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能消除“异”的利益。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和平共处呢?尤其当中国不断上升而接近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重要。很简单地说，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作调适。 （相关链接：关中人：警惕“美国阴谋论”）
最近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不久之前，人们对中美关系还表现出无限的憧憬。在美国，不断有新的概念如“中美国”(Chimerica)和“G2”(两国集团)等出现来形容中美关系。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不接受这些概念，但很多人乐见其成。中美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稳定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局也会跟着稳定。
奥巴马上台之后，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期望值更是到了一个顶点。奥巴马政府改变了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先抑后扬”的传统模式，在去年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实现了很多“突破”。规模空前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于6月份在华盛顿登场;两国军方高层互访在下半年出现历史性进展。年末，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
但最近数月的发展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最初的迹象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在元旦前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国产油井钢管征收超高额惩罚性关税。自去年9月份开始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举动很快就反映到了学术和政策界。1月4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发表题为“中国人的新年”的文章。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保持很高的贸易顺差，奉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中国的汇率政策对美国来说具有掠夺性。中国方面只顾本国“出口工业”利益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失业大军。同时，制造美国房地产泡沫危机的祸首也是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作了美国国债的投资，这使得美国的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同时它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克鲁格曼因此主张和中国进行一场贸易大战来改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失衡。
也就在同一天，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欧亚集团发布报告，列出2010年的十大潜在风险，中美关系恶化竟然位居榜首。报告直截了当地说，G2的想法已经胎死腹中，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大幅恶化。
接下来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案。1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新一轮总额为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0架黑鹰直升机与先进的爱国者PAC-3导弹。
“中美国”要为经济而“离婚”
如果当中国可以在经济贸易方面保持灵活反应，那么当美国置中国的核心利益于不顾的时候，中国的反应自然变得强烈和强硬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不难理解。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与推迟中美两军互访、交流，对参与台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那么，为什么中美关系从“中美国”一下子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提出“中美国”概念的美国学者曾经提醒说，“中美国”要为经济上的原因而“离婚”。如果中国提升内需减少出口，而美国提高积累而减少进口，那么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就会减少。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经济方面甚至在比较虚的人权、民主方面，中国的反应都是可以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的。在非核心国家利益领域，中美两国的游戏显然不是零和的。而在核心利益领域则不一样了，游戏很容易趋向零和。
中美关系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而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到了可以要求美国向中国调适的时候了。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向美国(和西方)调适。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中国选择的不是另建体系，而是和现存世界体系接轨，通过进入体系之后再在这个体系之内提升自己。同时，中国也确立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这个体系内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从经济上看，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须互相向对方调适
尽管从人均GD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这就是G2的来源。中国的上升，就必然要超越其他国家而和美国接近。G2的概念不仅仅指中美双边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这是国际关系中的G2。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中美能够合作表明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国际利益，而且也符合中美两国本身的利益。
但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和增加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中国方面一直强调“求同存异”，希望把“同”的利益做大来解决“异”。但事实上，不管“同”的利益做得如何大都不能消除“异”的利益。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中美两国既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那么如何和平共处呢?尤其当中国不断上升而接近美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尤其重要。很简单地说，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向对方的核心利益作调适。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以往一直向美国做调适，现在也到了美国向中国做调适的时候了。但很显然，美国(和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愿意向中国做调适。尤其对美国来说，自从进入国际体系以来，长期处于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唯一的霸权，美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向其他国家作政策调适的心态，更不用说是政策了。发展出这样一种心态很困难，而要把这种心态转化成为政策更为困难。
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这种取代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看不到，或许永远不可能。但中国则积聚了相当的实力和能力来要求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做政策调适。这次金融危机在暴露了美国体制弊端的同时，也张扬了中国体制的一些优越性来。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等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的行为表明，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可以“有所作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有了可以制裁西方的机会。自从中国在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总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但这次世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要制裁美国。尽管这种制裁也会影响中国本身的利益，但在核心国家利益面前，中国似乎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这表明，中美两国的互动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在中美两国越来越像G2的时候，只有当双方都愿意向对方的核心利益进行政策调适，两国的关系才会达到稳定。
当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作调适的时候，两国的关系显得非常脆弱。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是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关键问题，无论对中美两国本身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美国的选择有二，要么和中国对抗，要么逐渐发展出向中国核心利益调适的心态和基于这种心态上的政策。对中国来说，选择也有二，要不和美国对抗，要不继续努力促使美国向中国的核心利益调适。
就是说，中国的美国政策的思路要发生变化。如上所说，到现在为止的不同阶段，中国总是让美国人来“围堵”、“遏制”、“接触”或者“消化”自己。现在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中国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而主动考虑如何“接触”和“消化”美国的问题。中国没有能力来“围堵”或者“遏制”美国，即使将来有了能力，这也不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无论对中美两国还是对国际社会，这个选择都没有什么好处。但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动“接触”和“消化”美国，这是一种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方法。如何作这种策略上的转型和如何把这种策略转化成为实际有效的政策?这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当中国直面这个问题，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改变在中美关系上只有中国单方面地向美国调适政策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