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几何时，文学被捆绑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战车上，在权力话语的全面操控之下，文学话语依附于他者而存在，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独立性，成为政治的奴仆，甚至沦落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方面，揭示社会本质和规律的宏大叙事被作家们想当然地视为最高追求，而另一方面，虚假的本质使得缪斯女神实际上成为可以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于是，伴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拒绝“外化”与异化，提倡“向内转”，历史地成为文学的崭新姿态；伴随着那种“想像的共同体”的解体，以个性为本位的“纯文学”亦逻辑地成为美学独立的新要求。

曾几何时，人们热衷于那些个性缤纷的情感渲泻，痴迷于那些形式主义的审美意味，惊艳于那种自由浪漫的文化气质，沉醉于那种微妙深幽的心理流程。在新时期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中，“向内转”包含着两层内涵，其一是从外在的物质世界转向内在的精神世界，即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上来；其二是从“工具论”转向文学内部，即回到文学的审美本质。可以说，作为对于此前文学异化的反动，80年代以来文学的“向内转”的确承担了审美启蒙与思想解放互为根据携手共进的双重使命。

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这场与“五四”文学革命遥相呼应的革命性潮流，在渡过它抵抗文学的外化与异化的短暂辉煌之后，渐渐出现了“真正的问题”，这在90年代以后尤其严重，这里想称之为“二度内转”。哪怕是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文学“向内转”的初衷和动因是实现审美的解放、个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但“二度内转”之后，在这三个层面上分别表现为：其一，从有意味的形式转再度“内转”为能指的游戏，从自律的审美的追求，再度“内转”为自足的封闭的空间营构。其二，从个体化写作再度“内转”为私人性独语。其三，从思想的自由再度“内转”为身体的自由，比如从灵与肉的统一性追求再度“内转”为欲望化叙事，从上半身的自由再度“内转”为下半身的自由等等。从林白、陈染到卫慧、棉棉，再到《乌鸦》的作者九丹以及《遗情书》的作者木子美，就可以显示出这种视线下移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最具有象征意味和典型性的审美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上述从文学的外化到“向内转”再到“二度内转”的嬗变脉络。比如“红色”作为一种基于民族审美传统与文化心理的核心意象，它所承载的内涵往往先验地表征着一个时代的主流倾向，而其象征意蕴的变化则透露出审美意识的时代性漂移。在当代文学前30年中，“红”毫无疑问地成为红心向党、信仰坚定、政治正确的审美对应物。这从此期的作品名字中便显示出来，如《红旗歌谣》、《红太阳颂》、《红色的十月》、《红桃是怎么开的？》、《红红的山牡丹》、《红大院》、《红色风暴》、《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红色的雷锋》、《红梅花开》等等。到了80年代，一变而为\，红高粱、《红树林》、《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街上流行红裙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时期的“红”，告别了政治内涵与外在负重，成为人性自身解放要求的审美表征，“红”试图回归到“纯文学”的层面上。然而时至90年代以来，“红”的审美意蕴开始变的暧昧含糊。贾平凹笔下的“红狐”（《红狐》）意象，成为摆脱精神苦痛和心理郁闷的寄托，让人联想到麻醉剂的作用。到李傻傻的“红×”（《红×》）、雪静的“红肚兜”（《红肚兜》）等意象那里，“红”更多的指向了混乱的情欲乃至变态的心理。

与这条显示嬗变轨迹的“红线”相映成趣的是，文学话语整体性的审美情调也有一番变化。在50至70年代，如“不能走那条路”、“金光大道”、“艳阳天”、“决裂”等等，其审美基调是多么的高昂明亮乃至专断霸气。80年代的“雨，沙沙沙”、“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则转向了对于诗意纯洁的向往和对于真善美统一性的追求。90年代开始流行“丰乳肥臀”、“上海宝贝”这类暧昧情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意味。时至新世纪，“蝴蝶的尖叫”、“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则直接将审美情趣带入了感官刺激一途。

当代文学60年均分为两段，前30年“向外转”，后30年“向内转”，前半段一路“外转”，终至转向了非文学，后半段一味“内转”，其实也终至转向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非文学。前一段的文学匍匐于政治的脚下，终至成为政治话语的同谋，后一段追求文学的“去政治化”，其实也因其消极意义上的力量转向终至成为主流话语的合谋者。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曾揭示出，启蒙运动以高扬人的主体性为发端，但彻底被启蒙的人类却丧失了自我，启蒙运动反对暴政，但造就了新的暴政，总之，启蒙以启蒙理性祛除神话，但启蒙理性本身最终又变成了神话。这种启蒙走向自身反面的规律便构成了所谓“启蒙辩证法”。其实，“向内转”与此自我异化的逻辑进路十分想像，即彻底“向内转”后的文学也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可称为文学“向内转”的辩证法。这也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所谓纯之又纯的“纯”文学理论根本就是一种“学术神话”。

此运动的“辩证法”之所以在近三十年发生，一方面与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源有关，而更为本质的方面则导源于文学主体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失调与隔膜。就文学面对的时代与社会而言，西方现代主义的“向内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已经成为生活的规律，并造成了较为凝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前提下，作家们并不需要将主要精力用于探索社会文化的现状，那些外在的社会生活反而不如作家主体的内心世界更真实，更有效。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看透了“外”，文学的“向内转”才有其逻辑合理性。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却往往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正如流行歌曲中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得太快”，外在世界的变化之繁富与人性人性的变异之复杂，甚至将作家的文学想像力抛在后面。许多社会生活的层面被重重包裹起来，规律难寻，并且也无有效的历史规律藉以借鉴观照。在这样的前提下，作家主体要看透“外”，殊为不易。

连文学的“外”都看不透，那么文学的“内”也就丧失了外在的对应物，所谓“向内转”便失去了逻辑根据，而失去了这一逻辑根据之后，仍然坚持“向内转”的话，便只能以失常、失序、失效的形式向“内”滑落，而非向“内”掘进。就像阿多诺反思的是启蒙运动的启蒙，而并不反对启蒙本身一样，我们对文学“向内转”批评和反思的是这场不断“内转”实践中的“向内转”，亦非批判理论上的“向内转”本身。

二

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叙事的迷宫、文字的游戏、自恋的梦呓、表象的狂欢、无根的想像，莫不打着“向内转”的口号愈演愈烈。可以说，“向内转”和“纯文学”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侏儒主义的遮羞布，成为自恋主义盛行的堂皇借口，成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巧妙托辞。一方面，作家的数量与文学创作的数量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文人们为文学居于边缘不被关注而忿忿不平，这一悖谬现象固然有消费主义、影像文化冲击的原因，但文学“向内转”的这些结果同样难辞其咎。由之，“向外转”不仅成为今天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深层需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几年，文学“向外转”的要求引起了一定的注意，李建军、汪政等敏锐的评论家都有此呼吁和讨论，但总起来说，“向外转”仍然是个微弱的声音，同时也仍然是一个内涵模糊并易遭误解的概念，也是被虚假的“向内转”搅混了的一个命题。我们所说的“向外转”，并非是转向生活的外在表象与社会文化的表层，如果是这样，文学永远比不上新闻报道和现实案例（事实也正是如此）。“向外转”并非是独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现代主义扭曲的意识世界、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与生活本质的对应，它们并不必然地与“向外转”相对立。“向外转”也并非是放弃精神信仰层面的探求与内在心理的挖掘，它反对的主要是那种虚假化、独语化、无根化的“向内转”，个体性从来都是与人类性两极相通的，包括隐秘的个体心理、微妙的生活体验、复杂的生命意识等，如果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可以感应和沟通的渠道，那种所谓内在心理，所谓深层欲望，便失去了精神的投射力量。因此，“向外转”还必然包含着对于人类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内在精神的探索。

“向外转”也并非要求作家们都去关注与描写重大现实题材，甚至回到“题材决定论”的俗套，当然更不意味着写作了现实题材就算是“向外转”了。当“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下，“怎么写”的高低粗细和轻重缓急之别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审美判断。其实，当下的文学创作并不缺少现实题材描写，并不缺少草根阶层的呻吟声，但数量庞大的“低层叙事”、“打工文学”，却让人感觉不如一部《中国农民调查》更具震撼力。当下文学也不缺少揭批权力腐败之作，但大量的反贪文学所反应的官场生活，连现实生活中的官员也不能说服。当下创作也不缺乏对于道德堕落、人心异化的批判，然而许多的道德叙事远不如一个“小悦悦事件”更具典型性，更具丰富的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

过去，每个时期或时代总是有那么一批人物形象深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像“五四”时期的阿Q、祥林嫂，40年代的方鸿渐、曹七巧，甚至80年代也有高加林、章永磷，他们成为特定时空的文化密码的承载者，成为人们藉以观照现实生活和反观自身精神的审美符号。但在今天，这样的符号已经被现实中的人物所取代，进入人们生活中的是马家爵、药家鑫，是范跑跑、“彭宇案”。由此也反证了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这样的“向外转”还必然地要求重新审视几十年以来文学的“非政治化”倾向，唤回有根的想像力。政治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它与具体的党派、政策以及对于其意识形态规训的态度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当“非政治化”针对的是作家主体在政治上的“跟跟派”倾向以及创作上的政治工具论时才有意义。在当代社会，政治与体制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话语也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种种关系场域。福柯在谈到什么是启蒙时，就强调现在的启蒙已经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出现，这也就意味着追求解放和自由的作家主体应有独立的政治姿态。然而，与“向内转”的异化相一致的是，“非政治化”的价值被过分夸大和扭曲了。更多的作家迷恋于似乎与政治无关的消极自由领域，拒绝涉足积极自由领域，这样实际上也就在无根的、虚幻的和虚假的审美自由中，客观地成为权力的同谋，更为重要的则是介入生活能力的退化以及探究生存真相之勇气的丧失。

总之，我们倡导文学的“向外转”，着意在重新调整文学之“内”与“外”的关系、个体与人类的关系、审美与思想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叙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与紧密的契合度，锐意突进外部世界与国人文化心理，创造直逼当下和人心的自由叙事伦理，从而建构起属于新世纪的审美空间与精神生活。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