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 ）理论的倡导者巴伯曾经批评说，“所有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都有某种精英主义倾向。” ①但是，严格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精英民主理论（elitist democracy theory）是从马克斯·韦伯（Weber, Max. 1864-1920）开始的。他从诊断现代性入手，对整个现代社会秩序的生成、特点和前景得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进路中，理性化与官僚化成为描述现代性的基本范畴。韦伯正是在现代性社会的大背景中思考大众民主问题的。通过剖析行政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韦伯之后政治社会学反复处理的理论主题——韦伯看到大众民主的必要性和限度，并进而推导出精英民主理论。在现代性条件下，精英民主是大众民主逻辑推演的结果。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思考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秩序的种种问题，其中尤以现代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互动问题让他耿耿于怀。因为他知道，这种互动攸关自由与民主的前景。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突出特点是理性化和官僚化。他对官僚化的负面作用满怀忧心。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寻找民主的途径来抑制官僚制的弊害，为人类的自由拓清障碍。但是，面临巨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情形，面对无孔不入的官僚组织的精巧控制，民主还有可能吗？米歇尔斯是提出这一怀疑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与米歇尔斯交谊深厚的韦伯，对前者的“寡头统治铁律”十分熟悉。但是，在大众社会时代，看待民主的不同方式使他们对民主的性质和前景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米歇尔斯不同，韦伯不是在民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中来批判现代民主的虚妄的。在韦伯看来，类似米歇尔斯那样的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任何压制的大众的自治）只是一个历史的臆造，是一种虚幻的观念，对这种实际不存在的东西的批判实际上是无的放矢，所得出的维护民主价值的结论自然更是不得要领。难怪，在他晚年，米歇尔斯由最初对民主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希望转向对民主的绝望，并加入民主的反对派阵营中去：因为他抱定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②[2](前言P23)韦伯当然看到现实政治中的寡头倾向，但并不认为民主制度对这种倾向完全无能为力，问题的关键是对民主做出重新界定。这就是他的精英民主理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人在研究路径上的不同倾向，在米歇尔斯那里，有一个先在的理想主义的民主理念，这个理念在现实被严重扭曲，因此，他的主要工作是直面现实，证伪民主。而韦伯则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从分析现代性着手，找到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政治秩序的特质，进而分析大众社会民主的样态及其症候，然后寻找对治方子，发展出精英民主理论。
科层官僚化及其威胁
要理解韦伯的大众民主观，首先必须了解他对西方现代性的独特解读。在他看来，工业资本主义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它是一种理性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理性化过程致使经济上机会性的利润扩大成为一个经济系统，发展出一套严格的形式理性和无情的纪律机能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含义是“把一种技术性的算计态度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活动领域，它是科学程序的典型体现，并且在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得到实际体现。”③[3]（P203）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必然导致官僚化，就是所谓的官僚科层制。它是一种借由科层式行政干部来管理的合法性支配，其最理性的表现形式为一种“持续性的，受到法规拘束的公务经营机构”；在官职安排上，则遵循规定之职权范围以及官位阶层划分之原则来组织。此一组织由官吏操作经营，这些人无权占用行政之技术资源或官职本身，只能依凭一种客观化之专业资格受到雇佣，其处理公务必须符合条文规定，依法行事，并在面对当事人时一视同仁。官吏身份之终身制、薪俸制、退休保险以及循年资升迁等制度强化了行政职员忠于职守的重要性。④[4](P242-251)理性化和官僚科层化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归纳，它们的发展在韦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现代大规模的民族国家是绝对必需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庞大的现代国家必须以官僚制为基础。国家越大，它的权力越大，与外部冲突的范围越广泛，内部统一管理的需要越迫切，这一特征就越加不可避免，官僚结构也就越会逐步获得其发展途径。在韦伯看来，它不仅是一种现代性的必需品，从某种层面说也是一种现代化进步的标识。他说，“在一个现代的国家里，真正的统治既非在议会的演说中，也非在君主的告示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管理的处置上，发挥作用，它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掌握在官员的手中，……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是明白无误的尺度……。”⑤[4](P736)
当然，至此韦伯所作的都还只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解释。一旦涉及到对官僚制之影响的价值判断，对于官僚化日益发展对民主和自由的最终影响，韦伯明显透露出自己的悲观情怀。一个“官僚专政” 的制度，是一个“到处都是匍匐在小事上，努力向上爬的小配角、小人物的”世界。官僚专政是一个“铁笼”，一种完美无缺的机器，一种新型的奴役工具。它对人格、自由是个巨大的威胁。在一场演讲中，韦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机器能像人类机器（官僚政治）运转得这么精确了。从技术和物质的角度看，它是无与伦比的。它在行政和政治领域带来的后果是：凡是把自己整合到这部机器上的人，都会变成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就像在大型工业企业中的情况那样，他越来越习惯于当一颗螺丝钉的感觉，越来越习惯于问自己能否成为一颗更大的螺丝钉。……但是一想到这世界上除了螺丝钉以外别无它物，就是说，世界上充满了抓着自己卑小的职位不放并渴望一个更大职位的人，这会更加令人惊恐。⑥[5]（P471）除了对人格的矮化，官僚制还导致官僚的专制。因为官僚具有专门知识、信息并接近机密，因而他们必然掌握重要的权力，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才是现代国家机器的操纵者。连政治家都得时时仰赖于他们。
韦伯在解剖官僚制这部机器中看到现代性的悖谬：宏观上，它是理性化的结果，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但是，在微观上，它是对人性的扼杀，是对自由的威胁。因此，问题不是一些人在现代大众社会中所感受到的那样担心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并因此导致权威和贵族精神的衰弱，在韦伯看来，我们所要担心的问题恰恰与此相反：在现代性条件下，建立在物质利益法则——理性化——之上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其前景实际上是十分渺茫，因为这种法则支配下的世界将是一种官僚化的世界。经济日渐变得复杂，它部分地被国家或者市政当局接管，民族国家的领土规模庞大，所有这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日常文书工作，进一步强化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对行政专家的培训。一句话，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在现代性条件下变得不可避免了。它不主要像马克思所说得那样是基于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支配，在理性化的时代，它有了新的特征：那就是行政官僚的等级制支配。它是一种精巧的铁笼。新的奴役的囚笼无处不在，正等着机会成熟时让大众“顺从地”、一劳永逸地进入其间。“由是观之，那些总是担心将来要负担太多‘民主’与‘个人主义’，担心‘权威’‘贵族’和‘对官职的敬重’诸如此类东西太少的人，大可放下心来了。世界将会毫无疑问地显示，民主的个人主义之树不会直插云霄。所有的经验都教导我们，‘历史’正连续不断地滋长全新的‘贵族’和‘权威’。 ”⑦[6](P68-69)
现在,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够抗衡这部机器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从这种对灵魂的瓜分中，从官僚制理想的独断统治中，保留一点残余的人性。或者，按照韦伯的话更具体地说，“面对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官员的日益不可或缺和由此所制约的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如何能够提供某种保障能有一些权力来限制这个日益重要的阶层的巨大优势并有效地监督它？如何才可能使民主哪怕仅仅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变为可能？”⑧[4](756)面对新的贵族和权威，我们能不能发展出一种民主手段来限制他们，抵消他们所支配的官僚制的危害？韦伯念兹在兹，正是这个问题。在不可避免地受物质主义支配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不可避免地受官僚科层制支配的现代政治条件下，如何才能以民主和个人主义来对抗专家的“贵族主义”以及对官职的过分敬重——而且还要使这种尝试尽可能持续长久。⑨[7](P92)这才是韦伯所思考的现代性深层核心问题之一。
议会制和民主化
面对科层官僚制，韦伯的对治方案是经济上保持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则需要实行议会制和民主化。韦伯说，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废除，剩下的就只有国家官僚制的统治了，废除市场就是废除一种与国家相抗衡的关键力量。当然，单纯的经济自由并不足以保障抗衡科层官僚制。这方面，韦伯思考的背景是他的祖国。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德意志民族因此恢复了一些自信；但在政治上，由于长期的官僚专制传统的窒碍，一直让他们无法充分张扬民族自信心。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的矛盾，是当时德国面对现代性的最深刻的矛盾。韦伯对此十分清醒。他主张在政治上用民主化及议会化来打破官僚支配。他说，“那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尽管它们的官员无疑有些腐败，但比起我们高度道德化的官僚政治来说，显然是更为成功地屹立在了这个世界上。”⑩[5](472-473)
从总体上看，韦伯指望在政治与行政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就像他试图在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一样——用它们之间的辨证互动来维护权力的平衡。议会化和民主化代表了政治的层面，而官僚化则代表了行政的层面。虽然，他认为，从长远看来，将科层公共行政直接民主化不太可能在“大国式的民主”中贯彻执行，让选民选举在技术上有专业资格的行政官员，这是极不恰当的任用方法。⑪[4](P805)但是，将他们“间接民主化”，则是任何现代政治秩序中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有必要通过民主化的机制来制约科层制官僚的专权。关键的问题是，惟有当政治与行政在一种辨证的关系下互动，才有机会阻止那些业余玩票性质的政治以及想把政治化约成纯粹技术的企图。政治与行政应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但仍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下互相支援。民主与官僚制乃是相互对峙的力量，想要他们互惠，首要的条件还是得让它们相互对立地组织起来。科层行政官僚借着分工和运用技术上的专门知识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知识的独占化和身份的特权化。政治民主寻求通过尽可能开放通往支配地位的门户以及通过公共舆论影响范围之扩大来达到权利平等的境界。总之，韦伯构想的是一种多元制衡的政治－行政结构图景，“他的意见遵循着一套想法，认为每个制度化了的原则仍需要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原则；任何一个策略运用上有利于封闭社会关系的立场，同时必须有一个策略上有利于开放的立场来作旗鼓相当的对抗。积极运作的议会制衡着国家官僚，国家官僚制衡着政治领袖，人民直接选举的政治领袖制衡着政党官僚，政党官僚制衡着情绪化的民众——这是韦伯在作建议时考虑到的几种对立关系。”⑫[7](106-107)显然，这些对立关系有赖于国家机构建制方面的功能发挥，其中议会制和民主化起着中心的作用。
在韦伯看来，议会制政府在现代国家里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作为强制行政公开、确定财政预算以及最后咨询和通过立法草案的审级机构——在这些职能上，议会在任何民主制中实际上都是无可替代的。”⑬[4](P804)在韦伯看来，议会在政治角斗场上还可以发挥更多的职能，它具有表达、选拔、妥协和竞争的优势。首先，议会在政府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作为一个辩论公共政策的论坛，它确保各种竞争性的观点和利益具有表达的机会。其次，议会讨论的结构、辩论的实质和高超的雄辩术必须能够令人信服的要求，都使得议会成为一种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进行检测的场所；领袖人物必须有能力动员舆论，提出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第三，议会为既定的立场提供了谈判的场所。政治代表的决策标准不同于官僚程序和市场运作的逻辑。他们能够使政策选择为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所知晓，由此可以创造可能妥协的机会。最后，议会是价值竞争的至关重要的机制。⑭[3](P213)议会制是用来保证某种恰当的政策不受无法控制的、不负责任的势力的冲击。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韦伯看到，议会虽然具有政治上、法律上的重大功能，但是在大众社会里，真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议会手中，作为一种合议机构，议会行使权力有它自身的内在不便。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党才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
韦伯说，一切政治的本质是：斗争，征募盟友和自愿的追随者。⑮[4](P784)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在选举权不断扩张的时代，斗争和征募都要通过公开的竞争性选举进行。这种选举依赖于一种政治的运作机关而展开。在所有某种程度上范围广大的、即超出某些小的农业州的区域和任务范围的、定期选举当权派的政治团体里，政治的运作机关是必要的：有关利益者的运作机关。也就是说，数目比较小的主要对政治生活、即参与政治的权力感兴趣的人，通过自由的招募为自己搞到追随者，让自己或者接受他们保护的人作为竞争的候选人，募集资金，和拉选票。在大的团体里，没有这个运作机关，如何能使选举适当地实现，是不可设想的。○16[4](P764)这种政治运作机关就是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政党的形式不同。现代政党则完全是选举权扩大的产物。“政党组织的现代形式是民主的产儿，群众性的选举法的产儿，大规模竞争和群众性组织的必然性的产儿，领导的最高统一和最严格的纪律发展的产儿。”○17[4](P767)现代政党的目标也许在于实现政治纲领，但是，如果它们的活动不以实现选举成功的一整套战略为依据，那么这种纲领也注定是徒劳的。“一切政党斗争不仅是为争取事业的目标的斗争，而且首先也是为争取职位荫护的斗争。” ○18[4](P762)选举权的扩张不可抗拒地意味着组织选民的政党的扩展，在组织选举过程中，政党这部机器需要庞大的人员机构，也变得越来越依赖那些长期在其中工作的人员，他们是“议会之外的‘专职的’政治家”，把政治运作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政党之内，官僚体制化也取得进展，这与在经济和国家的行政里的情况并不二致。”○19 [4](P763)这样，议会制民主的本色就被深刻地改变了，政党机器扫除了传统的关系，把自己确立为政治忠诚的中心，由此取代了其他的结构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关键基础。这部机器，那些操纵这部机器的领导人，能钳制议员，并且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这特别对于挑选政党的领导人具有重大意义。只有那些跟着‘机器’转的人能成为领袖，而且也撇开议会而不顾。换句话说，制造这类‘机器’意味着平民表决的民主的介入。” ○20 [4](P76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通过政党这部机器，整个国家的民主得以实现。议员选举、党的领导人遴选、国家领袖的选举，背后都是通过政党这个平台来运作的。此时，民主不过是选择决策者并制约其过分行为的手段，民主不过是选举精英的手段，当然，在一定时候民主也是制约精英的手段。这就是韦伯所看到的现代民主的实质，人们称之为精英民主。
虚幻的大众统治
米歇尔斯的民主观念或多或少是从人民主权出发理解的一种大众统治的形式。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多少与此相关。韦伯则不然。他认可现代选举权扩张带来的“大众民主”的现实，而且认为“大众民主”也是必要的，与现代人权观念相适应。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民主化是为了保持国内和平，这也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后者是为了保证公平，因为，如果现代国家为每个公民安排了均等的命运，尤其是战死疆场的命运，那么，也必须通过普选制赋予他最低限度的影响政治的权利。○21 [5]（P673）说到底，在宗教衰弱的世俗社会里，民主是保持人民对国家认同的主要形式。他认为，国家仅仅是民族赖以生活的框架而已，如果国家之结构使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失去了从属于本民族的归属感，那人民可以自由地改变它。○22 [5]（P673）同时，大众的介入，改变了以往政治只是少数精英圈子内部或者之间斗争的状况，“积极的群众性民主化的意义在于：政治的领导人不再能够根据一个绅士阶层的圈子里承认他经受住考验就被提为候选人，然后依仗他在议会里的出现就成为领袖，而是他要赢得群众对自己的信赖和相信，即采取群众性蛊惑煽动的手段赢得政权。” ○23[4](P800-80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因此说，大众民主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也是为现代政治运作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政治领袖选择机制。它能够产生高素质的领袖，这种领袖对于控制现代复杂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赋予政治领袖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俾使他们能够顶住议会领袖和其他政党的压力，推行自己所宣扬的政策。在韦伯看来，现代而恰当的政治领袖选择机制，是议会制和民主化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议会制和民主化都不意味着“大众统治”。政治行动总是由获得人民信任的小群体权谋或者某个“恺撒式”的人物来控制。绝大多数议员则只是这些领导政府的领袖人物的追随者而已。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领袖越来越变成蛊惑煽动家。“民主化和蛊惑煽动属于一体。” ○24[4]（P800）因为并非政治上被动的“群众”从自身中产生出领袖，而是政治的领袖招募追随者，并通过“蛊惑煽动”赢得群众。在任何哪怕十分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皆如此。在韦伯看来，这种“蛊惑煽动”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他比密谋政治和官僚政治要强得多：“冷静地观察可以得出，在政党的蛊惑煽动之内的挑选，从长远看和从大处着眼，比起官僚体制的关起门来进行幕后选择，绝非根据更加不可利用的特征。”“受到诸多诽谤的‘蛊惑煽动家手腕’一般要比文件档案室强得多。” ○25[4]（P800）
因此，在大众民主时代，群众的介入并不意味着人民意志的直接实现。相反地，韦伯认为，所谓的人民意志，只是一种理智不诚实的人的一种主观臆造。“对我而言，真正的人民意志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是虚幻的臆造。所有意在取消人支配人的思想都是‘乌托邦’。” ○26[8](P48)在韦伯看来，人民意志或者所谓的人民统治，不仅是虚幻的，而且是危险的，其危险性内在于群众的本性。“因为群众民主在国家政治方面的危险，最最首当其冲的是感情的因素在政治中占强大优势的可能性。‘群众’本身（不管在具体情况下，由哪些社会的阶层组成群众是无关紧要的）‘只想到后天’；因为正如种种经验告诉我们的一样，群众总是处于现实的纯粹感情的和非理性的影响之下。” ○27[4](P810-81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在参加考虑决定的人数越少、赋予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本身和由他们领导的每一个人的责任越是一目了然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如果不顾这个事实，硬生生地要强行由人民直接做出决定，那么其结果只能导致专制独裁。“任何形式的直接由人民选举权力的最高体现者，除此而外，任何建立在群众——而不是议会——信任的事之实上的政治权力地位——包括军人的人民英雄的权力地位——，都处在通往独裁专制式的欢呼喝采的‘纯洁的’形式之路上。” ○28[4]（P801）与此同时，将一个理性化的、大众民主的社会以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想法，在广土众民的国家内注定无法成功。因为任何形式的形式理性化都将日渐地强化群众的非专业化，使他们至少在直接有效的细节管制上面被剥夺了机会，其结果免不了会落入官僚支配这个窠臼之中。“在大型国度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现代民主都日益在变成官僚化的民主。只能如此；因为它正在用有偿的公民服务取代贵族制或者其他名号的制度。到处都一样，在政党内部也是如此。这难以避免。” ○29[8](P48)因此，韦伯对大众民主的成果的评估十分悲观，“政治的重大决定是个人作出的，在民主制度里也是如此，而且恰恰在民主的制度里如此，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制约着自伯里克利时代以来群众民主的积极成果，总是通过向领袖选择的专制独裁的原则进行重大妥协换取来的。”○30[4](P802)
结语
韦伯对大众政治的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同样地，他对大众民主的前景也许过于悲观。在他身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民主不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韦伯思考现代民主的方式，对后世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在20世纪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比如，熊彼特、李普塞特、亨廷顿、萨托利等等，都可以看到韦伯的思想印记。在这一脉被称为精英民主的理论家那里，韦伯成为他们当之无愧的鼻祖。这种民主理论抛开传统的理想主义思维方式，直面现代性的现实，思考现代民主之道。它不着眼于民主的高远理想，而立足于民主的现实可能，它不单纯就民主谈民主，而是从社会历史所提供的可能性出发探讨民主的可操作性。一句话，这是一种探究“最低限度的民主”的思想方法。它着重思考两个基本问题：如何把人民的意见和利益纳入政治体制，如何监督统治者们和他们的行政机构。对此，韦伯们给出了议会化和民主化的答案，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韦伯们重新修订了民主的概念，把它当作选择政治精英的机制。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不能算是“合格”的民主，如果囿于这种模式，排斥大众政治参与，现代民主势必失去其最为持久有力的发展动力。但是，对于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这种既不高远也不美妙的民主图景，“是最可靠的方法，可使变革得以进行，又不发生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更为有效。” ○31 [9]（P79）
韦伯思考大众民主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不无借鉴意义。一方面，官僚化问题在中国特别突出。王亚南指出，在近代之前，中国政治的发展，曾长期窒碍于官僚政治的高度“包容性”，在它的支配下，官僚政治成为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 ○32 [10](P25)韦伯也认为，官僚行政作为一个制度与由此而兴的社会阶层曾经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官僚制的支配是稳定的、反对革新以及特别囿于传统而无法进步的。虽然，中国传统的家产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之间存在重大区别，○33 [7](P87-88)但是长期的制度浸淫使得官僚主义的历史惯性得以持久延续。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官僚制的弊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官僚制还出现了新的变种。如何打破官僚制的支配，依然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方面，韦伯的思考可以给我们重大启示。另一方面，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问题也是困扰中国政治发展的瓶颈之一。建国之后，我们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它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民主集中制是它的指导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它的根本的政体形式，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它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从整体上看，这一整套政治系统为人民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广阔空间。但是，如何把它们落实为一系列可操作的民主运作机制，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在这一方面，韦伯对于现代性条件下大众民主之限度、可能及其实践途径的思考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中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更需要政治文明上的改革拓新来进一步巩固和张扬。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把人民的意见和利益更有效地纳入政治体制之中，如何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这都需要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化来作出解答。而民主政治深化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机制。只有建立了这种实现最低限度的民主的机制，人民当家作主的高远理想才能一步步接近。
注释：
○1Benjamin R. 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1984,P95.
○2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3页。
○3○14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 203、213页。
○4○5○8○11○13○15○16○17○18○19○20○23○24○25○27○28○3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251、736、756、805、804、784、764、767、762、763、768、800-801、800、800、810-811、801、802页。
○6○10○21○2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472-473、673、673页。
⑦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ier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P68-69.
○9○12○33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雇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106-107、87-88页。
○26○29Paul Edward Gottfried: After Libertism—Mass Democracy in the Managerial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ew Jersey),1999,P48，P48.
○31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3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