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越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一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著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ii][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一如前述，由于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勾连在一起，发展传播学的一个论题也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效。作为一个著名的左派理论家，Colin Sparks当然会探讨上述问题，但是我从自己的学术偏好出发，却更关注他基于其一贯的批判性立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中所蕴含的几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论争及其优长和缺陷所做的理论梳理。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著名观点（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iii][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要求的机制。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Colin Sparks主张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各种实证素材与该素材的理论化进行明确的界分：那些全球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全球化范式」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解释。基于上述思路，Colin Sparks逐一验证了「全球化范式」的十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以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之地位的削弱为例，我们并不能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自行调节的机构；相反，全球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其有效运行，而可以提供这些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组织却依旧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并需要以国家体系为基本支撑。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并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与国家对媒体和传播的权力在本质上受到削弱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现象只能作为国家没有使用其全部拥有的资源的例证，但是国家的权力依旧存在。

尽管卫星广播技术使信号得以从一个国家上传再下行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不接受法律的管辖。接收信号的国家也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假如它认为这些服务有悖于国家利益，并认为应向广播公司提出条件，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国家仍旧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利，一如长期以来它对地面波服务的管理。无论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国家行使这种权力都无可厚非。

因此，Colin 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而是在质疑该范式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虽说承认「全球化范式」在当代发展传播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主张吸收「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这两个层面。

现在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既能保持两种方法的优势，又能在深植于传播政策中心的种种政治行动层面上，形成两者之间的合力。「帝国主义范式」清楚地指出世界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结构上的问题，而这些结构却无法从个人心理上或社会阶级层面上得到解释，因为它根植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之中。「参与范式」认识到自我解放是人类自由的唯一道路，而这要求传播者为实现这个目标主动采取行动。

Colin Sparks所谓的「政治行动层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发展传播学的根本目标，即解决世界上最穷苦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面宣称可以通过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和利伯维尔场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更愿意借鉴「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原因之所在。

三

在前文中，我粗略地梳理了Colin Sparks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的基本理路。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超越Colin Sparks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该书视为一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探究之作。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阅读，这部论著的最重要的可能贡献之一就是它不仅为我们认识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路，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和洞见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上述论断，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方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Colin Sparks对「主导范式」（以及「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是梳理或梳理的对象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范式。换言之，这种「新范式」实是源于他对当下主流的全球化「话语」或「范式」的不满，因为这种主流话语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结构性不平等和民众参与对促进后发国家之发展的意义，亦即忽视了此前「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所强调的、国际国内层面「结构性限制」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iv][4]在这个意义上讲，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实际上为我们建构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传播学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等，但如果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那么Colin Sparks为我们建构的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实际上是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便可以将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的主题转换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对后发国家而言，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全球化观？或者，我们究竟应当基于何种视角来认识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

Colin Sparks对此的回答，简单来讲，便是他所建构的那种综合借鉴「全球化范式」、「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新范式」。进而言之，他通过对国际层面「全球统治结构」和国内层面「统治阶层」（Colin Sparks语）的揭示并将其纳入主流的全球化话语而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理论，亦即基于「全球统治结构」而强调民众参与的全球化理论。

显然，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是颇具诱惑力的，因为它把全球化时代影响后发国家之发展的内外在结构性要素都展现了出来，从而使我们洞见到了那种以诸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为依凭、以强调全球化进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呈现出来但实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判准的主流全球化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特质。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确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那么Colin Sparks所建构的这种全球化理论对中国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对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结构性不平等的讨论实是颇不充分的。

一如前述，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全球统治结构」的概念。从理论上讲，这个核心概念不仅是其理论有可能超越其他范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对其他理论范式进行有效批判的理论根据。但颇为遗憾的是，从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对这个核心概念缺乏详尽阐释，使得他的理论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落空；而从理论根据来看，对这个核心概念之分析的缺失，也是使他对三种范式的检讨和批判略显零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以我所谓的「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为概念根据来分析全球化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条件。我的相关论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紧密相关的命题：

第一，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却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亦即形成了一种我所谓的「世界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将中国所参与的「世界游戏」标识为「世界结构」，是因为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v][5]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2000：7）所言，「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议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在我看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强制性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于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关注的经济层面，亦即世界结构在允诺经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致优化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缘化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一些颇具影响的领域当中，那些经由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乃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正是透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价值，也在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毋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二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众所周知，因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确实发生了高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在伴随着科技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邓正来，2006：15）。

第二，与此前的现代化时期不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进行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亦即形成了一种基于承诺、而非基于「共谋」的支配。在现代化时期，由世界结构生成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但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未来的想象。[vi][6]但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参与其间的这种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邓正来，2006：14-15）。

第三，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 对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对后发国家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根据前述的支配关系，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主要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从强调「主权的中国」到强调「主体性的中国」的转换，根本的要旨便在于突破主权的限度，走向世界结构层面的「主体间性」，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某些主权国家决定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而是主体间性与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在交往和商谈中一起生成演化。[vii][7]

第四，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在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争夺」问题（邓正来，2009：7-193）。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一旦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就可以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但是，有发言资格并不意味着有发言能力。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形成了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那么我们不仅有可能据此修改世界结构的规则，而且也可能具据此影响世界结构的进程和方向（邓正来，2006：20-21）。

当然，我并不想用我的上述讨论来替代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统治结构」概念及其理论，而是旨在将这两种在全球化维度上颇为相关的观点勾连在一起，为读者揭示出全球化问题原本具有的、但却被各种视角所遮蔽的复杂性，并为读者从中国立场出发做进一步的追问开放出若干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作为客观性的全球性与作为主观性的全球主义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全球统治结构」对于每个具体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究竟以什么为依凭？关于全球化性质或方向的话语权争夺是否有可能演化为新一轮的宰制与反抗？等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真正站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立场上进一步确当地回答前文提到的、与发展传播学有关的问题——亦即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经后发国家「主体性」的彰显而转化为的下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究竟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真正以后发国家之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为根据的「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所应当正视的问题。

注释：

[1]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亦曾发生过种种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动，然而与此前极不相同的是，此时在「发展」或「现代化」名义下发生的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乃是与「传统」同「现代」的二元对立勾连在一起的；换言之，西方乃是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一种模式或范型而存在的，因此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这实是一个「追比西方」的历史进程。对「现代化」的分析与批判，参见邓正来（2006：93-107）。

[viii][2] 本文对该书的引证依据译者所提供的电子版，因此无法标识页码。该书中文版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ix][3] 亦即1960年代由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由于论旨所限，本文无意涉及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

[x][4] 表面上看来，Colin Sparks对「全球化范式」是有所保留的；但细究起来，这种「新范式」仍属于一种新的「全球化话语」。这是因为：不仅全球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参见Malcolm Waters, 1995： 1.）；更重要的是，Colin Sparks本人在第九章建构「一种新范式」时也对全球化给予前提性的充分认肯。他指出：「全球化范式仍然是现今思考世界，尤其是媒体及传播世界的最为常用和最具影响力的方法。政治家们在演讲中赞美或批评全球化，并藉此宣扬他们希望采取的措施。学者们就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出版大量图书。研究生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相信的最新的揭示世界真理的论点。虽然仍有不同声音，毫无疑问，全球化还是地占据了正统范式的地位。」「不管其他人怎样批评全球化范式，目前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需要一种理论来给予解释。」「至少就当下的影响而言，反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正在不断发展。持有这个观点的作家常常认可全球化过程是存在的，且新颖而重大，但却极力反对全球化支持者们得出的乐观结论。」在他为建构「一种新范式」寻找理论依据时，他也只是指出：「现在说全球化范式遇到危机还为时尚早，但该范式今天确实遇到了比10年前更多、更响亮和更具有说服力的批评。」同时，他强调：「任何新的学术理论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即使它只起到的是负面作用，就此而言，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他所谓的「新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补充「全球化范式」的不足。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说，Colin Sparks其实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强调民众参与和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之结构性支配的全球化话语。

[xi][5] 我对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有结构性的或强制性支配的理论建构，乃是以下述基本观点作为一般性依凭的，尽管它们并不构成我的观点的直接理据：一是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关于社会互动中可能具有的优位之势(superordination)与劣位之势(subordination)、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Shils）关于社会结构中「中心」与「边缘」之别的论述；二是著名社会理论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关于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和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的论述。参见E. Shils, 1975：3；Wallerstein，1974：pp. 37-38；G. Simmel, 1950：181-189.和霍普金斯、沃勒斯坦，1985： 335-376。对此的详尽分析，参见邓正来，2006：10-14。

[xii][6] 我早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和<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论文中便对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之自主性的缺乏进行过详细讨论。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包括国内国际两个向度，即在国内向度自主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在国际向度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第二，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欠缺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内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以及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契合」关系，即「共谋」。第三，就国际向度的自主性而言，这种「共谋」关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尽管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示范」的压力下进行的，但这种「示范」并不构成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因为一些与中国同样处于西方示范下的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和研究其国家的发展时并未采取与中国学者同样的取向（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乃是拉美国家知识分子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问题时提出的依附理论）。第四，这种「共谋」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国论者对「现代化框架」（我后来改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前反思接受，而这种「现代化范式」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份或前见性功效，进而使得中国论者意识不到他们为中国提供乃是一幅以西方现代性观念为依凭的「西方理想图景」。第五，这种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托的「现代化范式」，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学人对此一范式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学人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第六，中国论者与「现代化范式」的共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现代化范式」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而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第二，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范式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范式」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范式的烙印；第三，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参见邓正来，2007：1-39；邓正来，2006：82-114和邓正来，2002：100-109

[xiii][7] 参见邓正来，2006：21-22。这里主要借用了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力主「对话的普遍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哈贝马斯出于对康德、黑格尔以降基于主客观二分且「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主体性哲学」（意识哲学）的反思而建构了一种强调规则的「承受者」（addressee）平等参与商谈以制定或修改规则的「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并将该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依据这种理论，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能够在讨论、对话或商谈世界结构规则的意义和有效性时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可能享有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的权利。但必须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话的普遍主义」所做的这种规定，并不能够当然地意味着中国便真的具有了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的实质性的权利，因为中国是否具有这种实质性的权利，在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关于哈贝马斯的「对话的普遍主义」，参见童世骏(2004-03-13)。

参考文献：

邓正来（2009）。《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邓正来（2007）。《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邓正来（2006）。《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邓正来（2002）。《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霍普金斯、沃勒斯坦（1985）。<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2000）。<「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童世骏(2004-03-13)。<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取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页，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1473。

Schramm, Wilbur.(1963).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Lucien Pye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ils，E．（1975）．Center and Periphe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mel，G．（1950）．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By K. H. Wolff) ．New York：Free Press．

Wallerstein，I．（1974）．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Academic Press．

Waters, Malcolm.(1995). Globalization, first edition.London: Routledge.

（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0期（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