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搜索一下，“……是伪命题”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我在给学生们讲课时谈到一个例子，即一个学生举手发言：某某老师说了，你讲的是一个“伪命题”。我问他，为什么是“伪命题”呢?他回答，有一个老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我接着问，那你相信了?他说，那位老师是权威，他说是“伪命题”，应该就是“伪命题”了。

“伪命题”一词被广泛滥用，后果实在令人遗憾。根本不是“伪命题”的命题，一旦被戴上“伪命题”帽子，在网络等媒体上立刻就会遭受巨大冲击。 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在西欧和美国，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一些基金的资助下即已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研究列为重要研究项目。

气象学是人类一门最为古老的观察、记录学科。如今，气候变化这个科学问题，被高度地政治化(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甚至商业化，这是很不幸的。受到政治化的影响，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卷入利益纷争的漩涡，陷入困境，甚至丑闻，是迟早的和必然的。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C)的内部分化和“气候门”事件，不仅是其中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的问题，而且牵扯更多，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2月21日，甚至刊出署名文章，认为这一“气候门”事件表明，“气候暖化”是另一个“千年虫”骗局。

一些科学家相信“气候变化”是典型的伪命题，因为这个命题难以得到证实。他们怀疑截至目前为止为证明“气候变化”而提供的各种证据。

一些所谓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科学)传统“怀疑论”者认为，人们有理由和权利对任何命题加以质疑和批评。他们竭力证明人为因素并不是造成气候变化的根源，截至目前为止，人类尽管快70亿了，其活动对自然现象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气候是变热还是变冷，是不以人的活动为转移的。

还有那些简单地看待世界政治的人们，夸大传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发达国家内部在气候问题上不是铁板一块，发展中国家之间也非一块铁板。他们这样整体论思维，是混淆视听的。

环境污染和排放大户--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和治理权力的掌握者感到，如果“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就变得没有必要，他们就不用担心“减排”、“碳约束”、“碳关税”等的限制了，就可以搬掉心头上一块大石头，大胆地继续“发展”了，甚至公开宣称“排放是硬道理”了。在我的课堂上就有学生说，“我们不在乎更多的温室气体”，“没关系”，即使有人宣称那些废气对包括人类和植物在内的生命的健康不利。

担心矿物能源价格暴跌的金融利益集团如同房地产商担心房价暴跌一样，当然害怕诸如石油和煤炭价格下跌。如果气候变化为真，即使政府采取的是弱的、最低限度的措施限制排放、鼓励低碳，也对他们的眼前和长期利益构成绝对威胁。

政治右翼、保守势力嗅到“气候变化”若成立，“天”就得“变”，“天”变了“道”(规则和体制)也得跟着变，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局。为了抵制这个变局，他们必须说：“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

笔者不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气候变化”是20世纪人类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最重要的自我认识之一。但是，“气候变化”的概念和话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全球(国际)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也使得既得利益者轻易地在公众中颠覆了“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非常一个中性的词，它没有武断地说是气温上升还是气温下降。但是，在实践(各种争论和谈判)中，非常不幸地，“气候变化”居然变成了“气候暖化”的同义词，主张“气候变化”的人居然只关注气温上升的问题，所谓“15度”或者“2度”，“海平面上升”，“冰山、冰川融化”等成为重点，而严重忽略了其它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远离了许多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不知季节变换的人。

世界不同的人对冷暖的感受和需求总是不同的，所以，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也相应地非常不同。小岛国关注“海平面上升”，但是，俄罗斯人和加拿大人欢迎气温上升，对于这种以气温上升为主的气候谈判兴趣不高。我们能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战场看到作为北约(NATO)成员的加拿大的显着参与，但在气候问题上，加拿大却不怎么突出。 其实，许多进入气候谈判的国家，不是因为气温上升而来的，他们不一定很在乎气温上升，而在乎的是与他们切身利害有关的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巴西人关心的是热带雨林的消失，而热带雨林的消失不是一个气温上升那么简单的问题。气温上升甚至也未必就导致热带雨林消失。热带雨林的消失是环境恶化造成的。

同理，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在日趋沙漠化，大面积干旱、洪水泛滥等异常气候应该看作是世界性气候变化的结果。这也不是一个“气温上升”能简单涵盖得了的问题。

这就带出“气候变化”命题的第二个缺陷：避实就虚，没有真正的把环境恶化和环境危机(诸如热带雨林的消失和沙漠化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置于命题的中心日程。

“气候变化”这个概念的第三个缺陷是它的西方中心性。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非西方的科学知识落后，认识也落后，对气候变化缺少深刻的科学研究)，如同其它西方概念，也带着它固有的西方特征，反映西方的当前和未来核心关切，不可避免地反映着西方的偏好、偏见。对未来(明天)考虑很少，集中在对现实(今天)的关切上的许多中国人和世界其它穷人，不一定用“伪命题”来指责“气候变化”，却不会也不可能把目前模式的气候变化争论和谈判置于优先考虑。这就为那些从污染中取得巨大的“发展”利益的权势集团及其“学术代理人”攻击气候变化是伪命题提供了不竭的社会土壤。

我的结论是：“气候变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关于气候变化对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影响，我们仍然处在认识的初期阶段，这个概念有待深入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必须避免的是这样的概念服务于某种狭隘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哪个国家的或者是哪个集团的。另一方面，正当的、科学的或者知识的怀疑是应该的，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气候变化”指责为“伪命题”确实是简单化和不负责任的。国际社会应该从检讨气候变化的概念出发来继续气候变化国际谈判(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否则，未来的气候谈判，如同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一样，要取得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恐怕是难上加难。编者按：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本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发展以及提升本地区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各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通过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来防范金融危机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因此，分析和探讨新形势下亚洲金融合作的状况以及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战略取向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