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议论的最大热点是收入差距、贫富分化。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其他中等程度发达国家是否存在一大群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或不到2000元人民币?很显然，由于制度扭曲，经济总量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出现了逻辑的断裂。

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就已揭示了此扭曲之所在。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

很多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观察。我也认同。但与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模式的评价相反，我要说，恰恰是这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要为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均承担主要责任。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

对这种收入分配扭曲机制，古代圣贤已分析得十分透彻。《孟子》开篇就讨论了治国者求利的恶果：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如果国君把利、把财富作为治国的最高追求目标，那自然会出现“上下交征利”的局面，各级政府官员都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执政目标，上级以此要求下级。如此一来，整个政府将变成一个逐利机构，此即张五常们所说的“公司化”，政府官员变成追求物质性利益的商人。应当承认，官员求利，部分地是为公家，也即官员通过经济增长表现，给上级展示良好的政绩。但一旦天天与“利”打交道，官员的私利心也就会被调动起来，私利就越多进入官员的考虑范围内。官员们追求政绩的过程通常也伴随着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行为。

这个时候，官员确实很像经济学所描述的商人，地方政府也确实像极了公司。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终究是官员：官员们手里掌握着权力。政府公司化的自然结果就是，权力大规模地进入经济活动过程中。由权力来分配资源，由权力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哪些领域。这样，权力就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其结果当然是，财富按照距离权力的远近在不同群体之间做不均平的分配。

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民众要生存，当然需要追求物质利益。但是，正常情况下，物质利益只是人生诸多价值中的一个。人固然有物质的欲望，但也天然地倾向于其他价值，比如，喜爱荣誉，喜爱正义，或者是关爱他人。一个社会要维持健全秩序，哪怕为维持正常秩序，就应当鼓励人们同时追求多个物质。

但政府逐利的制度安排，会鼓励、诱导人们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物质利益，而忘记其他价值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某些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强迫民众把物质利益当成唯一人生目标。比如，政府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拆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房价迅速上涨，所有民众都被卷入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人见面都在谈论是否买房，有没有房子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

当然，政府逐利、公司化的短期效果通常很诱人：经济看起来相当繁荣，甚至可以异乎寻常地，政府收入大幅度增长，当然，官员和政府支持的社会群体的财富的收入也大幅度增长。整个社会似乎到处闪耀着物质主义的金色光芒。

从长远来说，这果真是好事吗?“上下交征利”的第一个结果是财富的分配秩序失衡，第二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失衡。当人人被卷入房地产狂热中时，有钱有房者固然沾沾自喜，无钱无房者则焦虑、惶恐。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都陷入紧张之中。如果人人都把物质利益当成人生最高价值，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而自己权利遭到侵害的经验也会让他们形成强烈的怨恨情绪。这样的情绪、这样的精神状态，当然会侵蚀社会的基础性秩序。

所以，孟子在这场对话的结尾教诲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现代社会，官员能否行仁义，当存疑。但起码，政府、官员们不必天天把经济增长、GDP、税收等等挂在嘴边，民众至少不会被淹没在“利”字之中，而迷失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