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海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但在有些研究课题上的认识也还存有分歧：比如组建东北边防军，是为了就地防御还是要出国作战；关于同意停战谈判最佳时机问题；抗美援朝的现实意义问题；等等。本文就这几个问题作了一些分析，阐述了个人的看法。
期刊代号：K4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关 键 词：抗美援朝研究 若干问题 辨析
抗美援朝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其影响所及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得到。所以，尽管海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当充分了，但还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在有些研究课题上的认识也还存有分歧。这里笔者仅就几个问题作些分析，阐述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出兵决策
中国抗美援朝史研究近年最突出的成就是借助档案将中国政府出兵朝鲜决策的过程搞清楚了，毛泽东曾先后于10月2日、10月8日、10月13日三次作出决断，又因故暂缓施行，直到10月18日才第四次最终下了决心。其中，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为中国出兵重要根据的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考证确认该电报没有发出，从而解决了一个困扰人们多时的谜团。（注：沈志华先生的研究成果是这方面的代表，参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这些研究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无意卷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出兵援朝是被迫的。
除了决策层面，我们还可以从军事部署上说明同样的问题。
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最大的动作是组建东北边防军。
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初衷是什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未雨绸缪”四个字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那就是事先有所准备，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是为了自卫（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五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6页；沈志华著：《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众多当事者（包括柴成文、聂荣臻、彭德怀、洪学智、杜平等）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章的作者肯定了朝鲜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8页。作者援引的是别的学者的观点，分别是约翰·吉廷斯：《大国三角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没有重复西方某些学者所谓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北京—平壤）“东方共谋”的论调，但是却认为“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集结军队，为介入战争作准备”（注：麦克法夸尔.费正请前引书，第290页。）。鉴于国外学者使用“介入”一词，其语义就是“参战”（注：例如约瑟夫·格登在其所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关于中国参战一节的题目就是“中国介入”；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也是在“联合国军的介入”、“中国军队介入”的题目下讲参战。），等于说中国从战争之起时就准备参战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东北边防军7月13日组成，10月8日改编为志愿军，10月19日赴朝参战，这个时间表大体上反映了它从性质到任务的变化，基本上是名实相符的。前边两个多月就是边防军，从指挥关系、后勤准备到军事训练都是为着保卫边防，属防御作战准备。随着美军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特别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到10月初，边防军的性质开始转变，“志愿军”是出国作战的称呼，任务也改为全面参战。
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由直属军委的、多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第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7月下旬至8月初，第13兵团调往东北编入边防军后，因朝鲜局势暂时还不紧张，其他兵团即未再调。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最初是这样确定的：（一）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二）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未到职），解沛然（即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增加了洪学智、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
后来边防军的指挥机构并未成立。因为粟裕身患重病，尚在青岛医治；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肖华在总政治部主持日常工作，都一时难以离京。所以，周恩来和聂荣臻于7月22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建立这个机构“目前似有困难”。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统一指挥，将来粟、肖、肖去后再成立司令部。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因此，在东北待命的几个月，第13兵团一直是由东北军区直接指挥和供应的[1]。归东北军区指挥，其任务自然就是东北边防防务。
由于东北军区当时只有一个军和地方部队，一下子承担一二十万人的供应，显得力不从心，东北军区后勤部迟至东北边防军成立近一个月后才于1950年8月初匆匆成立。据洪学智回忆：“‘东后’成立时人员就严重不足，机构很不健全。到志愿军成立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及所属分部、兵站共缺干部1560多名，占编制总数的54%。”[2]这显然不是一个临战的态势。
东北边防军的三个军原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在河南囤兵，开展生产运动。“由于生产任务繁重，许多军用装备都用于生产，铁锹、铁铺当锄头用，马鞍改成驮鞍，战马变成驮马，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有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在生产中采取拼命主义，不仅使战士的体力过分消耗，武器装备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使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3]所以，边防军到达东北指定地点后的计划是，“8月20日以前是进行思想动员与时事教育，20日以后则进行军事教育”[4]。军事训练，在第一阶段（9月中旬以前），主要是搞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5]，属于恢复性质。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朝鲜人民军开战后顺利南下，至8月初就把敌军压缩到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8%的地域内。甚至有人做出很乐观的估计，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有所准备，但终究还不到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8月5日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6]。鉴于准备工作任务重，难以如期完成，毛泽东于8月18日电告高岗：边防军训练和一切准备工作，可延长至9月底[7]。不仅军事上如此，全国的情况也一样，“在组建东北边防军、做好必要时应战准备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以主要精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通过收购土产、加工订货，扭转了工商业困难的局面，到九月间全国情况已经改观，大城市的霓虹灯都亮起来了。军队裁减和复员工作也如期进行。九月，中央政府拟定的一九五一年经济计划，仍贯彻了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的原定方针。”[8]
在本文强调边防防御的同时，不否认组建东北边防军也有做最坏打算的准备。熟悉文献的人都知道，在8月13日沈阳召开的东北边防军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议论最多的却是出国作战，对此，怎么解释呢？看一看杜平的回忆：“会议着重就如何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问题，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美帝国主义如果占领了朝鲜，必然要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来侵占我们的东北、华北。那么，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进而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好呢？对此，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多数同志认为：应该乘敌立足未稳，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打破敌人侵略的梦想。”[9]
很清楚，根据当时的话语环境，出国作战是保卫边防的一种手段，是把国境线推出去，避免在家门口承受过大的压力。它的立足点仍是更好地保卫边防。
这就涉及到中国革命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历来主张积极防御，鄙视消极防御。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中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其精锐、击其薄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外线中的内线作战都体现在积极防御的具体运用中。因为中国革命在总体上始终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始终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御。如果是消极防御，不要说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连保存实力都谈不上。因此，对于这些久经沙场，征战多年的将领，积极防御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可谓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积极防御又是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所必须贯彻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辽南，恰恰是鸭绿江对面一带，距离朝鲜很近，在敌机轰炸范围内。鸭绿江沿岸大多为平原，从军事学的角度看，绝对不是防御的理想地方，有些地段的江面非常狭窄，如集安，几乎是无法设防的。所以，高岗等东北局领导曾提出将东北工业设备迁移的意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会商的结果是，从目前的形势看，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迁移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则可根据实际着手落实[10]。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的用兵中得到证实。在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志愿军将出未出的10月1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谈到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仍设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的。”[11]
二、1951年1月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否是中国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
五步方案是怎么回事呢？先是1950年12月5日，亚洲十三国（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起草了一个《朝鲜和平方案》。这个方案不符合美国的意图，在美国的压力下，亚洲国家又搞出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的核心是“停火”，提案国仍是十三个。第二个提案建议，召开中、美、苏、英、印和埃及6国会议，求得现存问题的和平解决，提案国是十二个，菲律宾没有参加。12月14日，五届联大通过了第一案而搁置第二案。联合国大会在通过“十三国提案”时，并主张由本届联大主席伊朗代表安迪让以及印度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1951年1月11日，“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一）立即安排朝鲜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即应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撒出朝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使朝鲜人民能对其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四）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安全；（五）一旦签订停火协议，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就是“五步方案”。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这一方案，1月17日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一方案。
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拒绝正中美国下怀”，“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12]持同一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13]。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提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是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其次，美国当局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考虑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14]。
实事求是地讲，提出并探讨“五步方案”问题推动了抗美援朝史的研究（注：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前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抗美元朝战争史》第二卷第156-162、第210-219页对这一问题给予详细的记述。）。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较权威的著作一般都不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只讲到“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于“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是什么，没有讲[15]。“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外交》甚至连“三人委员会”的决议都没有提，只讲中国一面拆穿美国当时主张“停火”的诡计，一面继续为恢复朝鲜的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16]。尽管如此，在读者看来，这些著作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是不难把握的。
笔者1998年采访时任志司通讯处长的崔伦将军、2000年先后采访当时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柴成文和时任志司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时，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他们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那时既不可能真正地停火，更不可能就停战问题开始谈判，都认为中国在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就扯出历史研究的一个本原问题，即历史学家首先应该还原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看看在当时条件下，前人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还有没有其他选项，追踪他们选择的合理性。其次，再看在当时所允许的情况下，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我认为围绕五步方案的交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摊牌，它所涉及的远比传递一个外交信息要复杂得多，进一步的认识可以从下面几点中获得支撑。
第一、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也就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含义。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届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说，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们为敌，它的国防线到了台湾海峡[17]。11月26日，周恩来在致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电报中明确指示：“中国代表的一切发言和要求，均应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侵略台湾、侵略整个中国和重新武装日本，与要求美军从朝鲜和台湾撤退，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并迅速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安全联系在一起。”[18]11月18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要：（一）制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朝鲜的战争，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侵略军。（二）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三）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四）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五）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的管制[19]。这里面，第一、二条是实质性的，其他三条是策略性和号召性的。这样，中国的底牌就看得很清楚了：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必须一并解决，因为美国几乎是同时向朝鲜和台湾派兵的（1950年6月27日晚间，美国第一批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从同一天6月27日起，美国第七舰队10余艘军舰先后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现在，五步方案只要求在朝鲜停火，停火之后再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问题，中国的不接受，当在情理之中。
第二，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是特派代表伍修权，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经历，足以给初登国际舞台的新中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谴责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并决议要求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在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及安全；决议要求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20]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代表的提议和苏联代表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美国对此结果感到不满，又于12月7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被安理会否决的诽谤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为表示抗议，中国代表愤怒地离开会场。伍修权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发言，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但由于美国无理阻挠，政治委员会迟迟不就“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进行讨论。12月15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12月18日再次通过决定，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此时，中国政府感到“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21]周恩来甚至嘱咐伍修权、乔冠华：争取时间准备好发言稿，抢着发言，“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讲话的。”[22]
另一方面，在中国入朝作战进展顺利之际，亚洲国家曾向中国表示：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周恩来觉得纳闷了，他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朝鲜的侵略？为什么不宣布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时，十三国不讲话？十三国中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是组成“联合国军”的成员国）就不是第三方提案了。周恩来认为，这是“拉偏架”，是为美国争取喘息准备再打提供了法律根据。
与此相似一件事是，周恩来回忆美军登陆反攻时，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决定。10月1日、2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而且若干天后，还在向前推进。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又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离鸭绿江40英里时即可停止。实际上，当时已进到平壤，而且又由平壤继续北进。周恩来说：“这是对中国的二次欺骗。”[23]
如此的几次经历，中国对联合国自然不能相信。
第三，“五步方案”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美国的停火要求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从1950年12月5日十三国提出第一个提案开始到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从联合国方面看，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没有十三国的第一个提案，就不会有第二个提案；没有第二个提案就不会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没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就不会有“五步方案”。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尽管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有些不完全是自然逻辑的结果。因此，仅就其中之一而言并据此得出是与非的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始终认定美国是在玩弄“停火”的阴谋。
中国的这个判断也并非凭空而来。
1950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援引华盛顿的一则消息说：美国有报道说，7个联合国师——3个美国师和4个南朝鲜师——以及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据称是最后的进攻，以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经到达的地点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这篇报道不是记者的推测，因为“麦克阿瑟准备进攻，这已不是秘密。也许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将军象他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暴露给敌人。”[24]同一天，麦克阿瑟还公开宣布“‘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准备加强军事力量应付中国，“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指原子弹）”。[25]美国总统的核恫吓令西方大为震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国总理和外交大臣前往英国，与英国首相会谈。嗣后，英国首相艾德礼专程飞到美国，要求美国对此事做出澄清，并承诺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连美国的盟友尚且对杜鲁门的声明做出如此激烈的反映，作为交战方的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置若罔闻，不认真对待呢？
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16日起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美国增加军火生产，扩大军队，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等措施。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同时，宣布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成数倍地（4-5倍）提高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
所有上述信息都是经美国媒体公开发表的，面对这些要中国政府相信美国的停火诚意，恐怕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府得出美国是在以“停火”为幌子，真正的意图是准备更大的进攻的结论，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至于说，“五步方案”发生在后，上面所说的都是在这之前的事，好像有点对不上口径。其实并不矛盾，中国政府早就有言在先了，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一切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不准备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这个声明是周恩来12月22日发表的。既然是不承认、不接触，当然对他们的提案也就不接受了。这就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说到做到，前后一致，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更不会首鼠两端，畏首畏尾。这在新中国初期表现得尤其鲜明，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崭新形象。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从现代汉语的语义角度讲就是指在当今看来仍有价值或作用。
抗美援朝过去54年了，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作古，连尘封的记忆怕也所剩无多了，这么久远的一场战争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抗美援朝史》给这场战争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悬殊、极不对称的一场战争[26]。从这个特点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出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某些管道。
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所确立的那种冲突反应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第一、中国对事件的把握有一个底线，把底线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不得越线，如果越线，是不行的。正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第二，中国说话算话，既不虚张声势，也不食言，更不信邪，不怕压，不管困难有多大，说到做到。这就是新中国走向世界时留给人们的鲜明印象。这个模式在后来的地区冲突中起了作用。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并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轰炸。1965年3月，美国又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并叫嚣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得越过17度线，否则中国将出兵。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尽管美国始终没有放弃狂轰滥炸，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再也不敢对中国政府的声明置之不理，终究没有越过17度线[27]。在当今世界，中国要树立大国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最关键的就要说到做到，言出行随，剑及履及。
其次是在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时如何决策？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实力悬殊程度不是以几倍来计算的，主要工业产品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就经济实力而言。从国际政治环境看，中国是一个刚刚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国家，尽管当时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西方世界反共色彩甚浓，对中国持敌视的不在少数，而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赢家，在国际上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时期，他的任何一次表态，联合国都不能掉以轻心，说他操纵联合国，并非夸大之词。这又是一个对比悬殊。在硬实力上我们处于下风，但在软实力上我们却有很多独有的优势。比如，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之师得道多助，人心向背大有不同；又比如，中国人民经过28年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人倍加珍惜的。2000年10月，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时我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这样写到：“战争是军力的角斗，是心智的搏杀，这是一般常识所在理解的。但是，战争又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也是民心的较量，民族精神的较量。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党和政府没有简单地号召人民去打仗，而是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懂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道理，坚定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念，从而形成全民族应战的局面。在前方打仗的有几十万人，而站在他们身后的却是几亿人民。为了前线，多少人不计报酬，加班劳动；多少人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忘我地工作。这样的态势，是我们的对手所无法相比的。民心所向，民力所系，这就是以弱胜强的奥秘所在。”“全民族应战说到底就是一种承受压力，应对挑战的心态，是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气势，是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跨世纪的历史关头，我们要实现第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要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中，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要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经济带来的全面竞争和挑战，我们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然在总体上居于相对较弱的力量对比之中，我们仍然是处于迎头赶上去的状态之下，只有形成全民族应战的局面，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8]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
再次是在经济建设和参战二者之间如何选择？朝鲜战争烽烟飘过鸭绿江之际，正是中国人民按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准备大张旗鼓地抓经济建设，恢复国民经济之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仗打起来经济建设怎么办？决策出兵最大的顾虑也在于此。彭老总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那句话，等于把困难说到“底”了，无非就是如此，坏也就坏到这样了。事情有时挺奇怪，真把丑话说在前了，豁出去了，人们反而没有了心理负担。战争的结果是，最危险的局面没有出现，因为敌我双方都不想扩大战争，都愿意把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因此，我们得以在战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制定并实施“一五”计划，形成了“边打、边稳、边建”的局面。战争的代价也不像当初预计的那样多，62.5亿元，合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其实，无论是现代战争理论还是现代经济理论，都认为战争对经济有毁坏的一面，也有促进的一面，战争可以推动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现代科技成果有很多得益于军事领域的突破已是不争的事实。反之，当初如果下不了打这一仗的决心，则美军陈兵鸭绿江畔，小则，本文前述的鞍山、抚顺、本溪都得大搬家，东北在敌人有效控制范围内所有的建设都将无法正常进行；大则，蒋介石在东南沿海对大陆的进攻，将使中国受到南北夹击，国家安全形势将十分险峻。经济建设与参战如何抉择，这个问题正可用两句中国的老话解释：“长痛不如短痛”、“两害相权取其轻”。
最后是怎样分析敌我的优势与劣势？这是讲军队本身。中国军队以绝对劣势的装备迎战世界上装备最优良的美军，最后美军在战场上丝毫没有占到便宜。这是因为，我军不仅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战士作战勇敢，不怕苦、不怕死，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还由于我军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比如我军惯于打运动战，穿插、渗透做起来得心应手，这个长处，恰恰是美军的短处，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无往不胜。再比如，我军指战员都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快就学会了美军的战法，美军的长处被我掌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然又是无往不胜。
当今，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台独问题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核心的利益莫过于国家的统一、主权领土的完整。我们现在的军队建设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台独问题则是诱发局部战争最敏感点。我们如何应对未来的形势，或许抗美援朝战争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