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不少，一些代表委员缺乏调查研究的言论或提案，引起不少争议。但相对于湖北省省长李鸿忠3月7日面对记者提问的言行失态，此前那些颇具娱乐倾向的代表委员们，可以安心继续北京之行了。

在三八妇女节前一天，面对爱岗敬业的女记者刘杰（来自《人民日报》旗下子报《京华时报》）追问邓玉娇案，李省长表现出的不耐烦、言语威慑和抢走录音笔等唐突举动，显然是严重失态，不仅对女性极不尊重，对媒体以势压人，更与一位省部级干部的素质和形象明显冲突。不知李省长事过之后，是否有所深思？

从后来的情况看，至少到今天为止，湖北省代表团只是归还了本就属于女记者的工作用品，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道歉，李省长本人似乎也没有对此表示歉意。我真担心他这种沉默继续下去。

对于这件事，媒体目前没有公开报道，但网络上流传的现场回放已经很多，现场录音录像在疯传。事实上公众已经相信了李省长现场言行的不恰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李省长失态，相关的联想更是不断出现，比如此前那位质问记者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规划局长逯军。相比之下，李省长的言行没有那么不经大脑，但因为李省长职位更高，且是在政治民主的最高场合的全国两会期间发生，其轰动性无疑更大。

和熟悉新闻史的同行交流，有人提到20世纪5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值得李省长学习一下。

那是1957年4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陪同他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在拥挤的现场，有记者与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出现言语冲突。5月8日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了此事并配发评论《尊重新闻记者》，其后北京等地报纸也以不同形式批评左叶。

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此事被扭转为媒体报道失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有所谓纠正报道，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认为“左叶事件”没有查明事实，报纸的报道和批评过于轻率。此后，凡报道过此事的报纸都作了检查，不少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左叶事件”被打成右派的新闻工作者，都获得了改正。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这件事的深层次性质很有帮助。媒体不是替自己说话，而是有阶级性的，在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所以把替党说话和替老百姓说话对立起来，无论是党还是人民都不喜欢，那样的官员要受处分。而李省长的言行微妙一些，主要是对媒体的态度不好，而行为又失态。

这两天，许多人在引述3月5日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到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比中央决策层的意识和主张，李省长应感到羞愧。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作为公民的李鸿忠与另一位女性公民刘杰之间的个人纠纷，而即使是那样的情况，一个大男人也应当有大肚量，言行不当，大大方方道一个歉不难。

现在的问题，是一省之长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作冲突，是被采访者极不尊重采访者。这说明作为一省形象代表的李省长，没有清晰的配合媒体正常采访的意识，也没利用机会提升湖北的美誉度，这是一种失职。

相比邓玉娇案，今年刚刚在重庆发生的李庄案，争议更多，也更敏感，但看看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良好表现，明确而直接对此进行的解释和表态，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解释，但这种正常的解释与沟通本身，表明薄熙来同志更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自信。

而李省长避而不谈邓玉娇案本身，却反而给媒体记者施加压力，无疑是愚蠢的。李省长即使不向刘杰道歉，也应当对湖北人民表示歉意，因为他的言行损害了湖北人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更大的问题，是作为地方大员的李省长，与中央决策层的思路如此冲突，即使内心对温总理报告中所讲内容不以为然，也应当有起码的组织纪律性，服从中央口径并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对党中央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李省长无论如何都需要公开道歉，以挽回以秒计算不断损失的人气。

请李省长向女记者刘杰道歉，最好是在今晚24点之前，给仍然在工作的职业女性以起码尊重和节日问候。

请李省长向湖北人民道歉，为自己不当言行给湖北形象造成的损失深表内疚。

请李省长向温总理和党中央道歉，尽最大可能消除自己言行失当而给中央决策造成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相信李省长是有政治敏感和宽广胸怀的男子汉，一个道歉不难，挽回的将是无数的面子和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