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与。2个月后公布结果，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枪杆、有地盘。民意调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孙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为他深爱着的老大民族苦心焦虑、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总是超越眼前短暂的成败得失，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正是这样的远见使他不计一时成败，屡仆屡起，坦然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态。在他身后，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在激荡曲折、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他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自古以来宫廷或官场上那些圆熟的权势人物，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经在他的身上发芽、生根，他不仅仅属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样一个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内顾中国实情，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深具前瞻性的认识，那不仅是通向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仅仅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的人远。难怪在他活着的时代，他不靠权势，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众的问卷调查中“一览众山小”。这一点，他本人大概也会感到欣慰。
确实，孙中山是个理想型而不是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兴）氏实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行动的热忱，或者行动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动、实践、奔波，但他更擅长的思考、演说，是激励同伴，行动并不是他的强项，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破土而出，当然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尽管与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与他长期不断的革命实践也是分不开的。没有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样子。
孙中山不是完人，他有缺点、有脾气、有失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执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当清廷退位，袁世凯接替他出任总统，他认为民国成立、南北统一，民族、民权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问题，所以要退出政治，去从事铁路建设，其中就不无天真。说他固执，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长流亡岁月中，或者民国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不停地为理想而奋斗，败而不馁，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应该也有关系。也因为如此，他有时特别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劝告，“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行动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决意重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员以服从党魁命令为唯一要件，不仅要宣誓立约，而且要摁指摸。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黄兴拒绝接受这样的做法，力劝无效，只有黯然离开日本。与传统的政治领袖不同，他不很擅长协调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同盟会时期，与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有过紧张的冲突。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会玩权谋，不是长袖善舞之辈，总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历代帝王，和那些久经宦海浮沉、老谋深算的达官贵人的区别也正是这里，否则他就不是孙中山了。在民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安排上，他有过不少失误，他没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机遇，以最恰当的方式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转型，袁伟时等史家已经直面这些问题。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训、遗憾在内，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可以成为后人反思历史的新起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一幕发生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
“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是孙中山一生的信条之一。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可以说，读书伴随着他一辈子，尤其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十五、六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大约有十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夫人宫崎槌子的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并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他还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书带走。宫崎夫人回忆，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一有空总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他当时看书看得正入神，只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都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孙中山之后，在3月23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重要的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开，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按顺序读下来，从不乱翻，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著，张永福从未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未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除了书，常常只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质。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转引自张笃勤著《孙中山读书生涯》，87页）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一定要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所不窥，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他晚年的秘书邵元冲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的回答是：“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一个叫朱和中，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何故？朱回答：“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晖早年也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一天有人敲门，自称“孙逸仙”，相貌“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吴稚晖晚年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大为感慨：“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最初接触四书五经，13岁远赴檀香山，在当地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诵读过的经典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著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说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尤其留心“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 时，说到监察权、考试权，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的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西方典籍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的演讲中仍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香港求学时期，他已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他对农学也有过浓厚的兴趣，不仅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而且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创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光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著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他才会有一段相对安静的读书时间。他一生中几次集中读书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流亡伦敦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他先是流亡到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佣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也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在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变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转引自张笃勤著《孙中山读书生涯》，70—71页）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 “二次革命”失败他再度亡命日本时期，不到三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他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过购书的地方，仅仅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这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有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就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虽然孙中山的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转引自张笃勤著《孙中山读书生涯》，107—111页）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包括了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方面的，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孙中山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广泛收集资料，阅读大量参考书。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1918年7月，他在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定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达240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1923年秋天，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只船上，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看出，1908年，他来到伦敦，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在屡遭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孙中山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散失，在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其中1025种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直到1925年，他在北京，缠绵病塌之时，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留下的“家事遗嘱”将书籍列为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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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
张笃勤著《孙中山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冯自由《公民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