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决策是中共中央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第一次危机处理。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共中央在这一危机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危机应对模式，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对维护国家安全、挽救朝鲜危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4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2003 年 07 期
关 键 词：抗美援朝决策 危机应对模式 中共中央
在新中国历史上，抗美援朝决策是中共中央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第一次危机处理。中共中央在这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危机应对模式。这种危机应对模式适应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符合当时我国国情，达到了挽救朝鲜危局、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保证国内和平建设环境的目的。
一、作出外交反应，避免危机升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局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作出强烈反应。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在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新中国的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使中美之间处于实际上的直接军事对峙状态。对美国这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中共中央以外交部为主，并通过各种途径作出了适当的外交反应，既明白无误地向美方传达了有关中国立场的各种信息，也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声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全国舆论一致痛斥杜鲁门挑衅，指出“美帝的武装干涉决不能阻止朝鲜人民统一朝鲜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注：《人民日报》，1950年7月3日。）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后，全中国各地纷纷举行“反美侵略运动周”，一个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及朝鲜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
我国在强烈抗议和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意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注：《人民日报》，1950年8月7日。）8月20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指出：“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迫切希望联合国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并以有效的方法迅速和平处理朝鲜问题。”并且还申明了我国坚决主张“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立场。（注：中国军事博物馆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8月24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秘书长，就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问题提出控诉案，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然而，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仍然继续扩大战争。8月27日、8月29日及以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城镇乡村，杀害无辜平民。对此，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提出控诉，并要求予以制裁。
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在三八线以北进行行动的指令。9月29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鉴于朝鲜局势的变化和美国肆意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规模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阐明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注：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节大会上作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密切地关注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更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通过他及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指出：“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印度总理尼赫鲁于当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向他们转达了中国的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转告提出的问题，并倡导寻找政治解决办法。然而，美国当局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一直拒绝认真对待周恩来发出的警告，对于这种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就要介入朝鲜战争的信息，华盛顿却不以为然，杜鲁门甚至认为这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二、预作军事准备，防范危机升级
对于朝鲜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极为冷静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充分估计到由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局势有可能恶化。为此，中共中央在作出外交反应的同时开始筹划东北边防问题，为应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前进行军事准备，预防危机升级。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决策，暂时搁置解放台湾的计划，调几个军到东北，驻扎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于7月7日和10日，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13兵团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等各一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集结。8月，又抽调集结在华东地区包括原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第9兵团的3个军，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力量。周恩来说，宁可“备而不用。”（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对于这一部署的作用，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代表团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注：《毛泽东谈中国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
东北边防军建立后，马上进行突击训练。然而，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时候，正是朝鲜人民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至8月初就把敌军压缩到洛东江东南一块狭小的地域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必要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时有人抱怀疑态度。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考虑到朝鲜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朝鲜半岛成为国际斗争焦点的事实，还是需做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8月4日，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为了在党内做好出兵参战的思想准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朝鲜局势。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8月5日，毛泽东即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参战。8月18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军队登陆袭击的部署。8月26日，周恩来再次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炮兵的建设，以便适应我军一旦参战的需要。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保证之。”（注：《毛泽东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东北边防军从组建到入朝参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努力，基本完成了抗美援朝的战前准备工作，避免了因战争形势恶化而临急应战的被动局面。
三、权衡国家利弊得失，制定危机应对方案
1950年10月上旬，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逐步恶化，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权衡国家利弊得失，制定危机应对方案。就当时的危机状态和新中国国情而言，对于这场危机，中共中央只有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危机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出兵与不出兵都存在不利因素，因而只能权衡利弊，作出最符合我国安全利益和对朝鲜人民更有力支持的选择。
当时，新中国成立伊始，仍在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并准备进军西藏和渡海解放台湾，饱受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稳固。而中国即将面临的对手则是拥有原子弹和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显然，中国出兵参战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美国的意图不摸底，对战争的前景无十足把握。经过几天讨论，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临危受命的彭德怀，开始心理也有顾虑。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第一次征求意见，我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得很差，只好让朝鲜亡国，那是很痛心的’。”（注：李同成：《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微妙关系》，引自《环球文萃》1996年4月21日，第7版。）毛泽东本人对出兵也有担心，“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注：转引自《罗申致斯大林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如果按兵不动，埋头恢复国内建设，坐视美国占领整个朝鲜，中国安全会受到更大威胁，东北长达800公里的边防线将无休止地需要大量部队设防。如果美国占领朝鲜后再进攻中国，中国将不得不被动迎敌，国内战场将成为主战场。这样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将被彻底摧毁，中国经济将全面崩溃。因为辽宁集中了全国的重工业设施，鞍山和本溪的钢产量占全国80%以上，抚顺有全国最大的煤矿，有2000多家工厂的沈阳是全国的机械制造中心，鸭绿江畔有亚洲当时最大的电站。正如毛泽东所谈到的，“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注：转引自《罗申致菲利波夫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毛泽东分析了美国的弱点和中国的有利条件，最终说服了与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做出了出兵决定。
为解决出兵急需的空中掩护和装备问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然而斯大林因害怕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表示苏联空军还未准备好，不能支持和掩护中国军队。10月11日，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12日收到电报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出兵问题。经过讨论，毛泽东决定还是应该出兵。10月13日致电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10月16日，斯大林再次违背诺言，告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能掩护中国国内目标，不能过鸭绿江。这样中国军队将在完全没有空军的情况下作战。10月18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度研究出兵的问题。周恩来介绍了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虽然斯大林不同意出动空军掩护，但是毕竟能够供应武器。毛泽东当日最后下定决心，认为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推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会议最后决定，入朝部队于次日出动。至此，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才最后做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四、对中共中央危机应对模式的评价
（一）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鉴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客观事实，中共中央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在长期国内斗争中形成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美国出兵朝鲜并侵入我国台湾海峡时，中共中央通过多种途径向美国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在美国准备越过三八线，肆意扩大朝鲜战争之际，中共中央及时向美国发出了警告，极力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飞机袭扰我国东北边境、山东半岛等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才出兵自卫。这些反应在政治上是有理的，它使中国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外交反应不能奏效，危机不断升级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秘密的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并选择合适的战场突然发起反击，这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它使得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首战告捷并迅速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中共中央在做出军事反应时，注意限制战争规模，出兵朝鲜用志愿军名义，这在行动上是有节的，它适应了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要求，避免了美国直接对中国宣战，保持了国内和平。
（二）出兵朝鲜是中共中央被迫做出的军事反应
中国出兵朝鲜，是在美国加剧和扩大亚洲冷战，出兵台湾海峡及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敌视新中国的总背景下，对美军越过三八线、逼向鸭绿江、威胁中国东北安全作出的直接反应，也是对朝鲜战争升级以来，美国全面敌视新中国政策在军事上的必然反应。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得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周恩来也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但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成武将军在《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一书的序中写道，“当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是在我国领土遭受侵略、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所采取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作出这一战略决策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极大的胆略和魄力。”（注：徐焰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时过几十年后，一些外国学者在谈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时也指出，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是完全必要的。英国学者约翰·吉廷斯在研究了中共参战全过程后评论说：中共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不是中共自己作出的，而是逼到中共头上来的，是因为中共所有其它的努力都失败了”。（注：约翰·吉廷斯：《世界与中国》，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版，第203页。）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为198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指出：“北京决定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的支配，而不是按计划”，“中国完全没有进行现代战争的准备，……特别是没有同主要依赖空中轰炸和优势的火力支援的美军作战”，当美军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注：转引自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1989年5月访问中国同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学者座谈时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注：转引自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他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就这样，不是为了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中国不情愿地进入了朝鲜冲突。……麦克阿瑟梦想拿下整个朝鲜，而且向更北的地方推进，迫使毛介入一场他几个月来一直试图避免的战争。”（注：［美］约翰·托兰著，孟庆龙等译：《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三）应对模式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3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时就曾通过决定，赋予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权，可以对决策过程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层中，毛泽东既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又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对于出兵朝鲜，毛泽东尽管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并没有独自做主，而是采取比较填重的态度，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对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他注意听取和尊重各种不同意见；在大多数人不主张出兵或对出兵有疑虑的时候，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并利用自己的决策核心地位和个人权威说服大家最后做出抗美援朝决策。这种决策方式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是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应该作出的必要反应。对于毛泽东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注：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中共中央以外交部为主要反应渠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日常决策机构，以毛泽东为决策核心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危机应对模式。应对这场危机，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认真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一面精心准备一面反复思考的曲折过程，体现出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抗美援朝决策的作出反映了中朝人民的要求，得到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知名人士、各民族、各界群众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中央的决策。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00架飞机的价款。实践证明，这种危机应对模式对于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危机、处理突发性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行之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