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彦
传统经济学的好日子，开始有危机显露。
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学大约70名学生因对经济学“十讲”的内容不满而走出教室，并写信给他们的教授、《经济学原理》全球畅销书的作者乔治·曼昆（Gregory Mankiw），他在课堂上所讲的那些理性预期的数量分析方法，短偏狭（specific and limited），使得学生们对于了解更广阔的知识造成了障碍，并且，部分地由于该经济学教学模式的错误，其在华尔街从业的大量学子们，应对近五年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混乱承担责任。众所周知，曼昆本人，曾是小布什时期的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的“华人哈耶克学会”Gmail邮件组中，一些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对此展开了热议。浙江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朱海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一是忽视了其他学派的理论，把新古典视为正统；二是没有思想，机械的模型多，人文色彩淡。中国主流经济学完全照搬美国的，这些问题也照搬过来了”。
但也有一些教授,如汪丁丁，早于曼昆很多年前，就发现了传统经济学的问题，并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
《中国新闻周刊》也基于对这一判断力的好奇，于2011年10月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附近采访了这位教授。
汪丁丁。摄影/ 孙晓曦
将经济学复杂化进行到底
已经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退出上述邮件组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没有看到邮件组中的议论。早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的开山与掌门人佛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之后的第二年，2003年，汪丁丁就将新制度经济学的课程一分为二，一为“新政治经济学”，一为“行为经济学”。汪丁丁这一基于个人兴趣和学术敏感的行为，无意间早于社会的整体认知数年。
在中国，曼昆的学生，经济学家李稻葵、樊纲，先后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当樊纲和李稻葵在美国学习时，他们的老师曼昆还是一个30来岁的青年，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凭借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中国现象进行解释，使得中国经济学拥有了高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极高地位。在汪丁丁早年授课的浙江大学，由于经济学院挤占了人文学院的研究室和资料室，汪丁丁甚至遭到了一位人文学院的前同行猛烈的“学术”批评。在中国的书店中，经济类书籍的销量则一直高居榜首。
但汪丁丁对近百年来由于学术分工导致的经济学越来越狭隘割裂之风，早有警觉。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人全知全能的假设，静态的分析方法，与复杂的现实世界和18世纪时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之初已经相距甚远。就像一座建筑的风格必须与周围的环境相谐，改革必须重视背景一样，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必须注意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并注重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传统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之间的关系。
汪丁丁除在北大任教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外，同时还兼任浙江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席。跨学科研究或“跨学科协调”，在汪丁丁的眼中，就是“把不同的人类所采取的无数个不同立场上的、大量的不同知识传统，融合为总的人类知识传统”。乍听起来，好像经济学的胃口未免太大了。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刘业进，形容行为经济学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引进的一套行为经济学研究丛书，“乍一看简直不能识别是经济学著作，而以为是心理学、脑神经之类的著作”。
即便是在全球，融合了心理学、脑科学、实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行为经济学，仍然处于刚刚勃兴的状态，以至于没有一本像样的教科书。行为经济学的教授们散布在诸如哈佛、MIT、乔治·梅森等大学里，或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或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并无范例可循。有鉴于此，汪丁丁去年用于教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案，后来变成了今年9月刚刚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这本厚达610页的书，用2010年的几百篇论文连缀而成，提供了一个“整合行为经济学主要内容的理解框架”。
面对这本足够复杂的书，读者难免会被其中出现的与传统经济学迥异的“理性有限、偶然、黑天鹅事件、幂律、三分之一定律”等词汇所震惊，也会对其与传统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巨大差异、上千篇论文的知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感到吃力。例证之一，是汪丁丁2007年在浙江大学教授行为经济学时，台下听讲的注册学生只有一个是经济学院的，大部分都是教师。后来不得已，汪丁丁只好放弃了在浙大讲授这门课程，转而只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这门本科双学位的选修课。如今这门课在北大的注册学生每年在500人左右。
然而，汪丁丁这种基于个人兴趣的知识扩展，也面临着跨学科知识的多项挑战。在解决“合作如何可能”的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要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要改变哈佛学生指责的曼昆式经济学“不是打开而是关闭了通向其他课程的大门”之责难，至少需要足够包容的开放之心，以及不能忽略的学术创新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即便是在全球的经济学同行中，也并非不是稀缺之物。
人类知识的漫游者
10月29日下午，北大二教203的《行为经济学》课上，一开始，汪丁丁就给学生们放一段英文的视频，讲课者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幸福课”教授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 Shahar）。这位年轻的教授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讲课过程中，汪丁丁先是赞美泰勒教授的散漫不羁，比如这位年轻教授从不申请教职，也不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虽然其听课人数哈佛第一。他猜测，“他如此聪慧，早已看透教授的把戏不过是空幻一场”；论及幸福感，则称，“名校的学生，如你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你们的生活迄今为止都是别人给定的”。
虽然汪丁丁的教学方式灵活幽默，但如果你手持一本《行为经济学讲义》走进教室，未免感到无所适从。这本书的方法论虽然变化不大，但由于今年讲课收录的全部是2011年的最新论文，听这门课的同学必须对新文献有充分的感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才能跟得上这位快速更新的老师步伐。在这一天，被介绍的论文作者就有MIT的阿西·马格鲁（Daron acemoglu）等三位。他讲课中引用的论文是英文的，讲课则半用中文，半用英文。
汪丁丁今年刚录取的研究生也是这门课的助教孙伊满说，常见丁丁老师早晨五点回复邮件，想必黎明即起。事实是，早在很多人上班之前，汪丁丁已经浏览完当天全球开放论文库中的所有经济学论文，并且把有创见的好论文记下来，用ipad2板书做成笔记，以便在周六和周日下午的课堂上给学生讲授。
汪丁丁讲话的特点，是讲新不讲旧，从不重复。对于他已经了解的知识，他已经没有了好奇心。其学术兴趣也有类于此。作为一个学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摆脱数理经济学的诱惑和影响是极难的。后来，从经济思想史到新制度经济学，再到新政治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他的学术兴趣也慢慢发生了调整和变化。如他所欣赏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写完著名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之后，甚至不理会批评者的批评，掉头去写《生命之检验》和《哲学解释》。诺齐克还以提出问题，但不回答的癖好而著名。
与诺齐克极为相像的是，汪丁丁不但容易受兴趣的指引在不同的学科间穿梭，也经常在文章中或课堂上提出思辩性的基本问题，接着便将问题的答案留给学生或读者自行判断。面对他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有人佩服无比，有人则指其“混乱”。其实，对知识的渴求太过，对自己的理性要求太高，难免会给理性造成巨大的负担。汪丁丁课堂上爱举的例子之一，是写作《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前的马克思·韦伯，长达七年曾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对理性的严苛迫使经济学家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并在其多项要素之间建立关系时，遭到严峻的理性有限性之考验。敏感的人容易失调。谈到汪丁丁深夜还回复博客网友，汪丁丁的学生杨东睿说，他“也可能是因为失眠，所以半夜回帖”。
另一位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选修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说，由于汪丁丁行为经济学内容的驳杂和论文数量的巨大，以及考分时参考的教科书有限，“他的课难听懂”，于是退了这门课。
但汪丁丁并非刻意竖起一道与人隔绝的门槛。其实他为人谦抑，与很多写邮件给他的学生、博客的留言者成了朋友。被汪丁丁称为“小李”的太太，谈到汪丁丁对学术的狂热和痴迷时，长叹一声，“丁丁这个人，一生所好，只是学问”。
汪丁丁喜欢在智力上、学养上、敏感度和丰富性上与其相似的人，为此，他也愿意培养一大批具有学术能力的同道。这符合他所说的“幂律”。也即，要培养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必得先有100个左右仅次于诺奖级别的心智出现；若要一个社会出现100个次诺奖的心智，得先有1万个次次于诺奖的心智。他觉得，培养一万个次次于诺奖心智的学生出来，就是他的职责和任务。
在搜狐博客中，汪丁丁与几位来往频繁的网友，几乎每天都有互动。而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首页上，也有一个“丁丁学园”的链接。“学园”一词的宏大气象，不免使人联想到柏拉图学园。“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的大学“学院”一词，就是从“阿加德米”演变而来。而他的名字“丁丁”，也出自诗经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有一类人，会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人类思想的共同体中，却无法将注意力专注于身边具体的人与事。在这一类人眼中，凡属求知、爱智者的共同体的人们，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在茫茫无垠的时空与偶然性的人生之河中，前来者皆师友，后来者亦兄弟。
在一篇写作80后的小文章中，汪丁丁偏爱一个叫做“丹尼尔的寄托”的网友。此人年仅20岁，却不但具有“不会轻易被谎言和意识形态宣传蒙蔽的健全的理智”，而且具备“不偏激地坚持唯理主义也不偏激地坚持经验主义”的能力。与汪丁丁交往的学生，在学术能力之外，也必得跃过健全的理智之门。
在29日课后去地铁的空当，来自上海的滑翔伞教练秦晓楠、已经毕业准备出国的北大数学系学生杨东睿，以及汪丁丁的助教孙伊满，伴随汪丁丁左右，一路走，一路讨论问题。
十年前，秦晓楠还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学生，出于兴趣来旁听汪丁丁的课。那时，一到课讲完之后，如果讨论的兴致正浓，汪丁丁就会跟一帮学生，去附近胡同中的“盒子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继续讨论。
在秦晓楠的眼中，汪丁丁讲课的论文虽然有变，但中心问题却从来没有变过。这问题，无非是解决人类精神的“人生问题”和解决中国百年转型的“中国问题”。
燃灯相继
汪丁丁不只是醉心于学术的学者。知识并不是智慧，知识不能替代丰富的、具体的人生。不把经济学当做一个饭碗之学，而与现实改变、心灵秩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有关，这是东方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经历了文革之劫、西学之沐的汪丁丁的选择。他曾称自己“更像一个哲学家”，他的教育界朋友信力健，则认为他“简直就是一个诗人”。他偏爱的早期作品《幽灵自述》，充满着林下栖逸的魏晋风度。某一年，他甚至邀请他人与自己合写一部实验话剧。
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新闻杂志《财经》，以及新近的《新世纪周刊》的学术顾问，他发表在两份刊物中的文章，针砭时弊，从无客气。比如在他发表于2008年的一篇谈市场的道德基础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不怕得罪人的句子：“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
在熟悉康德和儒家教义的汪丁丁眼中，显然，除非精英们自觉地将胸怀天下的责任内化为“心中的道德法则”，并自觉承担其守护、发扬文明的责任，否则只借鉴西方表面上的名词，如市场，自由等的“名相”，显然无助于这些内涵真实的中国化，甚至会造成极大的异化，更大的，则会造成知行不一的分裂。
在一篇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中，汪丁丁写道，“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
将这种知识人的自觉灌注到学术之中，便是注重西方理论和思想在中国化中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嫁接，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要看重“情境依赖”；将这种自觉灌注到实践的道德，便是面向现实苦难的起而行之。作为新闻杂志的顾问，汪丁丁对现实的态度一直是热切的。凭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性，他从《财经》杂志创刊起便与编辑部同道一起，确立了杂志一以贯之的“复杂的自由主义”立场。这种立场的重要，正在于其解释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的一致性（consistency）。新闻与纯粹学术的思辨不同，是俯身向着现实的。通过新闻，汪丁丁将自己与现实之间链接了起来。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间隙，他猛然问，“你读过《燃灯者》吗？”
《燃灯者》的作者赵越胜，是他的前同事兼好友、哲学教授陈嘉映的同学。《燃灯者》所记录的，是三个求智识之真、求道义之善、求纯粹之美的知识人在“愚暗”中如何将文明之火迢递的故事。其中第一个知识人、北大伦理学教授周辅成生前所居的朗润园204号，距汪丁丁工作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不足百米之遥。每至秋天叶落，朗润园萧萧簌簌间，燃灯者的气息，似乎尚未远去。
于汪丁丁，王元化先生是一位燃灯者。王元化先生晚年思考的问题，一直是百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转型的“中国问题”之复杂性。1990年代以来，他对启蒙理性的再认识深入而透彻。如他所担忧的那样，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携理性的力量以自重，摧毁了传统文明中最珍贵的部分，文明整合和重振如何可期？
与王元化先生一样，汪丁丁由于看不到中国社会中精英所起的正面作用，即便有了微博对于社会网络中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量以及更加频繁的知识交换，他仍然偏于悲观。但落实到行动上，却并不怠惰。他除了每年奔波于三个不同的大学之外，勤于在杂志上、博客中写作，至今出版结集的作品有36部。他所提倡的跨学科教学，也正在渐渐为大众所知。
他极为看重的《燃灯者》扉页上，写着：“燃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实习生吕凌寒对本文亦有贡献）
人物简介
汪丁丁，出生于1953年，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学院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任浙江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学术主席。主要代表作有《幽灵自述》《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盘旋的思想》《串接的叙事》《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