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

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这59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曾招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

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消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消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59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1957年底共有3378人，占全体盟员的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总数37人的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100人的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230人的32%。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