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国家政治的工具，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对外贸易既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广交会则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1972年中美关系初步改善、中美贸易拉开序幕之后，在广交会上，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悄然变化。即在一贯的政治挂帅和国家意志之外，市场意识开始萌发，成为中国最终抛弃旧体制、迎接新时代的微弱却清晰的前兆，也是中国的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产品由匮乏走向丰富，国力由弱小走向强盛的开端。这一历程折射出中国对自身及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留下了冷战转型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痕迹。
一、统一对外，意识形态为先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平衡项目。进口的是国内经济生产环节中短缺的物品和弥补不足的商品，出口则是为了支付进口而进行创汇。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广州举办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7年4月25日，中国国营进出口企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自此，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广交会最初只是进行商品出口洽谈，从1959年秋季以后开始兼营进口交易。
1958年，针对当对出现的少数对外贸易对外不一致的“混乱现象”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倾向”，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明文规定：“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一对外，绝不容许有任何不统一现象发生。……只有统一对外，才能有计划完成国家进出口计划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才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同兄弟国家进行贸易协作，才能配合我国和平外交活动，特别是才能同国外资产阶级进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斗争，在防止和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腐蚀或侵袭上体现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1]
这一文件明确了统一对外的指导方针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别贸易政策。具体来说包括几个方面：（1）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的贸易，全部由对外贸易部秉承中央意旨统一办理。除了经过中央批准可以进行边境小额贸易的地区以外，其余各地区、各部门都不得进行对外贸易，亦不得自行催请兄弟国家交货；（2）对兄弟国家的进出口货单，必须经国家计划部门综合平衡，并且经过中央批准，对外贸易部门才可以对外签订协议；（3）坚持进出口审批制度；（4）对资本主义国家非政府间的贸易，凡属垄断性强或大宗的进出口商品，均由对外贸易部所属公司统一对外成交；（5）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同类商品，对外成交价格必须统一；（6）任何地方任何机关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命令银行动用国家外汇，向外开证；（7）各口岸邀请外商来华谈判或派人出国进行贸易活动，必经事先报对外贸易部批准，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组织进行；（8）除对外贸易所属各公司和各口岸对外贸易机构外，任何地方机构不许做进出口买卖。这里所指的兄弟国家主要是指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亚非拉友好国家，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出发的人为划线，不是经济活动的准则。从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这种高度统一，严格控制的情况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不断强化。
1965年，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部1965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纪要，强调外贸部门“既是经济部门，又是外事部门，……在一切工作中做到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政策挂帅，统一对外。”外贸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和国别贸易政策，支持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国家，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展对第二中间地带的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活动，加强反帝反修斗争。”[2]由此可见，外贸完全是政治和外交的配角。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时期，虽然随着生产发展，货源有所增多，要求扩大出口，但困难不少，那就是：“货源虽多，市场不好”，或“虽有市场，货不对路”。因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闭门造车，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场的行情，又没有畅通的销售途径。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成交额占了外贸公司全年出口任务的2/3，因此，广交会对各进出口总公司完成全年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当时的解决办法是：狠抓统一，反复教育，发扬互谅互让风格，统一运用资源，如用广东的畅销茶带动上海的滞销茶。提倡“三交底”：互交货单家底，互交客户安排和准备成交数量底，互交品质价格的底。“五统一”：统一运用资源，统一安排客户，统一调配干部力量；统一作战布置，统一看法。还强调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是全盘工作的基础。[3]
虽然在对外贸易中一直是政治优先，但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尚能基本维持国家对外汇的有限需求，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才使最基本的对外贸易活动几乎无法正常进行。
二、政治挂帅，登峰造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行各业逐渐受到冲击。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受到了文革的直接影响。4月初，有汇报说广州的情况紧张，军管会难以控制，很可能使广交会无法在4月15日开幕。为了不使广交会中断，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飞到广州，安排1967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并与各山头的造反派见面，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从而保证了广交会如期开幕。[4]
广交会虽然如期举行了，但是这届广交会的政治气氛极其浓厚，强调“交易会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人人都要成为既是交易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员。……特别要大张旗鼓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从而扩大国际反美反修统一战线。”要区别对待客户，“凡在政治上靠拢我们的客户，要支持、鼓励，对表现不好的客户要进行教育。”[5]这样就把经济贸易活动的场所，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在进行商务洽谈前后，广交会要组织参加者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交换意见、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等，参观访问的目的也是要加深对文革的认识。
1967年的秋季广交会开幕前夕，周恩来又再次直接干预。9月13日，广州两大造反派冲占军区大院，周恩来对他们的行为“大为震怒”，立即召见其在北京的代表，强调必须尽快恢复秩序，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并指示：“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6]广交会总算是顺利开幕了，但政治活动比以往更多，甚至在商业谈判中双方都总要手持毛主席语录。甚至“据说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语录本弄脏，看起来是经常读过的，好赢得中方的好感。”[7]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达到高潮的1968－1969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被当作是广交会的主要任务。而且强调广交会“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因此参加交易会的人员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8]在这种情况下，各交易团纷纷大搞政治活动，如土产交易团在开幕前、交易会中和闭幕后，举办了三期学习班。每天开展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进行了大规模对外宣传活动，共召开中外来宾座谈会72次，走访56次，文娱演出4场，参观展馆22次。还对客户摸底调查，之后对客户分类排队，区别对待，确立重点宣传对象，进行重点宣传。[9]广交会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被政治狂热所掩埋。
对外贸易部政治部专门编印了196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案，要求组织参加交易会人员学习，并制定具体的宣传文稿，它强调：“交易会是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参加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把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对外宣传的内容则包括：（1）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2）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3）宣传我国人民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4）揭露美帝、苏修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宣传形式上要“三突出”，即突出毛主席光辉形象、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斗争路线，和“三显示”，即显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显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显示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作用。具体做法包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演出样板戏，统一订制赠送外宾的毛主席像章等。[10]
由于文革的干扰，1968年秋季广交会的成交额显著下降。因此，1969年的广交会提出要对“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言说我们文革后没有东西了”而“贬低我文革的伟大意义”做出回应，即在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提出，改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做法，虽然仍然强调统一对外，同一商品必须由一个交易团或总公司实行对外统一经营、统一报价、统一谈判、统一成交，统一对外签订合同，但对于价格的高低可以对根据不同商品、不同市场定价，并允许给予中间商大约5%的佣金。[11]这是广交会首次进行有限的改革。
1969-1970年是冷战转折的关键年份，中苏关系跌至低谷，中美关系微妙复苏，但这些还未直接反映到经济领域。1970年的春季广交会在政治上仍然强调三突出，三显示。在对外政策上，1970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会见松村谦三等人时明确地提出了中日贸易四原则，即中国不与以下几种企业进行贸易：一是帮助台湾、南朝鲜的企业；二是向台湾、南朝鲜的企业大量投资的企业；三是为美国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提供武器的企业；四是日本在美国的美日合资企业。[12]总之，政治和外交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与此同时，恢复因为文革而破坏的经济秩序也是周恩来的努力方向。4月26日，周恩来审查第27届广交会展馆方案，并做了“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生产、使用、科研相结合”的重要指示。[13]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的形势开始悄然变化。
三、抓住机遇，力求变革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中苏分裂之前，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了整个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但是，到7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4，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外贸的角度看，已经没有了冷战初期的营垒分明。对此，1971年3月，对外贸易部召开了全国外贸对资出口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贸易的若干具体政策和做法》，强调“对外贸易是对外战线的重要方面，必须紧密配合外交活动和外交斗争，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仍然是把对外贸易与国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如对亚非拉地区的出口，关系到同民族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促进他们独立的民族经济，增强反帝力量的团结，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因此要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必要时加以照顾的原则。对港澳地区的供应，是支援港澳同胞，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换取自由外汇，支援国内建设和世界革命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出口，有利于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团结那里的人民，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有利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利于换取重要物资，加强国防、三线建设，促进工农业生产。所以，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平等互利，紧密配合外交活动和外交斗争，有区别地同他们进行贸易，有计划地出口。[14]
相对于1969年8月对外贸易部《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出口贸易做法的试行规定》，这个文件主要是明确了出口商品应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的原则，对于收汇问题，提出在注意安全收汇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处理，对于出口商品的品种、规格、花色等也有一些修改。具体措施中还是强调“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但提出要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搞好斗、批、改。这是继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提出改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做法之后的又一次改革。这些都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他在文革的不利形势下件艰难地进行着有限的突破。197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出版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专门谈到工艺品出口的问题。他说，风景图片不能算“四旧”；石头刻图章是废物利用；假古董明明白白的卖给外商可以收外汇，用来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不好？[15]周恩来在这段时期千方百计地促进对外贸易，可谓用心良苦。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即将访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对各国的经贸人士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纷纷向中国做出发展贸易的表示。如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宣布接受中国的中日贸易四原则，其中包括了“过去一直比较消极的丰田公司。”日本经济界上层及大型企业也相继组团访华。[16]
在中国方面，1971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李先念副总理直接领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和李先念都多次做重要指示，7月26日周恩来同李先念谈到外贸问题时说：“现在一年才进出口四十多亿美元，太不像话了，请先念、秋里同志抓一抓。”[17]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正式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关系。在这之后，许多国家加强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观察和接触。美国也利用中美会谈后的形势在香港增设研究机构，收集研究中国的情况，并积极开展同中国驻港机构的联系，几十家美商来到香港探询对华贸易。当时在港美资企业超过五百家，也都在加强机构，增加人员，扩大建筑，90%希望同中国做生意。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参加广交会。对此，对外贸易部于1972年3月专门发了一份关于中美贸易的文件，将中央为中美贸易确定的原则下发给业务部门。总的原则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对美国的贸易。”要求步子不要一下子迈得太大，要根据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定，出口可以广泛一些，进口则“应从严掌握。”还决定邀请30－40名美商参加这年的春交会。优先选择那些对中国态度友好，一贯主张开展中美贸易并为此作过努力，有买卖可做的进口商，适当考虑包括垄断集团的代表和能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的出口商。同时也提出，原则上可以同第三国的美资公司和美国子公司做贸易。不过，所有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暂时一律由总公司统一掌握，统一对外成交合同。[18]
1972年的春交会的指导方针，是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科研的重要指示，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因此出现了难得的好势头，文革气氛淡了许多，把外贸工作一方面为革命多创汇，另一方面是通过外贸活动，促进与各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友谊放在了突出位置。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比较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一届广交会上客商人数空前，但货源不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矛盾。接待方面一些人态度简单、生硬、甚至粗鲁，使一些客商很失望。
除了在邀请客户方面增加了邀请美国商人和美国在第三国的商人外，又有一项新的改革，即对亚非拉国家国营公司代表或官方人士参加广交会的费用，由过去全包改为原则上自理。如对方确有国难，从政治上，业务上考虑有必要者，其在中国国内的费用可由中方负担，个别需由中方负担单程或往返机票者，应报批准。[19]这也是在走向与国际惯例接轨。
四、中美贸易，缓缓起步
1972年春季广交会上，第一次邀请了30多户美国客商参加广交会，人数虽然不多、且大多数是以调查、试探和建立关系的目的而来的，但直接出口成交400多万美元，比较大宗的商品是生丝、棉胚布、服装、地毯、烟花炮竹、香料油、冻对虾、锑、锡以及工艺品，初步开始了中美贸易。中美贸易的中断是冷战造成的，中美贸易的恢复实际上就是对冷战格局的极大冲击，并标志着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冷战从经济的意义上已经基本结束了。
从这次中美直接贸易的情况看，中美贸易中断了二十多年，双方的隔阂较深，彼此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美国的歧视性关税是当时中美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但中国方面也有供货品种少，数量少的问题，对美国市场上所需商品的品质、规格、花色、包装、标识等很多问题也都缺乏了解。暴露出中国的业务人员业务水平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仅对美国贸易缺乏知识，有的人对于一般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也很贫乏。中国商品的商标装潢存在着混乱现象，不适应市场的要求。换句话说，开展中美贸易，要求双方增进了解，也因此必须从各自的内部出发，采取措施，去适应新的形势。1972年5月31日，经外贸部报请国务院同意，在广州扩建交易会展馆。扩建面积近十万平方米，比原展馆大五倍多。这就是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举措。
1972年秋交会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及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之后开幕的，由于中国的国际威望提高，建交国增多，贸易要求量增大，一些商品的生产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货源不足，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实践中，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广交会是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学习适应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整。对于有些中方有较大发言权的商品，有些公司通过摸清市场情况，提高价格，走到了市场的前面，并改变了过去有些商品按照“成本加利润”决定价格的作法，而是因市场和客商的需求而定价。例如，按照灵活调价，看货议价的做法，一块重量不到200斤，成本仅100多元人民币的园艺石，卖了2.2万元人民币，这就是活生生的市场价格的例子。于是引发了思考：适应市场情况，灵活掌握价格，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经营作风？为此，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要掌握世界市场上供求的基本情况，广交会成了学习市场知识的课堂，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世界市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72年10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1972年广州秋季交易会安全工作情况汇报》作批示：督促实行，带头示范，严格检查，有过即改，善始善终。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630期以“广交会住房紧张，交通工具不足，引起外商不满”为题，对于这届广交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11月2日，周恩来批示：三件事情非解决不可，提出由北京、天津、上海临时调一些轿车到广州，司机随车调用；住房不足，可借用机关、学校，特别是要有像样的厨房；饭馆不够，可以将茶室改作饭馆。[20]这些临时性的措施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并非长久之计。对外贸易的需要由此带动国内其他行业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1972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共邀请了180位美国客商，恢复并逐步开展了中美贸易。1973年，中美经贸往来开始起步。这年，外贸部根据中央批准的对外贸易的原则精神，确定了新的对美贸易的原则，总原则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同美国的贸易”，并计划1973年的贸易额略高于1972年。对进出口的掌握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品种可适当放宽，除了主要选一些先进机械、成套设备、先进技术，特别是石油化工、电讯、电子方面的设备和优良种籽、种畜外，为更好地利用西方国家在贸易上竞争的矛盾，中国也将根据国内需要和有利的价格条件，适当直接进口粮食、棉花、化肥、废钢、钢材、高级烟叶、油脂油料等。对于进口金额较大、数量较多的项目，需报请国务院批准后进口。对美出口应适当增加，以扩大影响，多出口轻纺产品、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对于参加广交会和互访问题，提出1973年的广交会可扩大邀请美商的名额。春季广交会将邀请80户，其中可邀请10％的出口商，并根据业务需要适当增加中美贸易人员的往来。正式表示今后可同在第三国（包括日本）的美资公司和美国子公司做贸易。我国同第三国（包括日本）在美国的公司的贸易按中国对美贸易同等对待。至于航运问题，由于预计1973年的中美贸易货运量将有所增加，继续中途转运，费用高、需时长，很不经济，希望能尽量使用第三国船只开辟直达运输。对美进口贸易，暂由总总公司统一掌握，统一对外成交签合同。[21]中美贸易的基本形态得以确立。
1973年3月，在周恩来的大力举荐下，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恢复了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周恩来病重时，挑起了恢复经济和国家秩序的担子，在全国进行挖潜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整顿企业等经济工作。在林彪垮台、中美缓和、越南战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中国的国内经济开始转向，中美经济关系也开始发展。
1973年5月31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的成立大会。经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作为中方同该理事会的联系单位。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所列出的10项主要工作范围中的第一项，就是组织美国工商界人士与中国贸促会、各进出口公司、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进行联系和接触。因此，这之后的美国客商参加广交会更加方便，也更加踊跃。
1973年，外贸部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例如，对于旅客携带和个人邮寄进口少量自用的印有“美国人民捐赠”字样的物品和包装用品，不再作为印有“反动字样”的物品予以没收，各海关可以放行。对于来自建交国和美国的外籍华人也以一般旅客对待。对于美国人访华后写的观感和有关中国情况的书籍、文章，在发表后把作品寄给中国有关单位的接待人员，除了有明显歪曲、诬蔑的内容外，海关可予以放行。对于美国进出口货物和货样、广告品，不再向海关填报总公司的合同号，而只需凭各口岸外贸公司向海关申报的进出口货物明细单查验放行。[22]总之，1973年出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好势头，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带动下，到1973年底，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6个。经济上的冷战格局已经打破了。
五、一波三折，步履艰难
然而，1972年和1973年出现的好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很快出现了反复。1974年2月18日，外贸部外贸调研组对197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做了详细分析，认为1973年是资本主义世界极其混乱和动荡的一年，年初西方金融货币危机加剧，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破产，年中出现因世界性农业歉收而造成的粮食、食品供应的严重紧张；年末爆发“石油危机”，剧烈震荡了西方经济。“从经济方面出现了天下天乱的景象”。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下去，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密切注意国外市场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利用各国和各垄断集团之间竞争加剧的情况，选择有利时机和贸易条件，做好进出口工作，为加速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74年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国际市场上竞争剧烈，要继续遵循以上原则，抓出口成交工作，积极扩大出口，早成交，早出口，早收汇。[23]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1974年4月15日，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迁入新展馆举行。虽然强调批林批孔，但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趁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较高水平时，争取早出口、多收汇。这届广交会的出口货单和成交安排金额较小，原因：（1）平时成交有所加强；（2）有些畅销商品货源不足；（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加重，对成交不利。但是，还是针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涨跌变化大，情况复杂的形势，注重签活价合同，即先把数量定下来，价格分期协商。
这届广交会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在工艺品题材问题上首先发难，他们美其名曰，工艺品要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反映文革以后新的面貌；传统工艺要推陈出新，以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为题材的工艺品，要能反映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提出：反动、黄色、丑恶的工艺品（包括尊孔反法、宣扬孔孟之道的）、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能出口；而对于古代神话、故事、人物为题材的工艺品要作具体分析等等。结果，工艺品经审查不合规定的有150多个品类，包括35种美术陶瓷、广彩、木刻和画类，全部未展未卖，极左思潮甚嚣尘上。
然而，1974年秋交会上还是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对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官方代表团和商人一律改为自费，改变长期以来由中方负担费用的做法。广交会初期，为了开展我国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贸易往来，扩大对外影响，对邀请参加广交会的官方代表团和一部分客户，由我方负担费用招待，这在当时有一定需要，也起了积极作用。但广交会到去年春季已举办35届，参加广交会的外宾达2万多人，比第一届增加近20倍，继续沿用老办法已不适应。改成自费后，外宾普遍反映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还提高了效率，参加广交会的十几个代表团对谈判工作比过去抓得紧，有的晚上还加班，有的几天就签订合同回国。二是减少宴请活动，过去每届广交会除了开幕闭幕各举办一次大型招待会以外，各广交会还分别宴请客户。随着参加广交会的外商和华侨人数增多，宴请的次数也不断增加。上一年春交会各交易团宴请外商共达540次，有一个交易团宴请了110次，这反而引起了很多矛盾。主人请了客户，客户又回请，这样往返宴请，使不少负责人和业务人员疲于应对，无法高效率地工作，宴请多了，也增加了当地供应的压力。上一年秋交会就开始对宴请活动进行了压缩，七个交易团共宴请120次，比春交会减少了420次。[24]这是广交会力图减弱政治气氛的努力，也使其经济活动的特征日益明显。1974年11月，外贸部下达了“关于1975年改进外贸经营体制的意见”，对于已经具备条件对港澳地区直接办理出口、发运、结汇的省、自治区外贸分公司，提出可试办少数几种商品的出口业务，以便取得经验，逐步发展。[25]
1975年1月，筹备已久的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在闭幕式上，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次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破产，中国的步伐缓慢向前。1月25日，邓小平先后在军队和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管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进行整顿，之后，各行各业开始大力抓经营管理、订规章制度、抓产品质量、抓劳动效率，国内呈现除了多年来少有的稳定和活力。
1975年的春交会的指导思想是：“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6]这年春交会进口成交总额达4亿美元，进口商品成交额是历届广交会较多的一次。成交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当时国内生产建设、市场供应，外贸加工出口所急需的原料和材料，包括钢材、铝锭、铅、废钢、化工原料等。[27]
1975年秋交会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提示为纲。但也要贯彻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两步宏图。[28]1975年10月5日，外贸部发出“关于认真抓好出口商品质量的通知”，要求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抓好出口商品质量，重合同，守信用，把好质量关。[29]这届广交会总共接待了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22778人次到会洽谈贸易和参观。其中美国商人705人次，日本商人2690人次。出口成交14.19亿美元。[30]
1975年实行的以“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尝试，但很快受到极大阻力。1976年初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邓小平恢复秩序的努力付诸东流。1976年春季广交会又出现了政治挂帅的现象，提出此次广交会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贸易平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侧重打击苏修。由于当时的出口产品货源较紧，仍然实行国别、地区政策，对友好国家和主要市场适当照顾。贸易做法上要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识破敌人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工艺品，强调新题材，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某些传统题材的出口工艺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可以继续出口。这是打倒“四人帮”之前的最后一次广交会，也是70年代以来最左的一次，外贸部就1975年秋季广交会期间，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低”，在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引用了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并进行传达，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在1976年的春季广交会上，要求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本届广交会适销货源不足，滞销库存较大。[31]政治上的起伏影响到外贸工作，“左”的思想不是一时能清除的。
1976年的秋季广交会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广交会，一方面，政治的气氛很浓，主题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揭批“四人帮”，仍然继续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另一方面，强调继续贯彻统一对外的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注意价格趋势。接待客商人数有较大增加。但不少产品仍然供不应求。
1976年开始出现各总公司办的小交会，即专业型的小型交易会。它们的优点是，到会的专业商集中，能促进竞相购货；洽谈时间充裕，展出面积大；有利于国际市场调研。外贸部提出对于出口商品的原材料、辅料和包装物料，原则上要立足国内，但经过认真计算和审查，对我们有利的话，也可以接受国外商人提供一些补充性的原材料、辅料和包装物料，加工进口。在政治上还未完全摆脱左倾思想和冷战思维束缚的情况下，在经济上已经开始为未来校正方向。
六、冲破樊篱、走向开放
1977年的春交会体现出了转折时期的矛盾，一方面提出大干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另一方面，在“两个凡是”思想下，突出政治上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狠批“四人帮”，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实现“抓纲治国”战略。[32]一方面表示要坚持对外贸易的平等互利原则，但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出口成交中“本着团结第三世界和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的精神”，力争使大多数客商满意。[33]实际上，1977年春交会出口和进口成交额都超过历届水平，接待的客商达16049人次，创历届广交会最高纪录。这一年的中美贸易总额为3.1亿美元，与1976年持平，但双方经贸界人士的来往增加。中美贸易的全面发展要等到1979年建交以后，但直接贸易的路已经基本铺好，只要关卡一撤，自然就会畅行。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之后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运动，石油化学工业部门更是情绪好昂，一些代表提出了“敢于瞄准美国”的口号，认为只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干社会主义，在不久的将来，完全能够赶上和超过美国”。“要瞄准美国，赶上去，超过它”。煤炭部的代表也提出要“加快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苦战十年，原煤产量翻一番，达到十亿吨，超过美国”。天津代表表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瞄准美国，大干快上，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34]这些提法虽然不切实际，但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意味着使政治挂帅让位。
1977年7月，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他第三次重返政坛。此次复出，邓小平吸取了1975年的教训，不是匆忙地恢复经济，而是先解决思想问题，于是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主张。8月12－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通过了新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目标，并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见到了曙光。乘此东风，1977年秋交会盛况空前。广交会各团也就以下几个问题达成共识：（1）一定要按照国际市场实际情况掌握出口商品价格；（2）一定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努力把买卖做活；（3）一定要服从党的指导，坚持统一对外；（4）一定要在对外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实和求变的风气已经初步形成。而当时也出现了某些适销商品货源不足，以及来宾住房紧张，安排困难的问题。[35]这些问题再次将国内经济、社会整体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推到了前台，部分改革已经开始进行。在1978年的春交会上，各交易团开展了来料来样加工、定牌和中性包装等业务，以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成交。1978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将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扩大到广交会以外的更大范围，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开始了经济改革的试点。
1978年5月10人，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思想、理论上为改革扫清道路。最终，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七、结论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高度统一，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政治目的为先的状况。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中，与各行各业一样，广交会上也是政治挂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在70年代周恩来、邓小平努力进行的有限的探索之下，广交会逐渐成为了正常的经济活动的场所，按经济规律办事，最终导致形势转变，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历了曲折的中国，由此步入了一个新时期，即政治上理智、经济上变革、外交上务实的阶段。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完结，但大方向已经明确，特别是经济改革带给人民的实惠，以及国门打开之后视野、观念上的冲击，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国门打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只能迈步向前，融入到世界的洪流中。广交会既是一个实例也是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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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广东省档案馆（以下简称为GDA）219-2-134，第173－174页。
[2]“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部1965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纪要”，1965年4月12日，GDA222-2-7，第22-30页。
[3]“1965年秋季交易会茶土交易团政治工作总结”（初稿），1965年11月26日，GDA324-2-70，第1-5页。
[4]叶曙明：《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第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10页。
[5]“1967年春季交易会药材部工作方案”，1967年4月12日，GDA324-2-93，第56-61页。
[6]叶曙明：《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第三卷，第1630页。
[7]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8页。
[8]“关于1968年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人员组织问题的意见”，1968年9月5日，GDA324-2-94，第21-23页。
[9]“中国茶叶土产交易团1968年秋交会总结”（1968年11月21日），GDA324-2-94，第1-15页。
[10]“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总公司函寄196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案”，GDA324-2-97，第5-8页。
[11]“关于改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出口贸易做法情况简报”，GDA324-2-97，第163-173页。
[12]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年》，第395页。
[1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
[14]“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全国对资出口会议纪要及具体政策’附录二：关于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贸易的若干具体政策和做法”，1971年6月21日“，GDA302-1-282，第1-32页。
[15]“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告周总理关于工艺品出口问题的指示”，1971年7月10日，GDA302-1-282，第33-37页。
[16]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年》，第403页，第432页。
[17]“严亦峻同志传达全国外贸工作会议发言提纲”，GDA302-1-280，第3-33页。
[18]“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中美贸易问题’”，1972年3月22日，GDA324-2-117，第46-50页。
[19]“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1972年春季交易会邀请客户掌握原则’的通知”，1972年3月9日，GDA302-1-300，第22-26页。
[20]“周总理指示及本团安全工作情况”，GDA324-2-114，第67-72页。
[21]“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对美贸易问题的规定’”，1973年3月7日，GDA302-1-330，第40-43页。
[22]“外贸部关于放行印有‘美国人民捐赠’字样的面粉袋的通知”，1973年2月28日，GDA302-1-357，第125页；，1973年3月17日，GDA302-1-358，第41页：“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海关验放美国进出口货物和价购货样、广告品的通知”，1973年10月5日，GDA302-1-357，第82-85页。
[23]“1974年下半年西方货币金融形势和主要资本主义货币前景估计”，《外贸调研》第131期，1974年9月17日，，GDA324-2-129，第51－54页。
[24]对外贸易部编：《外贸简报》，1975年第1期，1975年1月8日，GDA235-2-220，第1－3页。
[25]“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1975年改进外贸经营体制的意见’的通知”，1974年12月20日，GDA324-2-126，第88-93页。
[26]《外贸简报》1975年第19期，1975年4月18日，GDA235-2-220，第43-44页。
[27]《外贸简报》1975年第29期，1975年6月7日，GDA235-2-220，第69-70页。
[28]《外贸简报》1975年第51期，1975年10月17日，GDA235-2-220，第130-131页。
[29]“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认真抓好出口商品质量’的通知”，1975年10月29日，GDA324-2-134，第51-55页。
[30]《外贸简报》1975年第63期，1975年11月24日，GDA235-2-220，第159-162页。
[31]“广东省对外贸易局转发外贸部‘关于七六年春季广州出口交易会的请示’”，1976年4月20日，GDA302-1-461，第5-12页。
[32]《外贸简报》1977年第11期，1977年4月16日，GDA235-2-135，第22-23页。
[33]《外贸简报》1977年第26期，1977年5月21日，GDA235-2-135，第55-57页。
[34]《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简报》，第49期，1977年5月4日；第57期，1977年5月7日；天津代表团特辑，1977年5月12日，GDA229-6-277.
[35]《外贸简报》1977年第42期，1977年10月18日；《外贸简报》1977年第44期，1977年11月2日；《外贸简报》1977年第49期，1977年11月28日，GDA235-2-135，第98-99、103-105、114-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