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因时而异、常讲常新、纷无定论的活话题。由于每一时代的人，所处的语境不一样，评价的尺度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们今天探讨儒学的价值，不必拘于前人的见解，但不能不对前人的见解有所了解。弄清楚儒学在前天和昨天的境遇，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儒学的价值，无疑是有帮助的。
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所谓“前天”，是指中国古代社会。那时儒学很风光，被加以神圣化。借用鲁迅的话说，帝王们用种种白粉，把孔子打扮起来，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神圣化是那个时代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儒学的神圣化过程，发端于汉代。历代君王对孔子的追捧，层层加码，直至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在古代中国，读书人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从儒家经典中出题，没有哪一家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儒家。那时，骂佛祖，骂老聃都没有关系，唯独不能骂孔子。如果有人骂孔子，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罪名是“非法无圣”；将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视为“士林败类”。
对于儒学来说，被神圣化未必就是福音。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儒学被误解为只是一种帝王文化，而遮蔽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不能把它等同于帝王文化。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第一，有作为学理的儒学。儒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原理，体现人类性或合群体性，具有普适价值。在先秦时期，孔子通过反思“礼坏乐崩”现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建立了组织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孔子创立的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不是官方哲学。后儒讲论儒学，也不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有许多人是当作学理来研究的。
第二，有工具化的儒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以后，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有多种声音。
第三，有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先秦以后，的确有些儒者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儒学，推动工具化的儒学，但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这样做的。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讲论儒学，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命立身”之地。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别于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可以称之为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这样的儒学，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
所谓“昨天”，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一段历史区间。那时儒学遭到了劫难，被妖魔化了。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学失掉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妖魔化成了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五四以后出现了两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吴虞、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掀起。不过，他们批儒影响力，远没有后来编写的教科书说的那么大。它的影响所及，极其有限，而且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胡适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判矛头，其实仅指向工具化的儒学，并非全盘否定儒学。李大钊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80页）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五四时期的批儒浪潮被人们夸大了，称之为“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乃是后人编出来的。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口号，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说过这么一次，并且没有用“打倒”二字。
第二次批儒浪潮就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把全体人民都卷入其中。这次浪潮的荒诞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居然把古代儒学创始人同当代阴谋家捆绑在一起批判，使人莫名其妙。这样的批判浪潮完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积极的效果。人们仿佛做了一场恶梦，醒来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这个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上文说到，对于儒学，可以从学理、工具、信念三个角度来把握，那么，儒学的存在空间就不能只是一个，而是三个：君主政体、家庭、心灵深处。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学是同君主政体伴生的，随着君主政体的废除，显然已经寿终正寝了；可是，作为学理的儒学和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并不是君主政体的伴生物，绝不会因君主政体解体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主政体废除了，可是家庭并没有因之而废除，人们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不可否认，儒学的确有作为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价值，可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价值，仍有发展空间。人们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同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有关。
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所谓“今天”，是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时期。在今天，人们对儒学的认识既超越了前天的神圣化维度，也超越了昨天的妖魔化维度，开辟了理性化的新维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率先从理性的维度诠释儒学的学者，当属张岱年教授。1980年，张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十点：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见闻；8、宣正名而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整旧典而开新风。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讲，时至今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研究孔子的新时代。他所说的“研究”，就是从理性化的维度出发，以同情的态度诠释儒学，走出神圣化和妖魔化的误区。张岱年写了《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孔子与中国文化》、《评“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孔子的评价问题》、《儒学奥义论》等多篇文章，阐述他关于儒学的新见解。
从理性化的维度看儒学，会发现它是一份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儒家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重人思想与奋斗精神、经世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
儒家提出“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每个民族群体中的成员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而且影响着每个成员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使人们认识到在维系社会群体和谐中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而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种亲和力，从而提升全民族的综合实力。儒家提出“以礼为序”的理念，确立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广大成员所认同，影响久远，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提出“经世致用”的理念，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主张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并由此培育出中华民族注重人生价值、敢于担纲、负重致远、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谦恭有礼、不为人先、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求真务实、厚德载物、忠恕之道、利群爱国、乐观向上等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
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在今天，儒学作为民族文化，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创办的孔子学院，已经接近400所。1997年联合国召集各国学者共同制订“普遍伦理计划”，与会者一致同意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世界伦理宣言》。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报道，前些年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瑞典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1908-1995）在发言中说：“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阿尔文的这种说法，未必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但却足以作为儒学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例证。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世界的精神文明领域不可能再是西方文化独奏的舞台，人们对儒学同样充满了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