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时体现有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对常规性史料的绝对信任与过度依赖，使研究活动难脱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窠臼。将一些热门的学术理念视为“公理”并加以“结论”式运用，极大限制了研究活动对问题的个性化发掘。缺乏问题意识的“材料流”结构以及急于将对象“本质化”的话语模式，使研究活动成了知识的陈述或判定，从而阉割了研究主体的思想与历史的复杂。

关 键 词：当代文学  史料研究  知识化现象

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热”已持续一二十年，尽管参与此话题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研究成果也数量不菲，然而，研究实践中观念、意识及方法上的一些误区，一定程度上牵制甚至伤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整体学术品格。热闹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沉潜与反思。“知识化”作为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值得我们关注。所谓的“知识”是相对于“问题”而言的概念，“知识化”现象即指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从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

“知识化”现象首先体现于研究者看待与处理史料的方式。尽管我们也说，“史料就是观点，就是理论，就是方法”，但这是就某个研究活动中史料的整体运用而言的，即只有在史料的择取、辨识、呈现等诸多环节的通盘考量中，才能彰显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思维和研究范式。离开了综合与演绎，史料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很难形成独立或完整的知识价值，更无法呈现研究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史料研究的问题或意义只能存在于复杂史料的智性组织与阐释之中。然而，或出于问题意识的不自觉，或惮于史料收集工作的艰难，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使用常规性史料，并将研究活动锁定于常规性史料指向的知识空间。由于这些史料传播广泛、使用频率高，因而极易被研究者作为一种“真理”接受。如果对这种史料深信不疑，或以这些史料所指向的“事实”为学术的目标，那么研究活动一开始就掉入了知识的陷阱。

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研究为例。公共性史料对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通常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会议“庄严”、“隆重”、“热烈”的现场，二是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会议规模的空前，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悉数出席，大会报告(公开发表)的高屋建瓴，与会者自豪激越的回忆性文字等，都可视为第一次文代会如此形象与定位的具体注脚。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性史料描述的第一次文代会固然有据可资，但“本质化”的叙事指向与话语方式，使这种叙述在“定型”第一次文代会之同时，也难免会遮蔽其多元、生动与复杂的一面。诚如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可以“全面复现”历史一样，公共性史料触及的，也许是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事实或整体面貌，但难以照顾到会议具体的进程与丰富的细节。历史中的第一次文代会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景象存在，这部分景象恰恰是公共性史料所难以提供的。如果完全以公共性史料作为想象第一次文代会的方式，那么对第一次文代会所谓的研究，就很可能只是一次拘囿于某种特定话语之下的“知识重蹈”。

事实上，由于时局特殊(全国还没有解放，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宣告成立)，加上筹备时间紧张，第一次文代会很难开得像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代会那样规整。比如，因“交通阻滞或工作牵连”，不少代表在大会开幕后才陆续到达，有三十七位代表甚至滞留在香港，只能通过学习相关报道来“参加”文代会。①会务组虽然早早发出了书画作品和表演节目的征集通知，但因邮政不畅通，一些书画作品直到文代会结束之后才寄达。出席大会的政治领导人阵容齐整，但毛泽东亲临会场则不是大会既定的安排，而是他个人临时的决定。②重要领导作报告，即便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个别代表也可因其他事宜而中途离场。③为彰显未来的文艺方向，大会安排了不少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表演节目，但一些代表抓住这难得的开会机会与友人相聚，会余时间也很少去看演出。④代表们参会的心态，普遍是“热情都非常高”，“精神都非常振奋”，“非常受鼓舞”⑤，或者“我们每一个人是带着革命胜利的兴奋心情来到这里，同时更是带着发展工作的紧张心情来到这里的”⑥，但诸如巴金、叶圣陶、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一批来自国统区的文人，因此前的文艺实践与“工农兵方向”存在距离，内心也难免有一种“我是来学习的”焦虑或观望。

我们见到的几个重要报告，表述严谨规范，凝聚着新中国文学的想象与规划，但现场报告的推进过程和对报告精神的具体演绎，则可能存在不同于公共性文本那般严肃与正规的景象。公开发表的郭沫若的大会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围绕“文艺运动的性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任务”等重要问题展开，报告思路清晰，饱含“思想高度”和“战斗激情”；而据一些与会者的日记或手记记载，郭沫若的现场发言似乎内容更为纷杂，言语也颇为“家常”，多有“被张道藩排斥”、“不容易出青木关”、“上海进步的报纸为美国电影作义务广告”、胡适成不了“五四领导者”、冰心笑谈“你们哪有一个好的男作家”等杂芜琐碎的私人性故事，不时地揶揄与调侃，还经常引发台下代表的笑声与互动。⑦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批判同样如此。公开发表的文章《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里面对萧军的批判呈现着当时的理论思维与话语方式，即从“阶级”立场出发，着力揭示其“有害的毒汁”的“思想本质”，以及“最后挣扎”、终“被打垮”的历史命运；⑧然而会上刘芝明对萧军的实际批判，则似乎更生动地联系着萧军的各种生活细节：“萧是个人主义，不是为了人民，[以]假革命来发展自己，靠共产党作生易[意]。到了18年的战争，他要像薛平贵一样，筹粮登基。他在抚顺煤矿工会文化[工作]。他说，‘到鞍山，看到那高大的熔矿炉，才知工人阶级伟大。’到了抚顺，他想改名。到了[临]回来，抚顺[方面]说，萧军虽然有错误，希望你写我们。他说：‘我慢慢来吧。’他有了肺病，比第一期重。”⑨诸如此类的材料显示，在常规性史料所呈现的形象之外，第一次文代会还存在另一种历史表情。它有兴奋与期待，也有随意与轻松；有对文学的历史诉求颇为一致的接纳，也不乏传统文人集会的“民间”气象。

第一次文代会之于新中国文学方向的确立至关重要，但它是否就如一些常规性史料所指证的“标志着工农兵文学方向的确立”，一次会议是否就能根本地彻底地实现文学的“转折”，这是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甄别的。尽管当时郭沫若代表全体与会代表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⑩，然而由于前来“会师”的文艺工作者在生活空间以及艺术观念、手法上存在差异，要让他们在会场上就一下子“全部接受”文艺新方向，似乎不大现实。比如，针对大会倡导描写“工农兵形象”，会场上出现了“能不能写知识分子”的争论，且这一争论在会议结束之际也未能平息，并在会后蔓延至整个文艺界。(11)这说明，一些作家的观念转型不大可能在会场上就骤然发生，而是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慢慢体会与调整。另外，胡风对第一次文代会的某些环节似乎也颇有怨言，对茅盾在报告中“贬低”国统区文艺的做法，他以“坚决辞去《文艺报》的主编职务”、“不出席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起草小组的会议”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十分生气”与“强烈不满”。(12)种种情形表明，第一次文代会是文学“转折”的一个重要关口，而新中国文艺方向的确立，则动态地发生在随后开启的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以及由此逐步建立起来的文学体制之中。有关这一点，胡乔木在文代会结束两年多后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讲话时作了印证：“虽然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已经宣布了接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经过像一九四二年前后在解放区文艺界进行过的那样具体的深刻的思想斗争，这个方向就真的会被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自然而然地毫无异议地接受。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13)

可见，常规性史料只是史料形态之一种，而这一史料形态的存在属性与特征，又规约着它叙述事实的视角与方式。对于第一次文代会而言，常规性史料能够指证发生了这一重要事件，并且揭示了事件的某些事实，但它却难以具体而完整地呈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所指的事实也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的全部。正所谓“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地描述‘所发生的事件’，但我们却不能总是根据记录解释事件‘为什么’那样发生”(14)。提供以上一些文代会的细节，是为了说明，过于迷信某种类型的史料，或将其认证的那部分事实确认为全部事实，那么研究工作就有可能坠入知识的陷阱。摆脱这种“知识化”的障碍，就要特别尊重史料的差异性，注重发掘不同形态的史料在不同维度发出的声音，并将这些各自独立甚至互相排斥的史料“有意味”地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海登·怀特的历史意识值得我们借鉴：提示自己史料也是一种历史叙事，是一种“白色的文学”，通过文学性的叙述模式(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等)和文学性的比喻修辞获得意义，确认并没有与事实完全一致、唯一正确、单数书写的“大历史”(History)，只有与事实总存在出入、总有某种虚构性、总是复数写作的“小历史”(histories)。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历史性的知识王国，并在此基础上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也习见于对一些权威性学术概念的曲解与知识化运用。这些概念诞生于新观念、新方法语境下出现的研究成果之中，它们对当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对某些热点问题研究的示范与引领，使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某种学术共识。这些极富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概念，原本是提出者独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洞见，是他们阐释问题的个性化话语形态与方式，然而在一些学术实践中，它们却被一些研究者不经意地作为固定的知识承袭下来。当学术成果或学术理念被定位为“公理”而不再是“可能性”时，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偏离了对“问题”的个性化发掘，而只是在被“规训”的“知识”场域中，谈论被研究者自认为是“学术”的话题。

比如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概念。洪子诚提出这一概念，本是对文学从“现代”到“当代”发生“转折”的历史逻辑的描述，也是对50-70年代文学的性质、特征的整体性提取，也即当代文学发生、运作与演进的内在逻辑，以及文学格局、形态等的历史性表征，构成了“一体化”概念最核心的意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体化”并不是被固定下来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左翼文艺界将延安文学模式“经典化”的一系列探索中，而且也一直贯穿于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文学的具体实践。二是“一体化”是左翼文学进入当代之后的一个总体性概括，它描绘的是文学在进入当代后被意识形态高度组织的整体局势与基本事实，但并不排除存在与“一体化”相异甚至对抗的文学成分。“一体化”的这种“过程性”与“非纯粹性”又是相互联系的，正是“一体化”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成分，使得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充满着争斗、冲突与起伏、变幻。关于这两点，概念提出者洪子诚自己也曾作过多次提醒。总之，“一体化”不是洪子诚的一次学术命名，而是一次学术发动；不是解决的问题，而是提出的问题；不是被固定下来的结论，而是需要被持续、深入探讨的命题。

然而，随后开启的大量围绕“一体化”概念展开的研究活动，虽极大程度地推进、丰富了“一体化”，但也不乏一些曲解“一体化”，将“一体化”概念作为一个“结论”加以确认与使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将“一体化”作为研究的一个事实背景，一种前置的结果或标杆。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将“一体化”指认的“整体事实”认同为“全部事实”，确认文学的高度组织化乃“铁板一块”、“滴水不漏”，且视之为阐释所有文学现象的一个逻辑基点。本是学术对象的“一体化”，由此成为一个预设的前提，或阐释与判定许多问题的终极目标。这种研究活动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将复杂的学术探讨，简约为某种理所当然的陈述，一些原本可以具体展开的、矛盾重重的文学环节，被化约成一个个简单的文学“事实”。比如，“十七年”中的“群众作者”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它的产生与文艺创作“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一时代要求有关，组织刊登“群众作者”的来信、通讯和文章等来集中交流工作或讨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七年”文艺界推进工作的一种方式。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所有“群众作者”的写作都是“组织”的结果，他们所有的文学诉求都受制于主流文坛的引导。事实上，当时“读者就是批评家”的舆论环境赋予“群众作者”的，不仅仅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信心和勇气，还有对文学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他们也会自觉地写文章，真切地谈论基于自身视野的阅读感受与问题发现，尽管不免幼稚，却也原真与诚恳。就像某一工人作者所说的那样：“我打算写这些建议时，我的朋友老马说：‘你小子别班门弄斧啦！’我的确是个门外汉，不过也想对人民文学尽点责任，所以还是写了出来。”(15)也就是说，“十七年”时期“群众作者”的构成情况不能一言概之，里面存在一些变化，与文艺规范的松紧、文艺斗争的激烈程度等外部环境有关。“毫无疑问，越来越鲜明的特征告诉我们，‘群众作者’在不同的时期，都是话语霸权的附属物，有内容，能够产生能量(甚至是巨大的)，却无法逃避被组织的命运”(16)，这样的判断或许不失“群众作者”在当时的整体性存在，但是否笼统了些？是否与“一体化”认知的先入为主有关？包括我自己在内，早年在考察“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时，致力于寻找“读者来信”被“组织”的思想根源，发掘其形式被“资源化”、属性被“阵地化”、操作被“程式化”的状态，铺陈其被“组织”的几种方式，好像“读者来信”的“一体化”早已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为它的这种存在提供史实与逻辑的根据。(17)显然，这种学术研究受到了“一体化”认识装置的制约，学术空间一开始就已被“自觉”地作了限定。

一度引发了学术热潮与某种研究范式的“重返文学现场”，也有着被“知识化”处理与对待的相似情况。无论是洪子诚的“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还是程光炜、李杨的“重返80年代”，“重返”在最初都是提出者研究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18)或实现当代文学从“‘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到“作为‘学问’的可能性”(19)的路径。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与策略，“重返”是为了避免对既有结论、知识的盲从与迷信，隐含着对已经“历史化”的知识的怀疑，彰显着对被既往的叙事视而不见或有意剔除的事实、知识的尊重，主张以提供更多历史现象、细节与材料的方式，来呈现更为立体、多元与复杂的历史。“重返”本身就包含着浓郁的“知识反思”意味，是努力挣脱“成规的障碍”的产物。

然而，一些受到“重返”学术思想启迪与激励的研究者，在实践中却把“重返”简单地理解为学术“公器”。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重返”可以客观地“复现”历史现场，是可以攻克各类“文学周边问题”的不二方法。对这些研究者而言，“重返”是“确凿”的而非“可能”的，是“再现现场”而非“触摸现场”。然而实际情况是，“重返”只是学术方法，是研究主体的学术姿态，是一次我们必须严肃投入但永远无法抵达“彼岸”的学术行动。研究者以“重返”的名义提供的“现场”，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更被规训于研究者自身对“现场”的想象，他最终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个自己所想看到的“现场”。对这个“现场”的自制甚至怀疑，则不仅是所有“重返”活动应有的学术品格，也是科学接受“重返”学术理念的重要症候。洪子诚曾坦言：“我对‘原生态’这个词，包括‘原汁原味’等通常的那种解释都不大信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吧”，“‘原生态’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概念”(20)。问题是，一些研究者对自己提供的“现场”是如此确认，话语是如此肯定。这种学风，恰是研究者“知识化”、“概念化”接受“重返”提法的直观写照。二是对经由“重返”而“历史化”的历史进行“知识性”接受。“重返”所倡导的“重新历史化”，是为了呈现历史的复杂或另一种可能，并不是要将“重返”的历史重新“固定下来”，凝结为另一种历史常识或权力知识。先前被某种特定的“认识装置”固定下来的历史虽然不无片面或简约，但这种“认识装置”的生成，以及在这种“装置”下把历史“固定”下来的行为，却是我们无法抹杀的历史真实。正所谓我们可以怀疑甚至否定某种知识，却无法抹去制造了这种知识的历史行为。“重返”提供的是历史的参照与对话，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理性地面对历史。然而，一些“重返”的学术活动，却隐含着“从一种历史走向另一种历史”的认知倾向。在他们眼里，已然的历史是一个“误会”，是“被塑造”的和“失真”的，而那个被细节、材料重新点亮的文学“现场”、“周边”，才是真正可靠的历史。这种对“重返”的“现场”的高度确认与“发现新大陆”式的亢奋，是不是也已背离了“重返”作为“学术理念”而非“知识规范”的初衷？

不论是“一体化”还是“重返”，概念的提出者都十分警惕它们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所可能导致的某种“危机”，都曾反复呼吁不要将这些概念当作知识教条。(21)后来的研究者应清醒地对这些概念的“集体趋势”保持某种戒备，因为它们一旦被人们习惯性地视为真理的标准，“那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概括，只要包含于现有集体趋势之中，就必定是真的，而与其冲突的概括都必定是假的；无论什么事实，只要验证了现有的集体趋势，就必定是现实的，而似乎否证它的，就必定是不现实的”(22)。这不是真正的学术活动应有的品格。当代文学一度较多地受到了某种力量的规约，在当下，那些极富学科贡献度的学术理念，则不能因我们的简单接受与随意使用，而沦为自身研究工作的压制性力量。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也显现于某些具体的研究范式之中。一些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学术活动，因研究范式的空疏或绝对，使“问题”、“思想”等得不到很好的彰显，“论述”变成了“陈述”，“分析”被“判断”取代，史料研究在不经意间成为一次“知识”的言说。

罗列材料而非智性地呈现材料，是史料研究“知识性”言说的常见范式之一。这种通常被指为“堆材料”、“玩材料”的研究活动，其实并不缺乏材料的丰富，有时甚至还会出示“元材料”，但是，由于缺乏对材料的主导、统领与学术性勾连，使材料成了材料本身，成了散落的个体或某种类同性材料的集结，最终无法有力地指向某个学术问题。

罗列材料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情况是哪里有材料，论述就朝哪里行进。这种类似于“材料流”的行文方式，使研究主体几乎完全被材料淹没。史料研究离不开材料的支持，也有所谓“有多少材料就做多少文章”的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材料本身并不是事实，而只是和事实有关的资料，呈现材料也并不等于呈现了事实，更何况有些材料呈现的恰恰是一种虚假。某种程度上，史料研究是对材料与事实之间某种“关系”的寻找、发现与阐释，而“跟着材料走”的做法，是绝无可能让那种“关系”不言自喻的。比如，研究“十七年”《文艺报》的“文学批评”问题，是不是罗列一些周扬关于文学批评的讲话、《文艺报》上的“编者按”、“读者来信”以及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发表的文章等材料，就等于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同样，“重返”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不是提供了“三个崛起”、“现代派的风筝”、“清除精神污染”、“垮掉的一代”、“伪现代派”等相关材料，就等于呈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周边”？就等于“重新化”了历史？“材料本身就能说话”并不是没有前提的，材料的“发声”及其话语价值，只能经由研究者的思想而激活，离开了研究者的甄别与组织，材料只是历史河床之下没有生命的沉睡之物。材料的用与不用以及如何使用，应该取决于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到发现，以及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预设的学术格局与逻辑。离开了研究主体这一“思想的线”，任由材料本身来组织叙述，显然是难以抵达“学问”的境地。另一种情况是一味呈现同等价值维度的材料，即便这种材料重合度极高、数量再多，也一个都不愿放弃。比如研究“十七年”作家稿酬制度。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之下，“十七年”时期作家的稿酬意识普遍淡漠，这是当时文坛的集体现象，也是我们研究“十七年”作家稿酬制度的基点。然而，一些研究者涉及这一话题时，动辄致力于铺陈作家捐献稿酬、不受物质诱惑、乐于清贫和视创作为高级精神活动等各种生活细节。有当时的材料，也有后来的回忆；有当事人的叙述，也有其他人的转述；有故事形态的材料，也有言论类的材料。如此不避臃肿地引入这些材料，难道只是为了重复叙述一个历史常识？可以想象，当历史常识被作为研究的目标时，问题的探讨就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事实上，因性质与方式特殊，史料整理极易滑向一种机械性的技术工作，而史料研究也由此存在一个“为史料而史料”的陷阱。正因为如此，对史料研究者而言，保持一种清醒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研究者应去俘获史料而不是被史料所俘获，在史料面前应该体现研究主体的摸索、发掘、质疑和挣扎，并在与史料的这样一种“交锋”中，展现研究主体发现或重构历史的想法。钱理群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要达到“学术、科学、理性”的状态，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努力收集，以至穷尽有关史料的功夫”(23)，这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同样适用。当然，这里所说的“穷尽”并非空间意义上的“全部”(在实践中也很难做到)，而是要求研究主体占有尽可能多的史料，以帮助自身形成高于这些史料对象的视野与思维。即“穷尽”只是面向史料的一种态度，其根本意义则指向学术思想与思维的生成。“穷尽”史料也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甚至只是一种事先的准备，断然不能取代研究工作本身。史料只有被放入“历史情境”与“主体情境”中加以审思，才能成其为“学术的史料”。值得说明的是，这里强调史料必须用问题去激活，并不是主张要在研究活动中事先预设一个问题，然后以此为目标去寻找与组织史料，让史料成为问题的装饰或点缀，这无疑让史料研究掉入了另一种我们必须警惕的“观念先行”的泥淖。我只是想说明，那些游离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史料，不可能自成为“学术”，罗列得再多，也只是在“知识”这一层面上游荡。

除了罗列材料，研究主体鲜明的“判断”意识，是史料研究“知识性”言说的又一表征。史料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然而历史何其诡异！作为一种过去的存在，历史的客体早已被时间淹没，它只能存在于某种观念与话语之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历史是某种观念之下的叙事，而“事实”只是历史真实的一个修辞。由此，史料研究要做的，是耐心、细致、学理地呈现历史的可能与复杂，而非言之凿凿地将历史进行“本质化”。如詹姆逊所言，作为一种“展露历史可能性”的行动，史料研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对对象“作价值判断或试图解决它的矛盾”，而在于把对象“置于历史情境中以便使这些矛盾自身变得有意义”(24)。显然，这里所谓的“意义”并非对“矛盾”做出“判断”，而是对“矛盾”在“历史情境”中的具体关系进行揭示。“判断”是将对象加以“知识化”的极佳方式，却不是史料研究值得推崇的话语模式。因为任何关于历史的“判断”不仅存在简单化、狭隘化的风险，而且还存在反历史事实的可能。

如研究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坛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强调“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是1977-1984年，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伤痕”、“反思”和“改革”的浪潮，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沉重的翅膀》等小说的获奖，是“‘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合谋”的结果，并断言“应该说，这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代表之作所建构的现实，是得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和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肯定的”(25)。这样的判断确实符合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但似乎消解了问题的微妙与复杂。我们知道，新时期初的文坛一直存在“伤痕”与反“伤痕”的力量纠缠，虽然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承认了“伤痕文学”的创作成绩和时代意义，但我们不能忽略会后意识形态对之屡屡做出的“引导”与“收缩”。比如，胡耀邦在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艺战线要“适应当前面临的情况，不能把重点放在揭露阴暗和丑恶的东西上”，要“在承认主流是好的前提下”，“把文艺引导到对全党全国的神圣使命起更积极的作用上来”(26)；198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这些作品总的说来是有益的”，“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27)；周扬在1981年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也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文艺工作“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一些偏差，在创作上单纯地不适当地揭露社会阴暗面”(28)。种种情况表明，当时的主流文坛和国家领导层可以承认和接纳文学界的“伤痕”或“反思”，但不会主动去谋划、激励文学界如何表达“伤痕”或“反思”。毕竟，“伤痕”、“反思”太多，容易导致或扩大社会内部的裂痕，不利于凝聚全民力量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此看来，“合谋”论和“肯定”论似乎并不完全吻合当时评奖的实际情况。

由于史料具有某种“真实的光晕”，因而在史料面前研究者更容易形成“判断”的心理欲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史料研究者应有一双不为“真实的光晕”所蛊惑的眼睛，也要有一种体味、理解与包容异于自身认知结构的事物的胸襟。一位多年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曾由衷感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最大的难度并不在付出更为艰苦的‘体力’劳动，而在需要有‘推己及人’的‘心力’”(29)。要对研究对象做到如此体察而不忙于判断，显然是有难度的，但这恰恰是史料研究可贵的品质所在。当然，对“判断”的警惕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无需判断，只是这种判断需要节制，留有余地，且通常隐含在复杂史料的艺术性呈现之下。它们对读者也不构成为“知识”或“真理”，而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事实”被他们接纳。

怎样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才是“科学”、“理想”的范式，这是很难定义的，具体到每个研究者，情况可能都不一样。钱穆曾告诫弟子：“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30)如此看来，治学的路径似乎并没有绝对的“理”，只存在一定的“法”，而这个“法”，也只存在于研究个体艰苦的“自学自导自寻”的学术实践之中，成熟于研究者日渐缜密、完善的学术思想之上。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学术范式实际上也难有普适性的“范”，“有的只是你怎么根据自己面对的问题，设想出一种能够贴着问题本身，且有一定隐含的理论张力和历史感的东西在后面支持它，用一种比较符合自己知识状态的表达方式去接近问题自身，并与它达到一种‘历史性’对话效果并用你‘自己的话’将其表达出来的问题”(31)。我们学习和接受某种“权威”的、热门的研究范式，也主要不是为了亦步亦趋或如法炮制，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提供一个参照。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而非早已被命定的“知识”。

①王琦：《在香港“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7月6日。

②毛泽东是在大会正式开幕后的第五天(7月6日)来到会场的，此前毛泽东“先有一电话，谓昨夜未眠，不来”，后来还是在傍晚七时许来到了会场。阿英：《第一次文代会日记》，《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③叶圣陶1949年7月6日日记：“周恩来向文代代表作政治报告，一堂几满”，“余听其辞未毕，与乔峰振铎先出，至北京饭店，应董老与薄一波聂荣臻之招宴”，“七时席散。后知周之讲话凡历六小时”。《叶圣陶集》第二十二卷，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④比如胡风只是“偶尔去看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老朋友聊天、喝酒”，不仅几乎每天与欧阳山、艾青等人“到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附近小酒馆喝酒、闲谈到深夜”，而且“对当时的文艺界颇有微词”。张柠：《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⑤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美好回忆盛世华章——庆祝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我与文联大型征文集粹》(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⑥胡风：《团结起来，更前进！》，《文艺报》1949年第9期。

⑦对照参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5～44页；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期。

⑧刘芝明：《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29页。

⑨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二)，《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2期。

⑩《全国文代会第五日毛主席莅会指导周副主席出席大会作详细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

(11)赖少其：《文代归来》，正风出版社1950年版，第13页。

(12)吴永平：《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

(13)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4期。

(14)[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15)见《文艺报》1951年第四卷第2期“作品批评”栏目的“编者按”。

(16)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17)参见拙文《“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V页。

(19)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0)洪子诚、杨宸：《“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访文学史家洪子诚》，《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

(21)洪子诚曾多次发出类似呼吁：“对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也就是说，这一判断的出现，不是表示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结束”，“特别是当它们正在演化为现成的套语时，对于这些词语的过度信赖，正在成为对现象缺乏更具体、更深入把握的征象”，“一旦这种描述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又会反转来阻碍对文学状况和这种状况的生成过程的复杂性的进一步探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程光炜也指出，所谓的“历史化”，“其实仍然是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用别人的‘成果’来覆盖自己的‘历史想象’和‘文学处理’是非常不应该的，它只能招致一种‘无效’的劳动”。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22)[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23)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

(24)[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宗成河、孙大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25)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2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485页。

(27)《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28)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9)吴秀明：《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30)钱穆：《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07页。

(31)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