高成本。这两个特征使得知识产权的界定与转让变得极其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导致知识创造者对预期的未来回报没有信心，从而缺乏创新积极性。哈耶克认为，正是因为自由市场有剩余利润，才激励着企业家进行着创新活动。企业家所创新的，正是制度性知识。制度知识的创新推动了工具知识的创新。而工具知识的创新进一步创造剩余价值，这就需要企业家继续努力，继续推动制度知识的创新。
汪丁丁又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观念创新一般被理解为发生在群体组织内部的人际交往的诸多结果之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符号”成为一个关键的元素。符号的意义被每个参与交往的个体加以阐释并得到均衡。因此，为了具体刻划创新的具体过程，我们仍然需要建立一个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汪丁丁利用数理逻辑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些方法，证明了在符号交往领域，只要个体有选择的自由，并且选择满足某种理性假设（这里需要前面谈过的“连续性假设”），交往的个体总能达到一般均衡。
进一步，汪丁丁在这套符号交往的一般均衡基础上讨论了语言经济学。语言交往正是符号交往的一个特例。尤其是语言习得的过程，当我们分析静态均衡和演进均衡时，必须采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来处理。汪丁丁不完全同意只用博弈论来解释语言的均衡，他引用哈耶克的话说，“作为传统的语言，是由人类习得的理性而不是人类基于理性行为去改造的本源”。很显然，虽然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语言问题关心了上百年，但这个领域才刚刚拉开序幕。
讨论完知识的经济学特征，我们才能略为清晰的界定知识的概念。与讨论制度一样，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知识的定义。汪丁丁还是从几个角度用几个大师的定义为自己的讨论划分的界线，以后他在《制度分析基础》中讨论制度的定义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知识的第一个维度是波普提出“适应的知识”，即任何可被传递的信息，这个维度是最宽泛的，与信息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个维度是认识论的，即博兰尼的“默会知识”，这是一种主观的维度。第三个维度则是从知识的来源进行区分的。罗素把知识分成书本得来，实践得来与体悟得来这三种情况。
但这只是静态的知识，局部的知识。如果我们动态地分析，那么就没有知识，只有对话。汪丁丁说，“唯其有对话，逻各斯才保持为‘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才保持为‘永恒的活火’(而不是神学的)，才保持为大众分享的理性(而不是唯我论的)。在这条路上，我们通过(与人)对话获得知识，我们通过(与神)对话保持信仰。”因此，知识，就是对话的逻各斯。
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关心，也出于对“知识过程”的认识，汪丁丁进而观察了知识的获取过程——教育。毫无疑问，每个研究教育的人都会反省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汪丁丁也是如此。汪丁丁一直强调“知识过程”，教育是知识扩散的手段，当然也是一个过程。作为过程，教育就不再能够被静态地分析，而应该纳入动力学和重复博弈的框架。汪丁丁说，“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的主体。斯特劳斯追溯古典，就曾经对“什么是自由教育”作出尖锐的发问。与此类似，汪丁丁是从他自身感受到的生存困境来发问的。他说道，“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
五 网络的知识特征
毫不奇怪，在一颗敏感而又好奇的心灵的驱使下，在不断涌现的新知识的压迫下，汪丁丁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包括IT产业）。网络的两个特点使得我们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网络是技术进步最快的产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网络成为新的知识载体。汪丁丁主要就是从他熟悉的知识与网络的关系来观察这个崭新的世界的。
最初，汪丁丁仍然是以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杨小凯的分工理论－贝克尔的知识论这一组经典模型为参照系进行观察的。他曾经指出，新经济的三个最主要的特征分别是:第一，“观念”(idea)成为物质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第二，由于信息的收益递增的特性，凸性分析方法无法使用；第三，“知识”具有互补性。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汪丁丁的观察逐渐深入，他的视角从知识对网络的影响转为网络对知识的影响，也就是从前两个特征的研究转向第三个特征的研究。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汪丁丁开始把网络作为他的知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阐发了一系列知识的新特征。
从一份采访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汪丁丁看待网络的视角的转变。“不会超过五年，我认为，信息技术大致将完成这个从信息技术部门内部(即这次发生‘互联网泡沫’的部门)扩散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过程。带动这一扩散过程并一定要把它完全展开的，是人类知识的内在特征——各种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正是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而后者是一切利润的来源。企业家们为了追求利润，早晚会被知识互补性带进上述的这个扩散过程的。互联网技术，当成本足够低时，便成为社会可以利用的天然的知识聚集手段。我相信每个在网上生活过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即网上的知识真正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当网络，尤其是宽带网普及的时候，人们将立即发现，由于知识互补性的强烈效应，在知识的任何一个细小的领域里，网络将以极低成本提供给任何感兴趣并且愿意花费时间的人‘浩如烟海’般的知识，从而在每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里，每个人都将意识到他头脑里存放的那一点儿知识与网络能够提供给他的整体知识之间的强烈互补性(意味着潜在‘利润’)。当然，为了获取知识互补性所蕴涵着的潜在利润，他必须通过技术的与制度的创新来把知识互补性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或产品。”可见，汪丁丁关注的网络，是作为知识载体的网络，是动态演进的网络，是嵌入日常经济生活的网络。与其说他的文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本关于网络经济学的文集，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知识经济学的著作。
最近几年，宽带网的发展对汪丁丁造成了更为强烈的冲击，由他把最新的讲义命名为“宽带网时代的讲义”可见一斑。宽带网突破了知识传输速度的瓶颈，对于知识而言，这种传输方式的改变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宽带网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递，也改变了知识，设置改变了作为知识主人的人!在宽带网上，当未知的知识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时，任何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知识都成为了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着，人的认知能力受到生理的局限，任何人都必然陷入绝对的无知中。作为跨越学术分工、又有着极强好奇心的学者，在这种新的知识环境中所受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宽带写作”就是这种冲击下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汪丁丁开始思考宽带网时代的知识意义，如何追本溯源，从原初的哲学维度来把握知识。
网络作为知识/信息的载体，极大的扩大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在2001秋季，爆发了著名的“需求曲线之争”。张五常教授放言，不存在倾斜向上的需求曲线。汪丁丁表示不同意，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撰文区分了马歇尔与希克斯的两种不同的需求曲线，并以一篇“定理与定律”的短文批评了国内浮躁的学风。同时，随着汪丁丁在浙大上课，他开始上网和网友进行讨论。浙大经济论坛盛极一时，一直延续到他回到夏威夷。
与此同时，正如他一直强调的知识过程，汪丁丁身体力行地使用宽带网进行学习思考，直接地体悟宽带网对知识过程产生的意义。据他自己说，他已经利用宽带网下载了几十张光盘的学术文献。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读完这所有的文献。对文献的判断取舍，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嗅觉”。只有从哲学维度把握知识的人，才能嗅出哪些文献具有阅读的价值。宽带写作就是基于大规模信息集结的创作，信息集结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宽带网不仅是被动的写作工具，更主动的改变了作者的行为。汪丁丁陆续从大规模的信息中挑选了很少一部分内容做为他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的阅读资料，从资料的选择也能看出汪丁丁的思维进路。两年内光盘内容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从多种维度收敛到最基础的知识三个维度，即“物的秩序”、“人际关系”、“价值判断”。
终于，汪丁丁觉得已经能够较好把握“知识经济学”的特征，于是开始讨论建立在“知识论”上的制度经济学了。
六 行为学基础上的制度分析
从方法论来看，汪丁丁是从行为学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的。既然直面现象，直面行为，就必须探究人的行为的本质。汪丁丁仍然是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分别可以看作生物学取向，社会学取向和神学取向。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维度来看他的行为学进路。
第一条道路是心理学，脑神经学等认知科学。汪丁丁最关心的是仍然是他的“知识”问题。因此，他引用这些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还是为了具体分析“知识过程”－这就是知识三维度中的物的秩序。
第二个角度是微观社会学。汪丁丁一直非常关注这个介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领域。他非常熟悉西蒙、威廉姆森以及科尔曼这些大师的工作，但他最为亲近的还是阿克洛夫与贝克尔这两位诺奖得主。与标准的理性经济人模型相比，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还具有利他、害怕、内疚、发怒等七情六欲。无论采用何种定义，制度都是镶嵌在社会之中的，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规则和结果。要研究“制度”，追溯到源头，必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作用。这是第二个维度，“人际关系”。汪丁丁较新的两篇论文《观念创新与符号交往的经济学》与《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成果。
第三个角度是哲学与宗教。通过一些著名学者的引介，宗教知识对国内学界已经毫不陌生了。汪丁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仍然坚持从知识的角度来讨论宗教。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汪丁丁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发展出“对话的逻各斯”。只有遵循了对话的逻各斯，作为人生体验的知识过程的交往才变得可能。汪丁丁多次将知识与信仰做比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是对立的。他引用康德的话，“…故此我发现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空间”（《纯粹理性批判》）。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对话的逻各斯并没有排除信仰。并且，信仰可以通过对话得到维持。但是，信仰终究是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终极体验。 “在知识的极限处我们获得信仰”——这已经成为汪式名言。这是价值判断的维度，也是汪丁丁受到非议最多的维度。但不管怎样，这三个维度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
1997年回国始，汪丁丁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授课。汪丁丁打算分三年讲完《制度分析基础》课程。2001年春季在浙江大学主要讲“制度方法”。2002年秋季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讲“制度现象”。2003年打算讲“制度分析”。
这门课汪丁丁的思路是“希望通过整体理解西方学术思想来理解制度问题。”他强调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或思路来研究制度现象，即演进的、动态的、历史的和均衡的、静态的、逻辑的。在浙江大学2002秋季讲义第七讲，他指出，“在任何时空点，人群都是有特定的、历史的、局部的行为方式与思想，故制度也是有特定的、历史的、局部的，不投入到局部知识传统中，研究者不可能‘直面’制度现象。从‘物’的秩序，‘人’的秩序，到‘精神’的秩序，研究/理解制度的演变过程，就是发掘制度内在的紧张关系，求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阅读光盘中，汪丁丁给出了10个专题，分别是法律、服饰、家庭、企业、社团、市场、学习、医院、仪礼和政府。制度现象当然远不止这10个专题，但汪丁丁用这10个专题为后面讨论的制度范畴划定了界限。通过对这些专题的现象的考察，特别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行为人认知和行为进行分析，并用博弈论（包括格论）建立一般均衡的基础，这样构成了对制度的静态的、水平的分析。接着，汪丁丁又使用历史的、演进的博弈论工具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这构成了垂直分析的制度的动态学。而制度包涵的范畴太广，要对制度现象进行实证的检验，我们还必须借助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工具和成果。
这样，汪丁丁最终构建起他的制度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体系。他的《制度分析基础》响应着阿克洛夫的批评，迈出了以行为学改写制度经济学的第一步。这个工作是不仅原创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必然对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这是作为学者的汪丁丁的时代使命感使然。
西力东渐，国学的衰败是历史的必然，自章太炎先生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国学大师吗？而“西学”，取得强势地位已是大势所趋，承认这一现实是痛苦的，但是，无论抱残守缺或食洋不化都不应该是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难道还要再进行一次所谓的“体用之争”吗？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以开放的心态，承接起“打通”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历史使命。可能的立场应该是，立基于中国学术传统，虚心接纳西学，而以此寻找中国的问题意识来反观中国学术，从而孕育我们的“中国学术”关怀，由此开创中国学术的新传统。
汪丁丁，这位勇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学术道德感和学术自信心。汪丁丁说，“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从现有趋势看，将进一步走出以十八世纪启蒙理性为先导的‘分析时代’，进入一个以全面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综合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下，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若要超越各自的局限性，就必须通过‘对话’来建立各自学术传统的新的认同感和问题意识，并在这一超越性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塑造一批能够‘学究天人之际’，以‘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精神’对待当代世界各类危机和发展问题的‘大学者群体’，寻求人类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框架。”
转型中国，我们面临着“大范围的制度变迁”，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向何处去。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在江南，这块孕育了“中国文化”最璀璨、最精致的部分的土地上，生发出了当代最有活力的经济，所谓“浙江模式”，正引起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在这里，蕴含着“中国问题”的“均衡解”。具备无与伦比深厚的西学素养的汪丁丁，依然是一位“中国特质”的学者，他的“问题意识”，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杭州，令人魂牵梦萦的人间天堂，在本文与读者见面时，由汪丁丁先生倡导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已宣告成立。对于汪丁丁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我们充满深深的期待，我们也愿意相信，中国本土的“泱泱大风”定能开创中国学术的新传统。
一、从争论说起
无庸置疑，汪丁丁和张五常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富争议性的两个人物。与从个性到文笔都极富张扬之感的张教授不同，丁丁引起的争议并非由其个人言行而起，大家争论的焦点总是丁丁的文章。富于争议性的文章往往是富于思想活力的文章，也正因为此，丁丁拥有着极为广泛的读者。
争论的地点是在网上。丁丁是国内学界接触网络最早的经济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网络论坛上坚持与网友们讨论的学者，所以无论他正式的论文还是非正式的随笔总是能第一时间出现在网上。然而，有意思的现象是，最早，大家争论的焦点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怎么读懂丁丁的文章！博学的丁丁文章中不时出现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过来的晦涩术语，一时间，“我们要不要读汪丁丁？我们如何去读汪丁丁？汪丁丁的文章讲的是什么？”成了网络上的话题。
二、用关键词解读
应该说，读懂丁丁的文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富于思想性的文章不似呆板的教科书。前者的思路往往是发散的，要求读者跟着思，而后者的思路则是收敛的，需要读者跟着学。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在这里把丁丁一篇一篇写下来的思想串连起来解读，只好删繁就简给出与丁丁文章关系密切的几个关键词，以此来勾勒丁丁文章的略貌，权作一瞥吧。
——“直面现象”
做为经济学家，汪丁丁从胡塞尔（Edmand Husserl）的现象学中引入了“直面现象”这个概念，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如果想读懂丁丁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那么就要把握住“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如布坎南所说的：“方法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至少会让你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面对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越来越高度的个性化趋势，原有的经济学方法往往以理性的“立法者”自居，“直面数据”的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这样抹杀个性的研究方式在丁丁看来已经难以胜任“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解释。为了避免这样理性的自负愈演愈烈，丁丁提出了“大量地学习理论，之后可以有所‘悬置’，再以深厚的理论所塑造的知识传统和支援意识去直面现象，这样才可以有所‘体悟’。”（《直面现象——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序）的现象学视角下的经济学方法论。
汪丁丁提出的这个方法论，让人想到了科斯，这位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平无一本鸿篇巨著，所恃仅为十数篇论文。他进行学术研究，不讲数学、逻辑等理论形式，其论文结论均是对现象实事的理解所得，因为他认为，解释现象应先了解现象。他的方法论观点不仅影响了后来成为主流的芝加哥学派方法论，而且为丁丁的直面现象方法论提供了经济学内部的智力支持。
弄清了汪丁丁直面现象的方法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文章往往铺叙篇幅很大，而在提出观点时却总是嘎然而止了——其事明了、其理自现啊。当困在经济学形式主义里的“学人囚徒”们为自己数学模型的自洽性沾沾自喜的时候，丁丁站在学术传统的边缘对这样的“主流”发出了批判的声音，于是当我们学会直面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懂了丁丁的文章。
——“读书捷径”
网上有论者说：阅读汪丁丁不必有像他本人那样深厚的知识储备，只需跟着他一路思考下去自然就会明白他要说什么。这与批评汪丁丁的文章引经据典的不做阐释的看法相左。谁的看法更准确？
我们身处“消费主义”的时代，不仅要消费，也要高效率，所以造就了“快餐文化”的大行其道。可是“读书”的悖论是：读者总是希望读到“好书”而不要读到“坏书”，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即使你读到的一本“坏书”——你就已经是读了。所以，读者必然需求一条“读书捷径”。汪丁丁的文章在旁征博引时往往都给出了所引术语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思。也就是说，如当汪丁丁在谈论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与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关系的时候，做为读者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看过黑格尔，只要理解丁丁是在讲要同时运用动态演进和静态演绎两种思路来研究制度问题就足够了。如此一来，我们在了解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知道了黑格尔哲学与经济学的一种关联。这般文章，不正是我们千呼万唤的读书捷径吗？
术语的被发明，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后人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易用性问题。引用术语就是这种目的的体现。觉得汪丁丁引用的术语涩读，其实是做为经济学的读者对那些陌生术语所在的学科的不了解。在批评他的引用方式之前，是否考虑过自己习以为常的谈论GDP时经济学门外汉们的感受呢？何况丁丁还不辞辛劳的给出了基于文本的解释。
如此看来，认为丁丁的文章像文献索引的读者怕是没有认真的读丁丁吧。
——“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
对丁丁文章太多的争议就发生在这个经济学与哲学的交界处。而多数时候，疑问只有一个——汪丁丁在把经济学哲学化？
自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确立新古典框架以降，经济学便走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形式化之路。经济学是西学，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思想的积累到完善而后再进行形式化的学术传统的积累。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经济学做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已经做为积淀物融入了西方学人的思想中，这样，他们在进行形式化运用的时候，不会背离形式化背后的人文思想。然而，这样的学术环境在做为引入方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进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引入学科在本土的学术传统的重建。隐藏在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是深刻的，所以，哲学做为最接近“思”本身的文字表达，可能是学术传统本土化最好的工具。
另一方面，经济学做为形式化最为规范的社会科学，二百年来，不断的从形式化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中学习形式化的手段。但当站在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那种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之大，大到如果用彻底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来说就几近灾难。深谙哈耶克理论的丁丁，对漠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无规律特性的极端形式化对自由主义的扼杀，对计算机社会主义的借尸还魂，时时保持着警惕。汪丁丁的这种批判态度在形式化之风劲吹的学界，显得有些不合节奏，但丁丁深知，如果一门学科的内部失去了对其主流的批判，那么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丁丁把哲学当作一把达摩克利之剑，高悬在理论工具的头上。
——“生存困境”
见过汪丁丁的人多数说他看起来很忧郁，看到上面这个关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思考“根本问题”的学者或多或少总会有些许忧郁气质。这种忧郁不是如小资阶层、“泛学者”般作秀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位以批评主流为志业的边缘学者悲天悯人的现世关怀。
所谓生存困境就是作为生存者，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不可避免的冲突（紧张关系）和由此产生的自我困惑。这里，生存者是个广义的概念，不只是“我”，而是所有发展中的事物。当生存者意识到并想超越这种冲突时，就“要把各种价值加以排序，然后根据这一排序，反思生存的困境，再进一步试图摆脱这生存的困境，找到困境的突破口。”（《制度分析基础》第一讲）放到丁丁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就是说一门学科做为发展中的事物，要继续发展前行而不丧失动力，就要不断的寻找学科间的紧张之处，反思其冲突最为激烈之处，以寻求在冲突中突破学科发展的现时困境，从而打开新的研究局面。只有这种源自自身的突破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发展。而人们为什么也总要思考如何超越生存的问题呢？因为“当我们降生被抛入这个既有的社会中后，我们自己的家庭、种族、国家和先天的个性都是不可选择的，这是个人肩负的‘双重历史性’，这样的个性的双重历史性决定了个性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制度分析基础》第一讲）面对着冲突，要么不对自我的生存困境进行抗争、逆来顺受，要么就要能动的反思自我的生存困境，超越它——我们必须选择痛苦，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批判”与“把握”
这其实是同一个关键词，只是由于“批判”几乎已成为中国话语中“被毒化的语言”的典型代表，所以，汪丁丁更喜欢用“把握”来代替“批判”。
中国学界自五四以来，就把“批评”这个舶来语当作了一把屠龙刀，“新”新思想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早他于主流的“旧”思想。于是，从左翼学者群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到文革中的批林孔周再到如今的新新人类批新人类。“批判”一词的本土化竟然是以异化的曲解运用为主流而完成的。这样的“批判”在汪丁丁看来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笛卡儿的怀疑一切式的、外部的批判，亦或可以更进一步的被看作是一种暴力式的“武器的批判”。隐藏在这种“批判”背后的，其实质是缺失文明道统支持的知识霸权及对话语霸权的争夺。
那么“批判”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呢？否。汪丁丁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再谈“启蒙”。这种启蒙下的批判要求批判者要基于对主流学术传统的深刻理解而提出，非如此而不能成为源自学术内部的富于生命力的批判。这样的批判防止了两种极端的倾向：（1）不基于传统的批判是超越了历史的批判，不免沦为乌托邦；（2）拒绝进入传统的外在的批判，即笛卡儿式的怀疑一切、丧失“问题意识”的口号性情绪性宣泄，除了沦为意识形态的帮闲，是不可能起到批判后的建构功能的。汪丁丁所持的“边缘”立场，除了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对“匿名的少数”的保护（哈耶克语），以防止在“边缘”处向所有方向探索的努力为“主流”所扼杀。（《再谈‘启蒙'》）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汪丁丁于当代学界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秉持“五四”精神的“启蒙者”——他以对学术主流永恒的批判为学术寻找边界和创新方向，他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永恒的批判为问学者铸起大写的自由精神和人格立场。
——“对话的逻各斯”
曾有论者批评，丁丁对“逻各斯”一词使用太容易引发歧义，因为学科的分工，经济学研究者未必都能明白哲学意义上的“对话”（dialogue）和“对谈”（talk with）的区别。逻各斯（logos）是哲学上的大话题，其词义是：对话中揭示自身。单看这样的翻译，不谙此道的人混淆对话和对谈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汪丁丁所提出的“对话”实际上融入了他对于米德（George Mead）、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开启的西方交往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或者，将之改称为“交往的逻各斯”更确切。因为交往涵概了听、说、思、文字、媒体、游行等等所有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这大大超出了对谈的范围。
那么，什么是“逻各斯”？我们可以浅白地把逻各斯理解为真理。对话的逻各斯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分享真理的一部分，但谁都不了解真理的全部。我们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了解整全的真理，通过交往来了解真理的其他部分，即真理通过（人们的）交往揭示其自身。这时，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探究“逻各斯”最初的意义——数数。也就是说，把每个人所了解到的局部的真理数数般的整合起来，就有可能感受真理全部的意义所在。但是，如此抽象的形而上，汪丁丁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做为一个思想者，汪丁丁敏锐的察觉到，一方面，随着知识社会的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限制在分工的异化之中。如果不倡导回到“作为大众分享的对话的逻各斯”中以跨越分工的鸿沟，那么处于各个不同“分工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不免“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只是从各自专业的知识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如此，最终会因分工趋近极限而终止人类的知识创新。另一方面，汪丁丁指出由于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庭环境和不同的宗教背景，越来越多的人对是否存在道德价值的基本原则而产生怀疑，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社区主义”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绝对的“不可交流性”的。面对着这样一种危险的道德哲学倾向，汪丁丁认为若想予以超越，必须强调那种本着“对话的逻各斯”精神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做为每一个单位主体的人意识到自己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而建立对其他主体的其他部分知识的权威性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人们之间才可能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可以说，这也是丁丁所强调的涉及市场交换行为的道德立场观点的其中一个道德哲学基础。
三、丁丁的路
我们不奢望通过如上六个关键词的解读就能消解可能的对汪丁丁文章的所有迷惑和所有似是而非的误解，但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指出，这是基于众多论者对汪丁丁文章理解之上的赞许、批评和阅读的感受的综合。
汪丁丁在学术道路一以贯之的努力，就是希望把经济学以及更多的学科带回到“对话的逻各斯”立场，通过“直面现象”来消解“逻辑－本体－神学”这一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对于这个尚在进行中的努力，我们难以简单地作出认同或否定的判断。也许正如汪丁丁的一位朋友说的：丁丁的学术之旅如唐吉珂德的梦幻旅程，但我们无权对此予以价值评判，因为，这是一条无人曾涉足的道路，而今天，也只有丁丁一人——在路上。孤独的丁丁，你会找到回家的路吗！
丁丁自己说，“……我当然明白我的这些努力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千百年来，大海的力量就在于那逻辑地重复发生和消失的排浪。至于那浪尖的色彩斑斓的帆板，它们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总要归于永远的寂寞的。”
香江才子董桥说：“思想”不托门墙，只写“散墨”；“中国’似真似幻，且说”情怀”。汪丁丁是“出世”的学者，但他的人文关怀，体现于他的“中国情怀”。在《财经》“边缘”专栏上，汪丁丁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令人动容的。如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知识分子，当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汪丁丁反复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汪丁丁，这位徘徊在“边缘”的思想者，是自觉地站在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之上的。
我们相信，我们对汪丁丁的解读仍然是停留在“印象式”的层面上的（事实上，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一种“自身内在的紧张”）。在对汪丁丁文集的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受是汪丁丁有很多深刻的思想随意散落在字里行间有待挖掘和整理，尽管这篇文章已有如此长的篇幅（这当然会给编辑的工作带来为难），但我们还是感受到我们的述评仍然是挂一漏万的，比如，汪丁丁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以及在经济学、哲学之外的其它如此众多学科中的重要洞见，逮于学力，我们已经不能够写的更多了。我们也认为，面对如此艰深庞杂的思想，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误读，当然也就不免对读者有可能的误导，还是让我们一起潜心读丁丁吧。事实上，我们更愿意相信，对于汪丁丁的学术及思想的公正评价，须由将来的思想史作出回答，何况，今天的丁丁依然漫步在山阴道上啊。
如哈耶克，这位目光曾勘察了几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伟大思想家，终于“缔造了自由世界的经纬”。那么汪丁丁，这位在对人类知识的把握上不输于哈耶克的中华民族不世出的读书种子、这位命定的思想者，他的学术和思想到底会走到哪里去呢？我们猜想，如前文指出，这一定是有关“中国问题关怀”的。丁丁固然不愿为“体系”所累，但我们仍然期待着丁丁的专著早日问世，因为是汪丁丁，中国知识界当对他有更高的期许。
从本文并不“完全”的论述中，我们愿意相信，因为如此深刻的思想，在这个浮世的、充斥着“拜金主义”后现代思潮的社会里，汪丁丁一定是孤独的，他在东西方之间不断的游走是注定的。在这看不到尽头的孤寂的旅程中，一位不谙世事的、生活在他的乌托邦理想国里的思想者，是如何可能走过来的呢？因为他有“小李”——与他一路相携，我们愿意借本文一角，对这位平凡的女性，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余世存先生，一位年轻的思想者，臧否国内成名学者，是不留余地的，大抵可以说是李敖一流的人物。有一首诗，写给汪丁丁的，愿引作本文的结尾。
“十月诗草之六：忆汪丁丁
这里的冬天长而圆满，虽然人生
有无数的缺憾。政府一声令下，
点火，我们因此可以御寒；
那不在温暖范围的也有土办法，
人人寻到他自己的安全。原来人生
是一个个均衡，如同蚂蚁
在死之前的无知随意。亲爱的丁丁，
我该怎样打发这时光，
从这里到那里，话从何说起？
你那里明媚的椰风可好，
海水是否吻起了阳光，
黄金沙滩充满了孩子般的笑声？
我这里灰暗得只是一句叹息，
像傍晚看着几十年前的电影上演，
无能于作那戏中的角色，
等待戈多者，或单纯如一只呆鸟。
丁丁，为什么我沿着你的曲线飞行，
却抵达不了你所在的均衡？
这个冬天就这样让我想起
飓风，这里的人心需要启蒙。
丁丁，当你在夏威夷
轻轻颤动你的思绪。”
参考文献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
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3.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4.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5.汪丁丁：《永远的徘徊》，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7.汪丁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7年7月版。
8.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9.汪丁丁：《通向林中空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10.汪丁丁：《走向边缘》，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
11.汪丁丁：《直面现象》，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
12.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3.汪丁丁：《记住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4.汪丁丁：《风的颜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5.汪丁丁：《幽灵自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6.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7.余世存：《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