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对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抗美援朝必要性进行了广泛宣传，后来随着形势发展转变为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争取战争胜利进行的宣传。这一时期我国国内宣传工作的特点是：建立覆盖党内党外和城市乡村的宣传网；用社论和时评指导运动；赋予爱国主义具体、可行、人性的内涵。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宣传工作不仅进行了成功的经济建设动员和战争动员，也成功地诠释了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掀起了建国后第一次爱国主义高潮，不仅帮助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稳固了新政权，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经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关键词]抗美援朝；宣传网；国内宣传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对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抗美援朝必要性进行了广泛宣传，后来随着形势发展转变为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争取战争胜利进行的宣传。这一时期我国国内宣传工作的特点是：建立覆盖党内党外和城市乡村的宣传网；用社论和时评指导运动；赋予爱国主义具体、可行、人性的内涵。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宣传工作不仅进行了成功的经济建设动员和战争动员，也成功地诠释了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掀起了建国后第一次爱国主义高潮，不仅帮助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稳固了新政权，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经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宣传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建国后迅速建立的宣传网络和组织系统通过一系列运动，于1950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进行的，核心内容是要打破一百多年来中国孱弱受欺凌的自卑心理，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0年卷和1951年卷，有关抗美援朝的条目收录了约800条，其中首次公布的档案有5件。本文主要以该书的相关资料为线索，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宣传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探讨其特点和经验。
一、对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
对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和平及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主要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到1950年11月初，是抗美援朝的思想动员和准备阶段。美国军舰侵入台湾海峡时，中国舆论宣传的重点是“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保卫世界和平”，围绕保卫国防和解放台湾进行了准战争动员，并没有入朝参战的含义。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针对国内各阶层存在的厌战情绪以及“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我国提出中朝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宣传工作的目的是使全体人民明确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消除恐美意识和美国文化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密切地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一开始就做了被卷入战争的准备。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7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增加东北边境的兵力［1］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开会讨论朝鲜战局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提出，中国在必要时要帮助北朝鲜。［1］（p.571）8月13～14日，东北边防军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政治动员和军事、物质准备的要求[1］（pp.593～594）。但是，当时中国正在全力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和经济重建工作，党内、军内决策层对于是否出兵朝鲜意见并不统一，军事部署也处于极其机密的状态，因此舆论宣传集中在台湾问题和中朝边防安全方面，对边防军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保卫国防安全”［1］（p.509）。
为了开展宣传工作，我国迅速成立了宣传机构，并展开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宣传。7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支援朝鲜人民周”的号召，召集在京的全国各团体负责人开会，决定于7月17～23日在中国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并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11个团体组成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反侵略委员会”），成为领导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要求各地成立分会，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领导这一运动。［1］（p.496）14日，“反侵略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为期一周的宣传教育活动。［1］（p.512）16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指示》，对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的意见。［1］（p.520）22日，“反侵略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国民党官兵一起努力反抗美国，解放台湾。［1］（p.534）此后，全国各地从中心城市到偏僻乡村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运动，通过举行座谈讨论、集会、万人以上大游行、文艺表演等方式，进行广泛的揭露美国侵略罪行的宣传教育。
9月以后，战局发生了逆转，美国增派兵力迅速向北推进。9月15日，美国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包围，情势危急。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求苏联或中国派出志愿部队援朝。［1］（pp.707～708）在这种情况下，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透露可能在朝鲜战争中参战的信息。10月1日，斯大林和金日成又提出希望中国出兵的请求。［1］（p.724）3日，朝鲜再次发出求援信。［1］（pp.737～738）周恩来则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递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要管”的信息。但是美国人却认为中国受实力所限不可能参战，于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p.751），在获得苏联援助武器装备的允诺后，于10月19日晚秘密入朝参战。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务院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人士及负责人谈话。民主党派人士对美国干涉朝鲜问题特别是入侵台湾普遍不满，但不少人担心中国海、空军力量不足，而美国实力强大，参战对中国不利。周恩来详细说明了朝鲜的紧张局势，阐述了政治局的决策，指出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和对中朝两国力量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使大家消除了疑虑，达成共识。［2］24日，周恩来在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向与会者阐明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中国必须“抗美援朝”的主张。
在志愿军入朝当日，毛泽东曾致电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军政领导人，告知志愿军参战在几个月内，不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1］（p.787）10月27日，又叮嘱彭德怀暂时不发表作战新闻。此时公开宣传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为对抗美援朝必要性的宣传。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反侵略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两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下简称“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充实和壮大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领导机构。
由于当时普通民众对出兵参战的意义缺乏明确的认识，有些人存在恐惧的心理，他们厌倦连年的战争，更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中国打不过美国，反对中国出兵；有些人认为战争与己无关，漠然置之，因此宣传工作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10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1］（p.810）中，提出要宣传“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和侵华是分不开的”，中国对朝鲜战争“不能置之不理”，强调要“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以及“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的意见。指示还特别要求从“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美国是纸老虎”三方面揭露美国百年来对中国的侵略和欺侮，揭露其国内矛盾丛生，在政治上、道义上不堪一击，揭示中国必胜、美国必败。“消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成为这场宣传运动和这一时期消除美国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的主题词。通过对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达到了清除欧美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的目的，这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华月报》、《学习》等重要报刊都以大量篇幅报道朝鲜局势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反映，特别是美苏在联合国的斗争以及中共中央的通报、座谈和解释，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国际形势、解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争取他们支持中国出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向全体民众进行了参战必要性的宣传。同时，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组成的“反侵略委员会”，也以各种形式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对世界和平特别是中国的和平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宣传，对全体人民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保卫和平的教育和动员。
二、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争取战争胜利进行的宣传
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争取战争胜利进行的宣传是从1950年11月至1952年初，宣传内容转为鼓舞后方加快生产和建设来支援和保证战争胜利。
1950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p.828），决定在全国逐步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并对宣传口径、方式做了原则规定，要求各地报纸及各人民团体与社会人士发表评论、宣言、谈话，广泛宣传和拥护抗美援朝运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华通讯社连续发出《关于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内容的指示》和《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道应注意问题的指示》［3］，对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自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4］5日，志愿军首战告捷，实现了稳定战局、挫败美军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全境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7日，新华社电讯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战的消息。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2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的社论，说明抗美援朝的原因和必要性。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坚决拥护联合宣言，坚决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场由工农兵学商及宗教界等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拉开帷幕，堪称抗美援朝的第二战场。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毛泽东充分估计我军的困难后，改变了乐观的预计，做好了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因此宣传工作的重心随之调整，健全了组织体系，组织实施了慰问志愿军、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签订爱国公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等多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健全了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适时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
1950年11月25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对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作出了详细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当时全国已有北京、天津、上海等13个城市成立了地方分会，会议要求尚未成立分会的各大行政区、省、市迅速成立，并与总会建立联系。会议提出，要使这一运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普遍发展；在已经展开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的大城市中，要使这一运动转入反对美国侵略的有系统的思想教育；要使各界人民在这一爱国运动中，切实做好本职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专刊、广播、艺术、丛刊、展览五个委员会，分别进行各项宣传活动，原来由《人民日报》刊出的《保卫世界和平》专刊，改名为《抗美援朝》专刊，在京、津、沪等地各大报同时出版。［5］1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各民主党派以及中国文联等团体，均召开扩大的中央会议，号召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根据这个中心任务来确定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随后，各种宣传活动蓬勃兴起。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打败美帝野心狼》［1］（p.900），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流传最广的歌曲之一。
（二）慰问志愿军运动
1950年12月4日、1951年1月14日和4月30日，“反对侵略委员会”三次号召全国各界发起抗美援朝的捐款捐物运动，所募集的钱物用于慰劳前线将士和朝鲜灾民。［6］到1951年5月底，捐款总额达人民币1186亿余元（旧币，下同），发放慰劳中朝人民部队的慰问袋77.4万余个，慰问品126万余件。［7］
195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赴朝慰问团的决定》，要求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的名义发起组织赴朝慰问团，“以便回来后向各方面广泛地宣传我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美帝外强中干及美帝罪行情形，以提高人民反帝的决心和胜利信心，进一步扫除落后群众中的恐美和崇美心理。”［8］4月5日至5月29日，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及文工团到朝鲜后，分成八个慰问团分赴各地慰问志愿军及朝鲜军民。平原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廖亨禄和演员常宝、程树棠以及志愿军副连长王利高4人在慰问途中牺牲。8］（p.251）慰问团回国后，全体团员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支援朝鲜前线，争取最后胜利。
3月14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决定将会名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以下简称“抗美援朝总会”），从2月到9月，该会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达24个省的172个市县和广大农村，向3450多万名听众作了广播讲演，并且运用广播录音、报刊、宣传册、开会传达等方式，向全国人民报告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英雄事迹。［9］慰问团和志愿军代表的报告激发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人心。
（三）签名、投票运动和“五一”大游行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在全国开展各阶层人民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铲除匪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并对开展运动的方式、内容、范围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游行、集会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慰问志愿军，签订爱国公约等。［8］（pp.75～76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初，317个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各界人民1100余万人，举行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10］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和《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倡议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和希望和平的团体发起签名运动和投票运动。4月5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建议全国城乡人民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关于日本问题的全国民意投票。到7月底，全国有3.44亿人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3.399亿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1］
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的通告》，要求各人民团体4月以前制订宣传计划，4月下旬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日本问题的投票、签订爱国公约、“五一”大游行，提出“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的宣传工作的新标准。［8］（p.180）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普及宣传抗美援朝和准备“五一”纪念的指示》，要求在4月下旬至“五一”前夜进行集中的宣传和群众性集会等活动。［8］（p.181）各种宣传渠道和组织迅速制订了相应的计划，重点是山区、偏僻村镇，家庭妇女、老年人和教徒等群体。
全国各地对“五一”节游行和宣传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计划，从宣传标语、传单、墙报、壁画到示威游行时的路线、旗帜、交通、饮食、救护等都进行了妥善安排。5月1日，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举行了约2亿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抗美援朝总会统一规定的《国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国际歌》和《反对武装日本歌》等歌曲。
（四）签订爱国公约运动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1950年11月7日，北京市工商业界订立了五项爱国公约，即贡献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行动；认清敌友，坚定立场，不听信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散布的谰言，并严防间谍和匪特的造谣；加紧生产沟通物资，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量；保证继续稳定物价，不囤积居奇，不投机倒把；不套用资金，不盲目贷放，不扰乱金融。［1］（p.842）五项爱国公约得到全国各地工商界、宗教界等的热烈响应。
这种把高度的爱国热情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快就发展为遍及全国的签订爱国公约运动，各党派团体纷纷对本系统订立爱国公约活动提出具体要求，如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把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推行到每一个工厂、矿山、机关、学校等，以至每个职工家属的住宅区中去。［12］1951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及爱国公约运动》，对这一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要求签订爱国公约的时候，必须注意爱国公约的内容字字具体，条条可行，所提条件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有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特色，并抓紧具体的和中心的项目来实行。5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提出5月份以后，抗美援朝运动不应该停留在游行、宣传鼓动等形式上，而要减少大规模的群众活动，防止开会过多。在总结的基础上制订深入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计划，及时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通告，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签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慰问烈军属运动。［8］（p.408）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克服“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进一步普及深入这一宣传和教育，特别提出要抓住爱国公约这个形式，把捐献武器运动和增加生产结合起来，这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8］（p.404）号召发出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农民将农业、家庭手工业及其他副业生产中增产所得的一部分捐献出来；工人和职员以每月多做工一天所得的工资支援前线；工商金融业者改善经营，节约消费，捐献每个月一天或数天的盈利；文化界艺术界则多写稿、多画画、多演戏，以所得收入支援前线。在捐献运动中，各地、各行各业及个人纷纷捐献冠名飞机，到1951年底，抗美援朝总会共收到捐款人民币55650余亿元，以每架战斗机15亿元计，合3710架余。［13］
三、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特点和经验
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对手是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一个军拥有多种口径的炮1428门，而中国的一个军只有198门；美军有制空权，而中国空军刚刚组建……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要想赢得胜利，不但要在军事较量中战胜美国，更要在道义上、士气上、心理上压倒美国；不但要鼓舞军人的士气，更重要的是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朝鲜战争的战场虽然在朝鲜本土，但这也是一场中国人民的全民战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才迎来和平和安宁的中国人民捍卫和平、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激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宣传工作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建立覆盖党内党外和城市乡村的宣传网
抗美援朝运动之所以能够做到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关键在于建国后党和政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使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指示、号召能够迅速畅通地传达到基层和偏远地区。
1950年，全国城乡普遍建立了广播收音网。年初时，全国只有49座广播台和89部广播机、110余万部收音机，信息传播渠道十分有限，急需建立适宜、通畅的信息传输网络。4月2日，政务院批准了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规定在全国每个县政府、每个部队的政治机关都设置收音员，负责抄收每天所广播的新闻、政令和其他重要内容的要点，加以印发和张贴。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也分别设置收音员，负责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重要新闻，或将收听到的重要新闻编成小报、墙报、黑板报等，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的桥梁。上海、沈阳等地电台还发明了广播大会这一特有的宣传形式。
解放初期，全国文盲众多、城乡交通不便、信息传输渠道不畅通，民众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有限，加之敌特组织尚未完全肃清，许多错误信息和反动谣言经常在群众中流传，而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和专人负责，一些重要政策和信息通过报纸和广播传达，范围十分有限，使党的政策与主张难以及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宣传与解释。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谣言引起群众的恐慌，影响了社会稳定。1950年，中共中央在东北局、华东局进行了建立宣传网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1950年底，东北和华东地区各有11余万名宣传员。有了试点的经验，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8］（p.2），要求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制度，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宣传员由党员担任，任务是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向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报告员则由党的各级负责人担任，要经常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与工作经验的报告。《决定》还要求在党的力量薄弱的新区组织适当形式的非党宣传网。此后，各中央局的宣传网络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把报告员和宣传员称为“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建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是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由普及转向深入、持久的关键。各地在建立与加强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制度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分配宣传员、报告员参加各种宣传队伍，使宣传工作逐渐转入经常化和制度化，成为抗美援朝运动中重要的宣传力量。
（二）用社论和时评指导运动
在宣传工作中，社论和时评是有力的宣传武器，《人民日报》的一些重要社论都是毛泽东亲自撰写或修改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社论和时评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美援朝运动的每个阶段，中共中央都发出指示，这些指示常常通过社论和时评传达给普通民众。如签订爱国公约是由群众首创的，中央于1951年5月31日和6月1日连续发出指示，肯定和鼓励这一行之有效的爱国创举。在北京等地出现工人、学生降低生活标准进行捐献的情况后，6月11日，中央及时批示北京市委，要求将群众的热情转移到提高生产效率和增产节约上来。因为党的指示大多只能在党内或一定范围内传达，因此，党的报纸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社论、时评成为传递党的声音的权威工具。党的各项指示发出后，《人民日报》都及时刊发社论、时评，如1951年4月4日的《普及抗美援朝要订出计划来》，6月2日的《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支援前线的两件大事》等社论，7月4日的时评等，对运动组织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及时的总结，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措施，及时疏导、排解民众的不安情绪和困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爱国创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具体的工作方法。这样就把群众个人的爱国行动和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联结起来，人民群众在国家总的奋斗目标号召下，爱国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国家的政治任务和建设计划则因为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
（三）赋予爱国主义具体、可行、人性的内涵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宣传工作的特点是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发动和组织不同的运动，大运动中套着一系列小运动。小运动在贯彻执行时，既有党派团体、各行各界有系统的组织保证，又能在工作中把每个时期、每个小运动的中心与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以及民众的思想状况和生活实际相结合，赋予爱国主义以具体的、人性化的内涵。比如在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召开座谈会、时事报告会、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各种文艺演出等方式，澄清谣言，破除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让人们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在战争中取胜才能有真正的和平生活。在第二个阶段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强调不能降低生活、强迫捐献等，号召工人增产节约，义务加班，农民多打粮食、多交公粮，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等等，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增加的利润和增产节约下来的钱款支援战争，既照顾了民众物质生活的实际，又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这些措施具体而深入，可操作易执行。特别是集会和游行在当时是世界性的群众运动方式，它能进行集中的宣传和动员，显示群体的伟大力量，增强群众与集体的联系和团结。同时，抗美援朝的宣传又与其他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相结合，使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成为凝聚爱国力量的精神源泉，也极大地促进了最广泛民众参与国家经济重建和民主改革的热情，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同和热爱，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1951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有一个醒目而激奋的标题：《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它的内容“就是保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实……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兴起这种爱国主义，就是……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思想解放，用中国人民对于自身伟大力量和光明前途的信心，来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所制造、散布、借以瓦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的自卑心”。社论号召人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百倍地巩固和热爱我们的祖国”。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工作正是用这样的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参引文献］
［1］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0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509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3］中宣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3、154～155页。
［4］《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
［5］《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把抗美援朝运动扩大到广大农村开展系统思想教育和各项志愿活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7日。
［6］《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继续募集慰劳款和救济款的通知》，《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7］《全国抗美援朝捐款达千一百余亿》，《人民日报》1951年6月4日。
［8］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9］《欢送志愿军归国代表重返前线》，《人民日报》1951年9月23日。
［10］《必须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3月17日。
［11］《全国各地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人数统计表》，《人民日报》1951年8月15日。
［12］《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6月9日。
［13］《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人民日报》1952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