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大会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协议，但离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还有一段距离。这个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各国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重要性的认识空前加强，共识增多，也反映了当前减排的困境。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减排额度上争议很大，即使某些国家集团内部也有分歧；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移非常有限；即使达成协议，能否执行仍有很大不确定性；根源在于对“谁应减排多少”缺少共识，尚未形成全球关于减排的责任体系。这个问题实质性进展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就是界定产权，第二排放权可交易，第三是推进创新。只有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
对于排放权的界定，应该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基础。全球温室气体不能“过多”或“过少”，排放有一个“度”的问题。一旦人类社会认为排放过多会导致负的外部性，而提出限制排放的要求，排放空间就成为稀缺资源，“谁排放多少”，即排放权的分配就成为一个经济问题。然而，全球没有统一权威的减排标准估算，没有在此基础上减排任务的明晰分担。与其他资源产权分配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特性在于，存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均质性、长期的滞留性。目前大气层存在的部分二氧化碳，甚至是工业革命时期排放的。
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一特性，本人认为应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为减排最基本的尺度，而这一数据全球有公认权威的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主张建立各国排放权账户，将“人均历史累计排放”与实际排放数据相比较，确定各国账户的赤字和盈余。由此可具体度量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空间。由此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具体化、明晰化，具有可实施、可操作性。各国建立排放权账户后，当前进行的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领域的各种措施，包括排放权贸易计划（ETS）、碳税、混合模式、排放管制等，都可以纳入各国排放权账户的核算。
减排的基本途径是内部减排和排放权交易。全球减排的实质是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即用同一单位的碳排放有更多的产出，或同样产出用比过去更少的碳排放。高碳排放生产率意味着高减排成本，可以通过购买低成本的减排量保持增长；低成本减排者也可以获得一定收益，从而达到双赢结果，实现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解决方案，目的不是让每个人排放同样的碳，而是建立竞争机制，在可交易情况下，实际碳排放将更多向碳排放产出生产率高的国家转移，进而激励提高碳排放产出生产率的竞争，推动相关技术进步和新增长点的形成。
提高碳排放生产率的要求将催生出大量新的技术、工艺和生产方法，新的市场、管理机制和商业模式，新的制度安排。种种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将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其规模、深度和影响力，很可能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蒸汽机、电力、信息等重大技术革命处于同一水平。
对于中国而言，也可根据上述原则建立自己的排放权账户，并根据未来增长趋势形成中国的减排目标和路线图。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可以按相同原则建立各自排放权账户。同时，国内应加快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和推广。首先开展企业自愿减排交易。例如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在进行这种尝试。其次选择部分行业进行配额-交易试点。展望未来，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