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关于中国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又一次通过大众媒体成为争夺眼球的焦点“事件”。

事实上，对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早已展开。只不过任何学术讨论都不可能像媒体那样“事件化”，它的影响也只能限于批评界。因此我不得不旧事重提。2004年，《小说选刊》第一期上曾刊载了作家韩少功的一篇千字文，他在文章中说：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韩少功虽然也批评当下文学，但还有具体分析。然而，2006年，一股强大的否定潮流使当下文学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个领域已然一片废墟。除了人所共知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外，还有《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从2004年到2009年将近六年的时间，对当下文学否定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止并愈演愈烈。那么当下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使这些人如此不快并从南到北形成了一个“憎恨学派”？当下文学真的是万恶之源十恶不赦罄竹难书吗？

当今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人云亦云的印象式概括都会以牺牲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研究在批评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这就像现代文学领域一样，批评“礼拜六”或“鸳鸯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评鲁迅大概要困难得多。如果着眼于红尘滚滚的上海滩，现代文学也可以叙述出另外一种文学史，但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在“鲁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当今文学不只是“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它的高端成就并不为众多批评者所真正了解。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真实的情况远没有当代文学的批评者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文化产业的出现，必然要出现大量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玄幻小说甚至“吸血鬼”形象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极端化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他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一方面是对当下文学的不甚了了，一方面则是对文学不切实际的期待。假如我们也要质问一下这些批评者：你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相信他们无法回答。即便说出了他们的期待，那也是文学之外的要求。事实上，百年来关于文学的讨论，大都是文学之外的事情。那些对文学的附加要求，有的可以做到，也有的难以做到。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民族全员动员的时代，文学确实起到过独特的、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在后革命时期，在市场经济时代，再要求文学负载这样的重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即便是在大变动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仍然是辅助性的，主战场还是革命武装。文学不能救国，当然文学也不能亡国。大约17年前，谢冕先生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所写的总序《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中说道：“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许多年过去之后，我认为谢冕先生对文学的认识仍然正确。而当下对文学的怨恨或不满，更直接缘于对文学及其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

我所看到的当下文学，与那些批评者们竟是如此的不同。我有理由为它高端的艺术成就感到乐观和鼓舞。在市场化的时代，由于市场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长篇小说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宠爱，这个文体的优先地位日见其隆。每年出版一千余部可见生产规模之巨。出版数量不能说明艺术问题，但我们在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那里，比如张洁、莫言、贾平凹、铁凝、刘震云、王安忆、格非、阿来、阎连科、周大新、黄国荣、范稳、迟子建、孙惠芬、陈希我等等，读到他们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篇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我看来，自80年代到现在，中篇小说可能代表了这一时段文学的最高水平。80年代的王蒙、张贤亮、冯骥才、张一弓、宗璞、张洁、谌容、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铁凝、张抗抗、张辛欣、古华等良好的文体意识和尖锐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将中篇小说推向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们的创作为新世纪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和稳定的基础。而中篇小说的容量和它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守成”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与保守、落伍、传统、守旧等想象连在一起。但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变”的意义，突变、激变在文学领域都曾有过革命性的作用，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肯定过“不变”或“守成”的价值和意义。不变或守成往往被认为是“九斤老太”，意味着不合时宜和潮流，但恰恰是那些不变的事物走进了历史而成为经典，成为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当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变”，这个“不变”是指对文学信念的坚持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中篇小说书写了什么，都不能改变它的基本性质。

于是，我们在毕飞宇的《青衣》《玉米》，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风火墙》，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断桥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大人》，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神木》，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吴玄的《西地》《谁的身体》，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葛水平的《地气》《喊山》，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外地人》，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温亚军的《地软》，鲁敏的《纸醉》《取景器》，鲍十的《我的脸谱》，袁劲梅的《罗坎村》，李铁的《工厂的大门》等作品中看到的情形，与“憎恨学派”是如此的不同。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

我为当下文学做如上辩护，并不意味着我对当下创作状况无条件地认同。恰恰相反，我是希望能够面对小说创作的具体问题，并且能够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而不是以简单的“盛”与“衰”了事，或以“抖机灵”的粪便“黄金说”的伪逻辑趟混水。还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说中国的小说创作已经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满意，近些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反响也不断降温，文学界过去普遍认同的西方大师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国的当代小说？大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试图通过文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也已成为过去。文学在这个时代尚可占有一席之地已实属不易。我的批评立场确定越来越犹豫不决，是因为我手执两端莫衷一是，我还难以判断究竟哪种小说或它的未来更有出路。但是，看了否定当下文学的批评文章后，我认为需要保卫当下的文学，捍卫当下小说高端的艺术成果和他们在文学高地上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