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角度解读社会异化状况,将它解释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他看来,社会权力源自交往的扭曲,它们是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原因之一。从马克思的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注意到系统与社会权力的直接关联,亦察觉到社会权力对生活世界干预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但他并未揭示出社会权力的真正本质。哈贝马斯直接用政治理性设定社会权力的存在,并在政治理性视域下描述社会权力的制度化,这样,哈贝马斯非但不能发现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也无法真正扬弃资本的权力。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实质上不过是应用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的张力诠释社会权力起源的一种叙述策略。
[关键词]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与系统;感性活动;交往;政治理性;社会权力
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的社会发展模式解读社会权力的产生与扬弃,以此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因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招致的社会异化。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存在论境域看,哈贝马斯系统与生活世界之二元区分非但不能正确解释社会权力的起源,而且更不能扬弃资本的权力。本文的旨趣在于,借助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思想的比较,审视哈贝马斯的二元区分模式,揭示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进行二元诠释的真正意蕴。
一、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
生活世界(Lifeworld)是一个被西方传统哲学忽视或者说从其路向上就根本无法打开的领域,自从胡塞尔在“现象学观看”之中揭开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很多哲学家都受此影响。哈贝马斯相当重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了它。他将先验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变为普通语用学的“生活世界”,并且将它与系统相区分,解读社会历史进化过程。在哈贝马斯的诠释中,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一直在其中运动的视野,它是人们在交往中达成相互理解所必须的共同的背景知识,这种知识是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的,它为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并且以它的在先存在为根本前提。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即是系统(system)。系统是人类控制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事物质再生产以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机制,它以人与环境的交换和控制关系为主,担负社会统一的职能。它所发挥的社会整合的能力机制的作用在于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们在系统中主要进行目的合理性的行动,实质是工具理性的。作为两种不同的协调机制,生活世界从价值层面实现社会的整合,它是人们进行一切交往活动的领域,人们借助它,维持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稳定和个人同一性。以文化、社会和个性为一方,形成交往行为协调的包括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生活世界,以经济和政治系统为一方形成功能性系统,两者的分化构成整个现代性的结构。因此,两者既是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的融合机制,又是社会分化的两个领域。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是哈贝马斯为分析与诊治社会异化状况而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借助这一模式,他发现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并非经济压迫,也不是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的宰制,而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明确指出,社会异化的根源就存在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关系之中。在他看来,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与脱钩是社会演化的结果,也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高度分化,表现为科学、道德、艺术等机制领域的分化以及理性论辩的可能性的不断增加,这即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出现的是,从生活世界之中逐步释放出目的合理性行为,系统的复杂性在逐步增强,它的融合机制也具有了相对自主性,不再受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于是,系统与生活世界出现了分离与脱钩。但这并未直接导致社会的异化,反倒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表现在它是西方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之中的重要条件。因此,系统逐步脱离生活世界只意味着现代社会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融合机制,一种是依赖于生活世界相互理解资源的社会融合,一种是通过金钱与权力建立的系统融合,而社会异化只是两种融合机制混淆的结果。哈贝马斯将资本主义陷入的这一异化状况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它的形成过程即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双方面的发展彼此相互联系,经济和政治系统要依赖生活世界通过符号再生产的成就,同时,生活世界也受到物质再生产的制约,当彼此的互动关系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导致社会畸形病态的发展。当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金钱和权力侵入生活世界,取代语言充当了生活世界的整合媒介,生活世界就萎缩为系统控制的对象,其再生产在系统的强制或者说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无法持续,由此肇致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变得扭曲、片面,现代性的各种病态的现象都由此而来。其中,最为严重同时也是最为根本的社会异化就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呈现出的异化,亦即出现了人对人的统治与支配的权力关系。
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并不满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劳动系统一元角度来解读社会异化状况。在他看来,马克思只是突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理解现代社会异化状况中的重要性,将所有问题都还原到经济的层面,因而忽视了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矛盾。哈贝马斯认为,惟有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才真正揭示了当今社会人们之间关系扭曲的秘密和社会权力的真正起源。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借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存在论境域,分析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是否能够解开人际关系扭曲的秘密,揭示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
二、社会权力的存在论起源
最初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前提的批判中,以及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之前提的批判性讨论之中,马克思发现了一个从中生长出“社会权力”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即在范畴规定之前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它是人们物质利益存在的感性领域,也是真正的现实领域。这种理性前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一个长期被西方传统哲学所遮蔽的领域,它就是以历史的方式展开着的马克思存在论境域里的“生活世界”。
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构建个人活动和公共活动的要素及场域,即他所指的“市民社会”。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不再包括控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经济领域。”他将经济系统排除出市民社会,并且将劳动作为纯粹的经济活动切割出去,置入了经济系统。就生活世界内涵与外延而言,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所指的确存在差异。在马克思这里,生活世界和系统分别指市民社会与国家,而市民社会包括了经济系统。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物质利益存在的感性世界,他从这个意义上谈论生活世界的原初性意义。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一方面是包容个体差异与社会多元利益冲 突的个体活动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人们的交往行为的背景领域与公共利益实现的领域,它可以形成对于工具理性的钳制。事实上,他的生活世界还保有先验性,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领域。基于这样的差异,也就造成两者对社会权力的起源有不同的理解。而笔者认为,惟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存在论境域中,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才不会被遮蔽。
马克思认为,惟有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社会权力的起源方可真正揭示出来。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由“感性活动”——劳动所创造的。他首次揭示了劳动之作为感性活动的存在论性质。他认为,人本身具有现实的(即感性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Objective essential power),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即是感性,人能在对象身上感知到“自我”,因而是能领会存在本身的感性存在物。感性活动的基本动力,恰是要求实现内涵于它自身中的交往意识——感性意识的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即在这种对象性的现实活动中所展开的感性意识外在化的表达,直接建构起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人以自己的生活为对象,在感性活动中发生了对自身的类存在的创生即社会的创造。劳动作为感性活动的具体形态,就是人的这一对象性本质力量的展开过程,正是在劳动中才产生出人的现实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在生活世界之中,当感性活动发生异化,亦即当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从个人的感性存在中异化出去,在感性活动之特定的交往形式中就凝聚出一种人与人彼此冲突与对抗的类力量。这种类力量作为支配着每一个感性个人存在的外部力量即是对象性本质力量异化而来的社会权力(Social power)。感性活动之异化是由分工造成的。即是在分工这种特定的交往方式中形成了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多元利益对抗的类力量。分工总是个人感性活动的交往方式。感性活动从来都不是单个人面对自然界的活动,劳动发生的前提是原始共同体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劳动就是共同体自身的再生产,共同体规模要扩大,就不断向自身提出积累的要求,从而使人们获得的新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分工就承担着积累的使命,旧有的社会关系形式如果继续存在,就会导致新的文明成果的丧失,因而在旧有的社会关系形式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就要求新的分工,这说明分工的实质是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由自发的分工所规定的交往形式即私有制必然导致脱离个人、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类力量。马克思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他认为,建立于性别基础上的分工的最初形式——自发分工就已经具有了社会意识,从而规定出人与人之间统治与支配的权力关系,他这样说道:“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深入到使社会经济形态成为可能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之中,马克思才揭示出社会权力就在劳动之中确立起来,正是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人对人的统治与支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理性前的感性力量如何转变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回答。它不是在任何一种实证的经济学之中阐释异化,而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揭示异化的根源。
社会权力的感性起源被揭示出来,也就揭穿了权力来自于理性意志的神话,由此出发,一切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出身才得以阐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曾经说过:“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须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揭示了一切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源于人们在改变自然的感性活动中形成起来的社会生存条件——生产关系。在存在论境域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是生产关系,它是人们在感性生活中必然发生的感性交往。马克思所说的“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指的是封建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变。从这一生产关系的转变中产生出新型的社会权力——资本的权力。资本的权力(Power)并非法的意志所规定出来的权利(mght),法所规定的权利倒是对已经形成起来的资本的生产关系的确认和表达,马克思所谓的“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脱离了感性活动,财产权将成为抽象的符号,在一定形式的感性交往中被占有的物,才是真正的物。因此,一切法的权力与政治权力归根结底都源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方式。
三、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的诠释
社会异化的根源究竟在何处?人对人的统治与支配是如何形成的?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理论的主旨即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存在论境域中考量这一理论对社会权力起源的探究,质言之,它是以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描述社会权力的起源,其结论是社会权力不是在劳动中产生,而是在交往的扭曲中产生,系统则表达了这种扭曲。
在笔者看来,就对系统的阐释而言,哈贝马斯事实上更强调系统作为机制的一面,因此,系统更应该被理解为制度。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作为整合机制就代表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制度本身并非中性而是具有一定的规范力,因而成为整合社会的力量。哈贝马斯将制度理解为被规范的社会生活的理性框架:“制度框架应核被理解为一种概念化的、僵死的生活形式,用黑格尔的现象学语言来说,应该被理解为显现出来的意识的一种形态。”由此,生活世界的感性生活被范畴化地安置在制度之中。他认为制度表达了权力:“制度框架并不是劳动过程的直接结果……这种显现出来的意识的形态,它所直接体现的并不是技术发展的阶段,而是社会力量的对比,即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统治。”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他的确意识到制度包含权力作为其感性基础,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似乎正试图进入存在论的境域。那么,制度又是从何处汲取感性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呢?他这样说道:“应该研究把目的理性的活动纳入相互作用的联系中的问题……交往活动这张网,无疑也为社会劳动制度的功能需求服务:但是,交往活动这张网同时也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巩固,因为在现实的压力下,并非所有得到解释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因为越出了社会规范的行为动机,不是所有的都能用意识,而只能借助于情感力量来抵御和防卫。所以,制度框架由强制性的规范组成,这些 规范不仅允许语言所能解释通的需求,而且也改变、转化和压制这些需求。”这段话已经初步表达了他的观点:制度不是劳动过程的直接结果,而是源于交往,它从人们的交往中汲取力量而形成。而且他还指出,制度看似是理性建构的结果,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制度框架长期的结构变化不是有计划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当然,马克思同样认为制度也是交往的结果,但是这一交往与哈贝马斯的所指并不相同,在劳动之交往中才产生出表达社会权力的真实的制度。在哈贝马斯的制度来源于交往的观点中,他所阐述的理性前的内容与感性的生产相脱离,交往的维度从劳动中彻底剥离出来,而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交往并不是人们在感性生活中必然发生着的感性交往,因此,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制度并不是作为分工所决定的交往形式,它反而倒过来决定分工,这样,制度的感性起源就被遮蔽起来。而惟有深入到感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制度才能汲取到真实的建构力量,同样制度也不能通过理性判断其优劣,只有表达了真实的权力的制度才是真正好的制度。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之所以胜过其他学说而被认可,就在于它表达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的实际的权力。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哈贝马斯意识到制度表达了权力,而且制度不是理性建构的结果,但最终依然是应用政治理性来描述权力如何制度化的。
在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中,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的两个媒介——金钱与权力即代表了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融合机制,它们是人们交往关系的一种尺度,因而被称之为媒介。它们取代语言操控了生活世界中人们日常行为的指向与目标,使人们脱离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共识的方向,以致彼此间的交往关系产生扭曲,出现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状况。从存在论的视域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法的权力与政治权力干预生活世界自身整合的结果,金钱与权力就其实质而言是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它们意味着社会权力的制度化。私有制作为最初的交往形式如何制度化就是社会权力如何制度化为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法的权力与政治权力根源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方式。但是,哈贝马斯并未探讨这两种权力机制的本质来历,而是将它们视作理所当然的既定前提,实质上是直接用政治理性设定其存在,这样,他就首先确认了被扭曲的交往形式,而它们只是社会权力的确认与表达,换言之,他并未追问这两种权力机制的源头是社会权力。哈贝马斯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权力来源于脱离感性活动的交往,生活世界的交往的扭曲造成了人对人的统治与支配的权力关系,他说:“理性化意味着根除这样的一些力量关系:它们恰恰是在交往结构中不惹人注目地建立起来,并凭借存在于人头脑中或存在于人际联系中的交往屏障,去阻止冲突的自觉平息和交感式调解。”由此,我们断言,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正是以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来描述社会权力的起源。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真正进入马克思所开启的存在论的境域,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家不去探讨抽象劳动如何被主体化的根源,而是以抽象劳动作为出发点,阐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因而它在自身之中就包含了根本的悖谬一样,哈贝马斯是从既定事实出发去研究社会冲突和统治的依据,因而他就无法阐明系统作为制度本来发挥整合的功能,怎样转而换身为一种干预权力,无法找到扬弃生活世界多元利益的冲突的真正出路。
现实的异化状况使哈贝马斯认识到:扬弃生活世界的多元利益的冲突的真正出路不在于政治还是经济两个系统谁执牛耳,而是在于社会同一性的达成不是系统整合可以完成的。系统发挥整合的作用只是保存生活世界整合的成果,但是却无法应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从制度的层面扬弃社会的冲突与对抗都不能获得成功。在这一状况之下,哈贝马斯转而求助于交往理性,既然交往中产生了人对人的统治与支配的关系,就应该从交往中扬弃对抗,以生活世界中的公共领域内部生长出来的实践意识——交往理性作为防御机制,来阻止金钱与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干预,从而保持住生活世界的自主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哈贝马斯对社会权力的二元诠释中,他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失误:一是他并未澄清作为法的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金钱和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并不认为金钱和权力只是对社会权力的确认与表达,而是倒果为因,从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干预将社会异化状况定位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而也就无法说明制度为何无法扬弃对抗,仅仅依靠生活世界自身来突破金钱与权力的干预。二是他认为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在脱离感性生产的交往中,而不是在劳动中。所以,他用二元区分模式探讨社会权力,不仅没有发现社会权力的真实起源,也无法找到扬弃社会权力的出路。
四、资本权力的扬弃
如果说,资本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话,诊治社会的弊病当然应该指向资本原则本身,一切真正的当代批判必然应该包含对资本的批判,从而揭示资本逻辑的非自洽性;如果社会权力是社会共同的理性法则的体现者,那么,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所指明的路径将是通向扬弃人类异化状态的真正出路。事实上,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现代的感性关系的资本依然是一种社会权力。海德格尔说过,资本世界异化的原则已经表达在黑格尔的思想当中。哈贝马斯想要与之告别的就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哲学,意识哲学正是对资本这种感性权力的理性的表达。因而,哈贝马斯事实上确认了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惟其有摆脱它的观念的驱动,他才会提出语言哲学的转向与交往范式的出场来克服意识哲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啥贝马斯却无法与这一哲学告别,因为惟有从扬弃它赖以生长的社会生存条件人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全是在传统形而上学建制之下的呓语。因此,无论是告别意识哲学还是对现实异化状况的扬弃都必须从根本上扬弃资本权力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着同样的道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以政治理性与生活世界多元利益的张力解读社会权力的起源,从而也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部扬弃权力,惟有指向资本本身的批判,方可真正扬弃资本权力时代以来人类所陷入的异化状况。
[注释]
①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②[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③④⑤[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第85页,第133—134页,第60页。
⑥王德峰:《从“生活决定意识”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性质》,《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⑦⑧[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第46页。
⑨[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史、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⑩[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⑩[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