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痛心！朱厚泽同志艰难地抖动着嘴唇，和我们进行着简单的对话”。这是我4月30日的一段日记。在场的还有高占祥同志、何方夫妇和两个年轻人。
厚泽同志病危昏迷之际，他一睁眼，一张口，都那么吃力，我预先准备好的问候竟然完全忘了，只是语无伦次地说：“反正是很难受的……支持一下，肯定是很难受的……”
占祥同志的谈话开了一个好头，他说：“您是一个开朗的人。您在我们心里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当你面这么讲，不当你面也这么讲。”占祥同志的评价，同样代表我。
说来也巧，我第一次和厚泽同志见面，占祥同志也在一起。那是1985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朱部长代表中宣部，高副部长代表文化部，双双与会。在这之前，占祥同志请朱部长到文化部演讲，厚泽同志关于文化工作中的“宽松、宽厚、宽容”的三宽提法，就是在这次讲话中讲的。因为知道厚泽同志还要去武汉，所以会后，我向他提出一个请求：如果去武汉调研，可否和那里的《青年论坛》的编辑、社长座谈一下？了解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对改革的一些要求和意见。我好不容易想到这一话题，在他病榻旁一提，他立刻有了反应，抖动着双唇说：“搞文化发展战略，后来小青年们要找我。在东湖，我说把他们都请来一起聊天嘛！”
当年论坛的作者、记者和工作人员现在不少人已成为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评论家、企业家、学术单位的负责人和自由职业者。宽则扩大团结面，人才辈出；窄则脱离群众，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三宽”说的是文化工作，其实质何尝不是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争取未来明天的工作。
2010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