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
自然，丢掉大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民国38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近因”：“外交失败”、“军事崩溃”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 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 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编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 。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对历史作出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