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舆论与权力网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关键词：公共舆论，权力网络，独立性，匿名性
查尔斯•泰勒在论述现代欧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特征时说：“现代的公共领域正是独立存在、具有自身独特地位且被认为构成某种后设论题空间的。它是一个自觉外在于权力的讨论空间。权力应该倾听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本身并非权力的行使。它这种在政治之外的地位（extrapolitical status）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政治之外的地位并非仅以负面的方式来界定，亦即权力的缺乏；它还具有正面的意涵：由于公共意见（即公共舆论，引者注）并非权力的行使，所以在理想上，它可以与党派色彩毫无瓜葛，而且还是理性的。”1以此为参照来考察1930年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就会发现其与欧洲式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性与差别。共性体现在，公共舆论基本上都是外在于权力的，无论是《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还是《申报》的“自由谈”都并非公开的某一个政党的政论论坛，而这两份报纸也都是相对比较独立和去党派化的，这两个栏目所形成的公共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讨论基础之上形成的，只是一种可能规范权力的舆论话语，而并非权力的实体。但是，两者存在的差别也非常明显，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式的公共舆论背后并无一个类似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做支撑，活跃在公共舆论的再生产之中的只是传统仕学合一机制瓦解后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寄身大学、科研院所，或谋生于出版社、报刊、书店等文化产业，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是多元化的、分散的，甚至是内在冲突的，它并无独立的脱胎于自身阶层的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但是这个阶层又是有着浓厚的政治关怀的，甚至某些知识分子身上仍旧具有浓郁的传统士大夫意识。2这种士大夫意识，其实质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为了实现其政治上的关切甚至抱负，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停留于报刊空间上的舆论话语生产，他们甚至会认为这种舆论话语在事实上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规范权力3，而政治权力也需要利用公共舆论来强化自身统治或反抗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成长过程里，也往往与政治党派或政治人物形成了或亲或疏的历史关联，这种种因素就导致中国式的公共舆论并非完全是“自觉于外在于权力的讨论空间”，也并非与“党派色彩毫无瓜葛”，而是形成了舆论与权力非常复杂的历史纠缠。自然，除了上文所叙述的这种与政党直接相关的政治权力外，公共舆论的再生产还与区域性的文化权力网络密切相关，此即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在文化再生产中的功能与意义。4
笔者通过对胡适的公开言论、书信与日记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以其为核心的北平知识分子群体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即将自身定位为政府的“诤臣”，以“宾师”之心态与身份指导国是，即以处身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超然身份，评论政治，规范权力，贡献计策，正因为这种自觉外在于政治权力的意识，以及试图规范政治权力的心态，导致这个群体的言论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即对于政治权力既有批评，亦有肯定，还有引导，但是基本上没有全盘否定式的尖刻评论。可以说，北平知识分子与权力网络的关系，决定了其公开言论与私下议论的差别，也决定了其立言式的审慎5。这种审慎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但同时又在深层反映了知识分子言论上的自我审查，可能会影响到言论真正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公共舆论不但受到政治性的权力网络的限制，而且可能直接地转化成获取政治权力的象征资本。蒋廷黻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蒋氏在回忆录里说：“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注）。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吴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也是蒋的密友，对蒋极有影响力。”6蒋后来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5-1936）。类似的案例还有翁文灏、傅斯年、周枚荪等相继入阁，从论政变为直接从政。与此形成对照的《申报》“自由谈”作者对于国民政府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通过一系列对于政治新闻的解读，讽刺、影射、冷嘲国民党政府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政策，可以说，“自由谈”作者从根本上就是质疑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的，只是限于言论自由的书报审查，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达抗议。因此，如果我们阅读这个版面所有的时政性杂文，不能找到在标题里直接提到“国民党”的杂文，可是如果细细回味，又会觉得没有一篇不是指向当时的政局与政治的。如果说“星期论文”所构成的公共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强化国民政府统治的正当性的话，那么“自由谈”所形成的舆论则恰恰是在消解国民政府统治的正当性，两者构成1930年代极具张力的舆论形态。
以上是“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两个栏目与国民党这个政治权力网络的基本关系的描述，而与当时仍在野的共产党的关系，则可以说正翻转过来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末尾公开地表达了他对于共产党的态度：“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到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7胡适既怀疑共产党的抗日能力，也怀疑其抗日的真诚性。其主持的《独立评论》更是刊发了多篇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论8，虽然有些政论是对于共产党的存在给予了同情之理解，但是更多的是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否定中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宣传。对于当时生活在北平的知识精英来说，共产党既是非常遥远的，在他们的印象和记忆里，中共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而至少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等人与胡适既是同乡，又是同仁，是生活在一个密切的共同体之中的。这个共同体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的“清共”，及之后的“剿共”，逐渐分崩离析，当年的同仁似乎成为各为其主的陌路人。9
丁文江则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一文里说，他从未看到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旗手，同时，他把国共分裂的责任平均推给双方。他认为，共产党决心坚持秘密的起义活动，除了促使国民党以牺牲华北防务为代价去大力推进“剿匪”之外，于国家也不利。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需要统一的这样一个时刻，进一步分裂国家；在西方列强常驻中国可以作为中国国防的重要武器的这样一个时刻，还不顾后果地执行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丁文江在这场斗争中以一种理性的怜悯口吻提出绝无可能实现的要求：共产党人变成非暴力的、公开的反对派政党，同时，国民党容忍其以这种资格存在下去。10这些在北平知识分子看来公正客观的政论，在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看来都是在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张本。丁文江的此文就引来了上海文人曹聚仁的尖锐批评，认为其对于共产主义根本不了解，并讽刺地说道：“丁先生莫以为批评了共产主义，即可以迎合国民党的意旨，可以做处长而无愧色。”曹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终极理想本无二致，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国民党失人心，他在文中批评道：“今日之国民党员，与土豪劣绅有以异乎？与贪官污吏有以异乎？与买办阶级有以异乎？民众运动，舍戒严外无工作；社会上之俊秀分子，无不罹反动之罪名。党之使人绝望如此，欲共产党之不成功得乎？”11
《申报•自由谈》的作者群体虽然非常多元，但是其主体是偏向左翼运动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左联这个组织跟中共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后者直接在指挥“自由谈”的舆论生产，但是其理论立场、政治态度等直接或间接地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发生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茅盾曾在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之邀所写的自传里记述了中共领导下的左联与当时上海商业性报纸之关系：“从一九三二年起左联因为种种困难，不能发行机关刊物，但那时联盟员向外活动的范围却扩大了。主要的商业性的刊物上以及报纸的副刊上都有他们的作品发表。鲁迅曾用种种的化名在‘自由谈’上（《申报》的文艺性副刊）发表文章，攻击一切的反动思想。在这‘自由谈’上，我以及别的左翼作家也都常常化名投稿。”12左联办刊困难的时候，正是刚才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接替周瘦鹃编辑《申报•自由谈》的时期，左联成员是有政治诉求的作家群体，而《申报》主要是一份价值立场中立的商业性报纸，这之间自然会产生紧张感，而其结果就是左联的成员只能以含蓄曲折的方式表达政见，评论时事，构造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性的公共舆论。当时“自由谈”的作者之一唐弢在回忆里这样说道：“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申报》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包括‘自由谈’的改组）而猛增了，但‘自由谈’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却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即以杂感文为例，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朗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蓝缕，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呼号、藆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呼应，从各个角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13
至于鲁迅跟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私交，更是对其公开言论发生着潜在的影响。论者指出，1932年2月间，瞿秋白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这期间他写的文章里，包括直接讽刺胡适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等，都是鲁迅寄到《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的。鲁迅给这些文章署上自己常用的笔名如“干”、“何家干”之类，就同自己的文章一样寄给熟识的编辑。发表之后也像自己的文章一样，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这三个集子里。14这至少说明鲁迅对共产党人瞿秋白的观点是认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鲁迅公开发表的言论，其中也或多或少受到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立场的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同胡适对于国民党的理解，是通过与一个个国民党大员的交谈和交往来形成的，鲁迅对共产党的理解也是借助于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私交，鲁迅甚至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这种情境下，鲁迅自是甘心做左翼运动的领袖，走在通过舆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最前沿，但瞿、冯离开上海后，鲁迅与左联领袖的关系迅速恶化，他曾在一封致胡风的信里隐晦地表达了不满：“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5共产革命强调的是服从和献身，而鲁迅却是富有自主性和反思性的作家，当前者的权力网络以一种异化的面相来约束和指导鲁迅时，鲁迅的内心反感自然强烈，但是他又不会将这种私下书信里的真实情绪带到公共言论里去，这与胡适在“私议”与“公论”间的自觉意识如出一辙。即此可见，尽管鲁迅对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胡适的言论多有怀疑，但其自身的言论亦非完全发自内心，一样地遵循着某种隐秘的来自权力网络的指令，而之所以呈现这种共同性，关键不在于去追问胡适和鲁迅是否有独立的人格，而在于去考究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为何会跟各自的权力网络发生关联，在被权力网络渗透的同时，又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守卫舆论的自主性的，这种渗透和反抗寄托着他们各自怎样的政治理想。
除了上述的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的互动之外，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的冲突及其解决方式，更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觉到舆论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胡适等北平知识分子发表政论的除了《大公报》“星期论文”外，该报附属的《国闻周报》以及胡适等人自筹资金创办的《独立评论》也是重要阵地。《独立评论》的公共舆论从总体上来说较理性温和，偏向于在独裁与共产革命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16。即使如此，仍旧时有言论，触怒地方当局。1935年，张熙若的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17，直接导致《独立评论》被北平当局停刊。这是政治权力对于公共舆论的直接扼杀。这个事件里，有意思的是作为公共舆论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守护舆论空间。1936年12月2日停刊后，胡适及其同仁就一直为《独立评论》的复刊努力。1937年1月14日，北平市长秦绍文与邓哲熙宴请胡适，席后秦告诉胡适拟先与孟邻（指蒋梦麟，引者注）谈一次，再与他谈《独立评论》事。胡适推测“大概此中还有问题”。18同时，陶希圣介入此事，在征得胡适之同意后，去绒线胡同拜访胡适亦见过的邓哲熙（时任高等法院院长），告诉他《独立评论》每期销行一万二三千份，主要销往南方，若停刊则会导致南方读者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猜忌和批评。邓出策说：“这样好了。请胡先生写封信给宋先生，只说他出国之后，彼此少联络，致生误会。现在他回来了，以后不致有误会产生。这封信到了宋先生那里，他请胡先生吃饭，席面上不必再谈这件事。《独立评论》也就照常发刊，也不必说是复刊。”19陶希圣第二天将这个信息转告胡适。1月26日，胡适草拟了一封致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的信，当天晚上，他与独立评论社员及作者陈之迈、张熙若、竹垚生、周枚荪、张佛泉等人讨论这封书信。20大概是就书信的内容及措辞、语气等进行商榷。3月7日，胡适终于改定这封致宋哲元的书信，并带去访当时的北平市长秦绍文。21应是托其转交此信给宋哲元。在这封反复讨论过的书信里，胡适以非常恭敬的口吻写道：“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北归后曾访秦市长，托他代向先生约一个进谒的时间，以便当面向先生道歉。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变的消息，人心都为此事所震动，无暇顾及此种小事。兹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此报已停刊三月有余，现适在医院割治腹疾之后，已稍复原，拟俟身体完全恢复，即继续出版。以后适长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长。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22此信可见胡适为守护这一舆论空间，而不得不与地方大员周旋，甚至“低声下气”，“道歉”一词在如此短信中出现两次，“待教”、“指摘”等词恭谨万分，在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员面前，胡适已经不再像1920年代那样公开吁求言论自由，而是通过更灵活的手腕来守护舆论空间。这既表明胡适与权力网络到此时已经建立了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了胡适等北平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一种温和理性的风格。事情就此出现了转机。3月30日，胡适在北大上课后，得秦市长电话，邀请他五点半与宋哲元谈话。据他当天日记所记：“我们谈了约有半点钟的话。六点半，陪居正、江庸等吃饭。席散后，秦市长与邓仲知送我到门，说，《独立评论》随时可以复刊了。”23通过这一曲折的斡旋过程，《独立评论》于4月18日复刊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申报•自由谈》的命运。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后，在类似发刊词的《幕前致辞》里这样阐述“自由谈”的宗旨：“我们也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导师，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要进步的，近代化的；同时都也不愿离观众太远，‘自敲锣鼓自唱戏’，只在‘台里喝彩’。”24虽然“自由谈”大致上是做到了如黎烈文在这个发刊词里说倡导的兼容并包、贴近读者的宗旨，但如果仔细考察其主编时期，就会发现他采用了很多来自左翼作家鲁迅、茅盾等被官方明令禁止刊登的杂文，这为黎烈文甚至申报馆带来了压力。黎烈文所编辑发表的迂回曲折而有尖锐泼辣的时评和杂感，使国民党上海当局如坐针毡。据宋军指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企图以拉拢、软化的手法，改变‘自由谈’的面貌，陈立夫、吴醒亚（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引者注）曾出面邀请黎烈文吃饭，黎烈文没有赴宴。之后，吴醒亚等人联名写信给史量才，介绍章衣萍来更换黎烈文。史量才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并答复说：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他们感到拉拢、软化、商量和交涉未见效果，就祭起报纸图书杂志审查这根大棒。原来对报纸只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则连副刊的文章也要检查，加以扣压、删削、增添改动原稿，什么都作。凡涉及到议论时局，如鲁迅、茅盾的文章就更加难发。”25在内外种种压力之下，“自由谈”调整编辑方针，要求投稿作者莫谈国事，只谈风月26。两天后，鲁迅在致黎烈文的信里写道：“日前见启事，便知大碰钉子无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为也，不能也。近来所负笔债甚多，拟稍稍清理，然后闭门思过，革面洗心，再一尝试，其时恐当在六月中旬矣。”27事实上，很多作者仍以讽刺文体继续隐射国民党统治的时弊，只是在语言表达的形式发生了转化而已。这就仍旧引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忌恨，再次向史量才提出撤换黎烈文。据袁省达对先后任“自由谈”主编的周瘦鹃、张梓生的访谈，在谁接替黎烈文主编“自由谈”这个问题上，“官方想派人去，社会人士也想介绍人，《申报》馆也有自己的打算。因此谣传很多，今天听说要推某某人编‘自由谈’，明天又传说要荐某某了，在一时尚未定局之际，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院长）拟介绍《礼拜五》派章衣萍编‘自由谈’，史量才几经考虑还是在自己的申报馆内推张梓生代替黎烈文的职务。”28可见，对于“自由谈”这样一个重要的舆论空间，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主导，从而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而最后史量才能够顶住政治压力，任命具有革新思想的张顶替黎烈文，说明了1930年代的上海，国民党的权力网络仍旧有一定的罅隙可以利用，这也是公共舆论能够生长的原因之一。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张梓生照常刊登鲁迅和其他进步作家的杂文，也被挤轧得厉害，小报上经常编造张的谣言。这时史量才已被暗杀了。（史量才于1934年11月13日自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引者注）张和黎烈文几乎是处于同样的境遇和压力，便妥协让步，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自由谈’登出了停刊启事，张旋即去南京经营书店了。‘自由谈’就此中断。”29在这整个“自由谈”与政治权力博弈的过程里，都是申报馆出面交涉，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根本无力保护这个重要的舆论空间，鲁迅甚至将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干涉舆论自由的事件，仍旧理解成文坛纷争导致的后果30。通过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我们可以看见政治权力是如何试图控制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的主体又是如何应对的，胡适等北平知识分子虽然妥协软弱，但勉强恢复了《独立评论》这个舆论空间，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态度决绝，韧性地抗争，包括使用各种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而“自由谈”终究归于覆灭。在一个言论自由没有得到根本保障的社会里，如何进行公共舆论的实践确实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情。
我们从《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的署名，也似乎可以觉察出舆论与权力的隐秘关系。《大公报》“星期论文”所发表的政论基本上都是署了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如果不是用真实姓名，也是使用作者常用的别名，如傅斯年有时用“傅孟真”，翁文灏有时用“君达”笔名，可以说这种署真实姓名的方式显露的是北方知识分子言责自负的心态，这也与《大公报》定位于政论大报的风格相吻合。但是反观《申报•自由谈》，则基本上是使用笔名的多，如鲁迅有一段时期，几乎是每篇杂文换一个笔名，其他如茅盾等人也是如此。于时夏在“自由谈”发表的《“笔名”与“芳名”》道出了上海文人普遍使用笔名的某些缘由：“予尝妄测其故，非不好名，而逃其文人名也；非畏辩言，而逃其言责也；殆以时多忌讳，而有不得不隐姓埋名者在乎？”31政治权力会对公共舆论进行审查，而言论的署名就是审查最主要的线索与凭据，因此，生活在上海的文人大都通过署笔名，甚至是频繁地变化笔名的方式来自我保护。鲁迅可能是“自由谈”作者中最常换笔名的人之一了，而之所以如此，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的书报检查部门经常删削、撤换、封杀鲁迅的言论。施蛰存在回忆这个副刊的文章里说：“鲁迅是支持黎烈文最出力的撰稿人。新的‘自由谈’发刊后，鲁迅投稿最勤。鲁迅的文章，尽管都用笔名，可是熟悉新文学文风的人，嗅也嗅得出来。后来又出了一个唐弢，也用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他的文章风格，很像鲁迅，可说学到家了。许多读者以为唐弢文章也是鲁迅的手笔，于是鲁迅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更多了。这一情况，为国民党市党部所注意。我听说黎烈文曾被市党部请去谈话，受到了礼貌的警告。此事真相如何，无从证实。”32笔名、权力与舆论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笔名既是对权力的逃避，又是对舆论的保护，而在权力的压迫下，舆论自然会以更曲折的方式表达，最后呈现的就是“无名之徒”在舆论空间里对于权力的挑衅和解构。更有意思的是，正因为署的是笔名，那么读者和权力者无从辨别舆论背后的个体，而“自由谈”的文风又极为近似，这就造就了权力者无法捕捉舆论的具体的制造者的局面，从而就保护了作者群体。是否署上真实姓名，除了跟权力的这种关系之外，也与南北的文化传统有关。曹聚仁曾在一篇短文里对此分析过：“友人B兄，有时写文署真姓名，G兄见了大笑，说是‘海派’作风。我当时提出小小异议，本来海派文人，也是居士山人，惯于附庸风雅的；后来京派文人表示对文字负责任，尤其《新青年》以后，署真姓名也就成为惯例，后来在《语丝》、《每周评论》、《现代评论》和《独立评论》，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写稿的，以署真姓名为原则，用笔名倒成为例外了。所以，写文稿署真姓名，应该说是京派作风才是。”33可见，北平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署真实姓名，所体现的是自觉的责任意识，而之所以这种责任意识能够公开得到彰显，又是与其大学名教授的身份、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以及《大公报》特有的相对宽松的论政空间的庇护等各种复杂因素密切相关的。而上海文人的匿名写作，除了反映了权力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之外，也与海派文化所形成的独特传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派文人对于自身的公共言论的责任意识不强，就体现在随意生造的笔名之上。曾与沈从文论辩过京派、海派的苏汶就曾指出署笔名的一种特殊动机：“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更不可原谅的是，在揭人阴私，对人攻击中伤时候，却用上一个自己所从来不用的假名；或者，为要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吹嘘，宣传，却用上一个假名。”34当时的另外一个上海文人在《卖文与署名》里坦露了署笔名的另一种面向：“为了竞争，发现了‘署名’的需要。本来，署名不算一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并没有很重大的意义存在，至多，只不过偶在掩蔽着本名的真实，为行文的便利而已。到现在，这似乎已成了一种风尚，一个人的署名在一个以上至于五六个的，很为平常，不足奇怪。也就因为不足奇怪，一个不算一回事的署名，也竟蒙上了一种厄运。”35这样的署名与权力对舆论的压迫便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了。
更有趣味的现象是，南方匿名的公共舆论试图对于北方署真名的公共舆论构成一种消解作用，而其最主要的根据则在于北方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与权力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关系，因此，在上海左翼文人权力批判的视野之中，北方以《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等为公共空间的舆论，便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亏损，独立性和公正性也大打折扣，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海的左翼文人事实上很多也是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只不过这是隐匿的、反叛的权力而已。胡适等人的公共舆论展开论证时大致有一个共享的前提，那就是任何改革都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不能通过革命暴力的方式进行，否则政府就具有镇压的正当性。36陈望道在《法的讲法》里直接质疑北平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种论调的合理性：“我不是无政府党党员，固然不忌讲法，但据我浅薄的知识，讲法律有两种讲法：一种可以叫做司法的讲法。把法律认为是既成的，再来看某事应该适用那一条法律。如此则恶法也是法，明明是恶法也不能不送人去做恶法的牺牲。还有一种可以叫做立法的讲法。即从立法者的见地，看某条某条法该立不该立，立了又该怎样的适用，才能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生。如此则恶法便可说不是法，因其无利于社会，无益于人生也。胡适博士到底想取哪一种讲法呢？”37自由派的言论主张渐进主义的社会改革，因此往往是承认政府的基本权威的基础上构思改善之策，而左翼知识分子则在根本上就不承认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其言论便呈现出明确的颠覆性，而且这种颠覆性也指向为国民党政府进行部分辩护的北平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各自守卫一套坚硬的意识形态，并认定其为救亡图存的真理和理想，因此，公共舆论的这种南北之间的冲突，到了最后就不仅仅是两个知识群体的冲突，而成了那个急剧动荡的大时代的理想的冲突，这种理想或者说意识形态在为各自的舆论提供论说的正当性的同时，却也在从宏观上消解公共舆论的公共性，导致公共舆论的变异甚至蜕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等北平知识分子在《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舆论，大体上是认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实力与日本一战，因此必须做好长期抗战之准备，同时寻求国联、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持，以及与日本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这种消极抗战的立场，在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暗地里支持国民党“剿共”行动的表达。曹聚仁在一篇短评里对胡适不无挖苦：“胡圣人叫我们等待五十年，圣人泄露天机，普渡众生，其恩无极。我们赶快躺下坑去，每人办一根烟枪，一灯相对，方不至辜负胡圣人之好意。若不办烟枪，而打哥而夫球，而跳舞喝香槟，而跑狗赌回力球，亦在休息之列，未便反对。五十年后，天意一转，我们从坑上跃出，飞机从杭州飞出；日丽风清，烟枪所向无敌，鹤子永不断线，中国便得救了。”38胡适自然并非这样的立场，但是被曹如此一演绎归谬，似乎其对日主张便显得异常荒诞了，言说的逻辑也仿佛无法自足了。自然，在所有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的类似言论中，对于北平知识分子批评得最辛辣的是鲁迅了。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里，直接地讽刺了胡适等新月派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权力的批评者转型成权力的“帮忙”：“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而文艺’了。”39鲁迅所指的是胡适等新月派在1920年代后期曾发表《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罗隆基发表《论人权》等直接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论，这导致国民党的反感和压制。此后，新月派言论转向温和。鲁迅对于胡适等人的体制化过程有着具体的了解，此时作为批评者的鲁迅又已经完全是体制外的身份，因此，他的批评对于北平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似乎具有足够的道德根据。
相对于《申报》等上海各类报刊上常见的对于北平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揶揄，《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等平津的报刊的公开言论里，几乎没有对于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当然更没有肯定之词，简言之，就是对上海知识分子的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就形成两地的公共舆论的一种奇特的对峙面貌。我们只能在胡适的私人书信里偶尔读到他对上海文人的言论的评论。比如在他致苏雪林的一封信中，如此谈到其态度：“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40而针对苏在来信里对于鲁迅的严苛的批评，胡适主张应该以宽容的态度面对鲁迅的言论，包括其攻击北平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必纠缠于攻击鲁迅的私人行为，而专注于讨论其思想与文学的真实贡献。从此可见，鲁迅等认为其批判的舆论，对于依托于权力而标榜独立的北平知识分子是一种根本的质疑和解构，而北平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却根本没有把上海文人的这些言论放在心上，也不认为这种涉及人身攻击的舆论是一种值得认真回应和讨论的话语，因此，在南北之间的公共舆论之间，出现的是一种对话缺席的深刻分裂。
（本文刊于《浙江学刊》2010年第1期）
注释：
1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44页。
2 参阅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未刊稿。
3 胡适就曾在1934年日记的最后总结里慨叹其言论之无实际效果，详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427页。
4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 美国学者费侠莉在考察《独立评论》时期的丁文江的思想与行为后说：“与《努力》的对比暗示出学术界知识分子面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到1932年，丁文江及其伙伴在中国知识分子背离孔儒关于知识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达到一个新阶段。他们不再轻易假设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亲密联系，这一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把知识分子作为受过教育的人摆在政治进程的中心。在《独立评论》中，作为自觉的局外人和对社会抱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他们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识分子的手笔。知识分子的异化对他们说来是现代生活所预期的情况，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载氏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完成费侠莉所描述的这种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仍旧自我期许为重建社会重心的中坚力量，并与政治权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独立言论发生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相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处身学院的他们更像是传统士人，具有浓烈的士大夫意识。
6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1页。傅斯年对于蒋颇有意见，他在致胡适的信里说：“此间一切读书朋友对定（廷）黻文章极不满。故此公虽邀西府之垂青，实已自弃其Moral【道德】力量。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曾涤生所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倾【所】向而已’是也。此间读书朋友，虽为卿士，未尝丧天良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此处傅斯年及其朋友所反感的是蒋廷黻所发表的倡导新式独裁的政论，从傅斯年的信可见，舆论的独立性是他写作政论的准则，舆论是“公论”，不能用来谋取私人名位，即使如他身在政府之内，对此亦有清醒之自觉意识，从此可见这一群知识分子在权力网络之中守卫舆论之独立性的努力。
7 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大公报》“星期论文”，1936年12月20日。
8 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北平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其中也提到他们对于中共的缺乏了解，而导致某些评论明显有失公正。
9 参阅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另可参阅宋宏：《岂有文章惊天下：五四时期京沪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载许纪霖等著：《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
11 曹聚仁：《忠告丁文江》，载《曹聚仁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693页。
12 茅盾：《关于“左联”》，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13 唐弢：《谈谈《申报》的自由谈》，转引自张云初编：《中国大实话：《申报》自由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2页。
14 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15 鲁迅：《鲁迅全集•书信》（13），致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16 学者汪一驹认为胡适一贯的立场是“主张西化”和“与现状妥协”，主张西化必然使得他的读者局限在大都市里受过一定教育程度者的范围之内，他几乎无法与农民做任何有意义的沟通；他虽然致力于政治评论，但其作品大多是对当权者说话而非对大众说话——这虽然不是为了“干禄”，而是由于他信仰渐进主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却容易变成宁可支持一强大的政府以抵挡反对者，亦不愿组织一个“他自己的党”，因此可以说明胡适是一个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转引自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70页。）汪所讨论的其实就是权力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从根本上制约公共舆论的拓展和影响力的发挥的。
17 张熙若在该文里批评宋哲元等北平当局的分裂行为，载《独立评论》，第229号，1936年11月。
1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页。
19 陶希圣：《北平二三事》，载氏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2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2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22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718页。
2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
24 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25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26 编辑室：《从兹多谈风月》，《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27 鲁迅：《鲁迅全集•书信》（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28 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29 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30 黎烈文离职、张梓生接编“自由谈”后，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书信里说：“烈文系他调，其调开之因，与‘林’（指林语堂，引者注）之论战无涉，盖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职不可，而暗中发动者，似为侍桁（韩侍桁，当时自由谈的作者之一。引者注）。此人在官场中，盖已颇能有作为，且极不愿我在‘自由谈’投稿。……梓生忠厚，然胆小，看这几天，投稿者似与以前尚无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将必有稿勒令登载，违之，则运命与烈文同。要之，‘自由谈’恐怕总归难办的。”（载《鲁迅全集•书信》（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15页。）
31 于时夏：《“笔名”与“芳名”》，《申报•自由谈》，1933年11月5日。
32 施蛰存：《“自由谈”旧话》，载陈子善、徐如麒编：《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
33 曹聚仁：《曹聚仁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75页。
34 苏汶：《谈文人的假名》，《现代》，第5卷第1期。
35 尤其：《卖文与署名》，《申报》，1934年10月23日。
36 胡适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尤其能够体现这一点，他认同学生政治抗议的权利，但不认同学生运动走向推翻政府，也不认同学生以罢课要挟政府。一二九运动之后，他在日记里说学生罢课是幼稚，说“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载《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这都可见其温和的政治立场，其对于此项学生运动的详细评论，请参阅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
37 陈望道：《法的讲法》，《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27日。
38 曹聚仁：《天意》，《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3日。
39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2日。类似这类的文字还有比如《“光明所到……”》（《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22日）；瞿秋白与鲁迅商讨之后所写的几篇文字，如《王道诗话》（《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6日）和《出卖灵魂的秘诀》（《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26日）等都是非常直接地针对胡适所发表的公开言论的。
40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