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编辑摘要：我们过去对党的利益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党的正当利益和这些特殊利益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现实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　　

编者按：4月12日本报刊发了《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议。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究竟有没有自身“利益”？应该如何看待“党的利益”？这是涉及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确需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加以厘清。为此特刊发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读者参考，也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利益问题采取回避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一利益作出严格界定，避免党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给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空间。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当改革向纵深发展、最终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核心——执政党的时候，党的利益问题就成了一个我们绕不过去且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时常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写过《要重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一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 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转载），表达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学习时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党没有自身利益应当成为全党共识”的文章，也在谈这个问题。文章认为，承认党有利益，不利于广大党员正确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应当让“党没有自身利益”成为全党共识。整篇文章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字里行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忧党之心，笔者深为赞赏。

但是，对于文中表达的观点，笔者却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党的利益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里有几点看法，提出来大家商榷。

党没有自身利益的说法，在公众感受上难以得到认可

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组织机体，一旦运行起来，自然会消耗一部分资源。众所周知，资源是稀缺的。参与稀缺资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对利益。举个例子：党要活动，就需要有经费。经费多些少些，对党开展活动的成效影响甚大。如果党没有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我们既不可能说党的活动不需要经费，也不可以说，党的经费和人民的财产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党都有自己的目标。实现目标，第一个条件就是执政。执政才能使政党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为一个组织，政党由个人组成，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说，组合成一个集体后便没有了利益，就很难说明，这个逻辑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所以，对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为一谈。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徒添公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而且，与不讲利益相关，在执政中也必然不讲成本。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计成本地搞政治运动，公款消费数额之大乃至直到现在都令其他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关。

从革命领袖的论述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没有自身利益

我们要讲清一个道理，仍然离不开到领袖语录中去找依据的习惯。即便如此，沿着这个思路看问题，说党没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据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两段被认为涉及党的利益问题的话：“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两段话经常被引用作为无产阶级领袖不承认党有利益的佐证。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推断是立不住的。其一，说共产党不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只是表明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立场的一致性，和党有没有利益毫无关系。其二，说共产党代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是代表和被代表关系，并不意味着人民代表连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了、连自己的工资都不要了一样。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还很可能发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领袖的上述论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违背，共产党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却读不出党没有自己利益的内容。

承认党有利益，不等于承认党要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说党的利益，从观念上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利益的偏见。从古代以来，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十分倡导“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人？由此推论，似乎共产党人都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说利益便不先进、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区别，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当成贬义词。前一种情况，说明一些传统的过时观念还在人们中间有影响。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早已将这种观念打得粉碎，无需再作更多说明。对于后一种情况，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实，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这一点，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过，此处不复赘言。简言之，“私利”强调其中之“私”，是因为这种利益相对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们有对立和冲突，所以才有“谋私”之说；“特殊利益”强调其中的“特殊”，是因为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说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方显其特殊。不难看出，革命领袖所强调的正是共产党不能有这种“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所应有的、正当的利益。

承认党有利益，才能使依法治国有一个科学的前提

如果公开声称党没有利益，人们就可以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正确的理解，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融洽，党内由利益引出的种种消极现象就会消失，那么，恕我直言，这种想法确实有点不切实际，把问题看简单了。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以利益驱动为重要调节手段的机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统统如此。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去研究它，只会使我们无法认识和把握它的规律性，以致走弯路，付出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党内腐败分子前“腐”后继，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大旗下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分析起来，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党的利益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党的正当利益和这些特殊利益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现实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不但不承认党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虚假“高尚”，已经使我们党吃了太大的亏，其惨痛代价足以使我们时刻牢记。我们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