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有一个好故事：新四军六分区的官兵在一次战斗中，误入敌人的埋伏圈，和数倍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弹尽粮绝，几近覆灭。在敌人发起最后一轮攻击之前，司令陈大雷把幸存的几个班长叫到一起，布置了最后一场战斗任务，而后有些自得地说，你们几个跟我走上这么一遭，战斗水平个个都赶上连长了，将来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几个班长就都偷着笑，说咱们再过两天就死了，还谈什么将来有啥用啊？陈大雷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我爹在死的前一天还撑着重病到地里种豆，我娘就骂他：老不死的，你干嘛呢！你就是把豆种下了，将来收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了，你还是歇着吧！我爹就说：我是种地的，死归死，豆还是要种，不能让地荒了。以此类推，陈大雷告诉他的士兵：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战斗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给老子滚下去！
现在且不说这部电视剧怎么样，我只说这个故事是个好故事。它实际上讲的是，人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职分。我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牧师正在布道，一队士兵气势汹汹来到教堂，而牧师讲道不辍，直至长矛刺穿他的胸膛。我们也听说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画一个几何图形，一名罗马士兵来到他面前，要求让路，阿基米德竟然傲慢地做了个手势，说：“闪开！别把我的圆弄坏了！”罗马士兵大怒，挥剑搠死了他。抛开工作的性质不论，单就对自己所事职分的持守与敬虔而言，这故事中的农民并不比倒在圣坛上的牧师和阿基米德差。
我的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一生经历了父母、兄弟四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及数不清的来自黑暗政治与家庭暴力的无尽折磨，但即使在最无望、最沉痛的时刻，我也从没有看见她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个恒久不变的动作是：一边干活，一边流泪。眼泪滴下来，滴到正在耕种的黄土里，正在浣洗的衣服上，正在收藏的谷物中，实在不能自控时，就用手背抹一抹，然后继续手中的劳动。在她看来，灾难归灾难，命运归命运，但再大的灾难，再苦的命运，也不能中断正常的劳动。因为劳动是上天赋予人的使命，人从其中经受试炼，也从其中领取快乐，因而只要不死，人就不能停止劳作。
当然，人因为机遇、兴趣和才能不一样，所事的职分以及对职分的敬虔程度也不一样。各种职分之间也并不是天生划界，不可逾越的，它总是随着一个人志趣、能力的改变而自然流转的。但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职分，这种职分对所从事的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规定性。比如，在人们的自然观念中，军人就应当保家卫国、守土有责，官员就应当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牧师就应当传播福音、度化世人，就像一个农民就应当秋收冬藏、四时不误一样，这种观念是人类社会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人为划分的产物。比如知识分子这种职分，在西方它是由基督教的先知脱胎而来的，因而天然地拥有代上帝发言，批评地上君王的权利；中国人虽没有严格的宗教观念，但古代的中国人都迷信鬼神，因而早先的知识分子都是掌管占卜和天文历算的“巫”和“史”。教育平民化、宗教世俗化以后，无论东西方，知识分子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吃香，但与权力保持距离，时刻保有批评精神，替弱势者、受压迫者说话的传统还是保持了下来。
固然知识分子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总体目标都是为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就在于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智慧与知识，如果他不以自己拥有的智慧与知识，拓展人类的认识边界，丰富被桎梏的想象空间，反而出卖真理，与权力合谋，蒙骗沉默的大多数，他就违反了知识分子这种职分的“天然规定性”。
知识分子是人不是神，与官员、教士、鞋匠、商人、警察、娼寮一样，当然也有“渎职”的时候，但知识分子这种职分的特殊性在于，他的批评职能是建立在自身的正义和道德完好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批评别人的人首先要经得起别人的批评。密涅瓦的猫头鹰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它从来不偷食主人的肉块。一个以批评为业的人，如果他只关心自己的课题经费和职称晋升，东抄西凑，招摇撞骗，他凭什么指责官员贪污受贿，军人临阵脱逃，农民游手好闲？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因而，就性质而言，放弃批判职能，置民众的流血、哀哭于不顾，蛇形匍匐地为权力的合法性寻找圆滑用语的知识分子，与战场上的投敌卖国、反戈一击，教会里的烧杀异端、大卖免罪符，官场中的营私舞弊、残害忠良之辈毫无二致。
当然，与军队、教会、官场中一样，不是人人都有投敌卖国、烧杀异端、残害忠良的权力与机会，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无敌可投、无国可卖、无赃可贪、无异端可烧的境地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的历史情境里也都处于无凶可帮、无纣可助、甚至想帮忙而不得的境地里。因而他们总是觉得无事可干，于是吃茶喝酒、寻花问柳、以文字为游戏，以知识为赏玩就成了千古乐事。相对于神人与恶棍，他们是些不好不坏的人。他们明知什么是正确的，却转身离去。他们害怕显得太过政治化，认为作品一染上政治便不够高雅，让阅听大众觉得他们不冷静、不客观、不中庸，从而失去已经博得的“君子”美誉，落个偏激、不成熟的恶名，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勇气说出真相，害怕得罪权威与权力机构，故而拿这些托辞自欺欺人。真实的意图是想可靠地留在某大学或某研究机构里，通过发表一些云里雾里谁也不看的“学术论文”——据笔者考证，这类论文实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作者自己——成为某协会的理事或会长，某教材的主编或编委，某课题的学术带头人或评审组成员。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拿人生中的其他职分类比的话，他们就相当于战场上的逃兵，农民中的“二流子”，好事做不来，坏事不敢做，既不能增进人类的知识，也不能促成社会的改变。他们东抄西凑的所谓“写作”，并不会带来知识上的新质，在性质上等同于搬运工。
除了“二流子”，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我名之曰“二丑”。“二丑”型知识分子在商言学，在学言商，见人说人话，见官说官话，望风撒种，看云收割，“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语），像日本侵华时的“皇协军”，三分打仗，七分应付，有时也放一两个冷枪，但更多的却是为保存自己。如果还拿人生中的其他职分类比的话，他们就相当于军队里的“兵油子”，官场中“不倒翁”，庙里的“花和尚”，有时也念念经，烧烧香，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揣上二两酒，和后山的小尼姑厮混。
只有极少数人能超越当下的具体利益，向着更高远的目标挺进。他们弃官府，舍学堂，自放于野；不唯上，不唯书，甘为妇孺小子、被遗忘或弃置者代言。他们的生活是游牧的，去中心的，甚至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的，但绝不是犬儒的，无根的，自绝于政府与人民的。他们的立场是反讽的，批评的，甚至是不大正经的，但绝不是违心的，表演的，故步自封的。他们不为反对而反对，但对流通已久的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主流立场，大众采信的陈词滥调、时髦语法永远抱有一种极深的疑虑。他们对人类生活中那些久远的、神圣的、关乎自由和解放的价值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但对当下的、暂时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爱国主义、集体思想、种族意识有种近乎本能的疏离。他的目标是要利用知识的相关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现实与历史之间建立一种可靠而有效的联系，然后通过这种联系为真理和谬误划界。他们是鲁迅说的“叛逆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总是少数。大部分知识分子不管是由于受人哄骗还是名利的诱惑，总是乐于为官家和体制效劳，尤其是在官方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掌管一切臣民的生存资源甚至生命的时候，要求人人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做真理的见证，不是梦想，便是呓语。因为与任何行当任何领域一样，要想做一流的人物，必得付出比常人多得多的牺牲。大多数人终生碌碌无为，并非一定由于才智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安乐。尤其是在国家垄断了一切言论、教育和新闻出版自由，知识分子除了成为体制的薪给人员，其他任何选择都有可能遭遇歧视，甚至沦为终生贱民的可怕社会里，要知识分子人人都放弃优渥的待遇，成为高风险、低保障，没有丝毫尊严的贱民中的一员，无异于痴人说梦。这就是古来天文学家何其多矣，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总是少数，古来哲学家何其多矣，然萨特、加缪、阿隆总是少数，古来文学家何其多矣，然胡适、鲁迅、陈独秀总是少数的原因——而正是这“少数”构成了人类的真葡萄树。
这些真葡萄树不是权贵的宠儿，但也不是大众的戏子。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与秩序，像恒星一样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由于代表的是自由与启蒙，因而大众就成为他们自然的诉求对象，但这个“诉求”是迎合他们的胃口，故意说两句脏话，使他们像客户般地高兴，还是引导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这是区别知识分子真伪的一个大问题。把人民想象成绝对的正义，绝对的邪恶，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他们以为自己的天职是代表穷人，代表受苦的人，代表人群中一切没有讲话资格和能力的人，因而就把这生机勃勃的、善恶交织的众生想象成一种抽象的观念，冰冷的神祇，然后供奉他们，膜拜他们，有时又想改造他们，实在不能改造时，就抽打他们，欺瞒他们。实际上知识分子关注、代表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力量，而不是凝固成一大坨干屎的观念。流行的语汇、先验的主义、做成标本的理论，永远不能代替具体的、散发着血蒸气的个人世界。哪怕这种语汇、主义和理论的确是正确的，的确是经过若干才智出众、道德高超人士检验的。纯粹个人的写作是不存在的，纯粹公共的写作同样子虚乌有。一个负责任、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将自己真实的历史巧妙地融入到公共的价值、立场和写作中去。把“人民”想象成永远正确、无辜的一群，他们的受害、贫穷是因为他们的善良，就是一种纯粹的教条。一般来说，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可一旦有谁掌握了某种权势，马上就会转过来折磨别人，这就是“人民”的宿命。耶稣受审的时候，巡抚彼拉多倒有心放了他，但人民的呼声是：“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看那情形，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反而可能激起暴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现代中文译本，《马太福音》第27章24节）这个经典的场面浓缩了人民嗜血的全部历史。
知识分子因为要在公共的舞台上作证，他的事业又涉及权势的利益、大众的情绪，因而有可能成为，既是权势的罪犯，又是大众的敌人。他要横站着才能应付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但不管是多么易受攻击，知识分子总要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天职，哪怕是四面受敌，孤军奋战，哪怕是横死街心，无人收尸——就像我们故事中的那位老农说的：死归死，不能让地荒了。也正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日心说”又被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修正一样，从长远来看，某文章的经典论述，某知识分子的伟大发明总会过时，总会被后代的进一步发现所遮蔽超越。唯一能留下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他们在向蒙昧、强权抗争时留下的不屈的精神。就像电视剧中陈大雷对他的士兵说的：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死归死，战斗素质要传承下去。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位置，即使鬼子突破我们的阵地，他也站不住脚，还得给老子滚下去！这段话移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知识分子人可以死，但他的精神风骨一定要传承下去。只要我们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哪怕一时乌云遮天，哪怕一朝豺狼当道，这种流风遗韵也一定会感染后来者的心魂。用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死时的话说，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