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①

据储望华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省政协工作的雷逸湘先生告诉他，储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杀，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①

雷逸湘的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朋友，一位居住北京的孙毅斌。孙毅斌原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早已退休，已经七十多岁。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农业部土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孙毅斌女士有一结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后在北京一个街道所属的小工厂当会计。“四妹”与打成右派后的储安平一直来往，有很深的感情关系，了解许多事实真相。

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易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储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结识了上述这位“四妹”。两人同病相怜，但慑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他们未能结婚，只能暗中来往。四妹将她与储安平这种关系告诉了她的知心好友孙毅斌女士。

据孙毅斌女士对雷逸湘先生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孙毅斌女士所说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有许多说法，不管真实性如何，这个人最终是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