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开始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香港文学也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中国内地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化。许多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离开内地，到了香港、台湾和海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成了非左派作家的庇护所，这些南迁作家的到来，为沉寂的香港文坛的复苏准备了巨大的力量。

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化母体的脱离，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政治意识极强的社会政治小说，过渡到回忆爱情、寄托乡愁的小说，再过渡到寻找自我意识的小说，香港文学逐渐走向了本土化。

第一节 社会政治小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世界上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处在敌对状态。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由消极静观到积极部署，台湾在香港的活动亦慢慢活跃起来。他们创办了亚洲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这两个出版社均属于美国新闻处资助的文化机构。并发行了《祖国周刊》、《人人文学》、《今日世界》、《中国学生周报》、《海澜》、《大学生活》、《儿童乐园》、《知识》等期刊，以比一般高出几倍的稿酬来买稿，实行他们右翼的文化策略。这时期主要活跃的作家有：沙千梦、赵滋蕃、徐訏、黄思骋、齐桓、司马长风、南宫博、林适存、墨人、端木青、王敬羲、黄崖等。

同时，另一股政治势力不想美元文化占尽上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他们一九五七年创办了一份有规模的文艺月刊《文艺世纪》，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阮朗、夏易等。

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壁垒分明的政治观点，在香港这个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登台表演的地方，通过作家以文学手段来表现，其刀光剑影就更令人炫目了。宋乔的《侍卫官杂记》和唐人的《金陵春梦》在报纸刊出后，南郭的《红朝魔影》、《烛影摇红》、《南雁北飞》也在报纸连载。《红朝魔影》写共产党领导人的秘密内幕，《侍卫官杂记》和《金陵春梦》写的则是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内幕轶事[1]。洛风的《人渣》出版时，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也跟着出版。这两部小说题材几乎相同，都写香港南下难民的生活，只是作者的观点不同，对人物就有了不同的观照。对流亡在港的“友联”体系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同观照，使两部作品产生了强烈反差。

文学靠非文学的因素来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先秦散文、汉赋、魏晋时代的文学理论、南北朝华艳淫靡的作品，以及以后依靠科举制发达起来的散文、诗歌，无一例外，都和“御用”有关。然而，政治上的壁垒分明并非永恒，当时代背景随时间流逝后，当“统一”成为两岸的首要任务后，过去的小说就只剩下了文本本身了，对文本，我们会有新的解释。可见历史总是出人意料地告诉人们，这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尤其是后人以他们的生活背景为参照，去重新阅读已成过去的历史作品时，难免会夹杂些现代观念、现代评价。这就是我们看到原来激烈的事件淡化了，原来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却凸现了出来的原因所在。现代人阅读历史有时仅仅是为了给今天的生活作借鉴，所谓鉴史明志就是这个道理。冷静的春秋笔法，在读者眼中有时会有不冷静的现代内容。

熔铸了当时意识形态和生活事件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们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不断阅读，也就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于是，我们看历史的一维空间受到了质疑。尤其是我们面对那些白纸黑字，凝固了历史瞬间的文学作品，要对它们做出重新评价的时候，我们原有的理论框架受到了挑战。我们发现，我们至少要照顾到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过去的立场；二是现时的立足点；三是变化中的时代评判。唯其如此，我们才不会失之偏颇。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来评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

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传统课题。比如我们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这就提出了一种颇为政治的尺度，这种尺度使我们写文学史时，侧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轻视了徐訏、张爱玲、杰克。今天我们重评徐訏、张爱玲、杰克不仅是文学需要，也是政治需要。

一 杰克的社会小说

杰克，原名黄天石。1898年出生，自称吴人，也即江苏省人，后落户广东。十八岁开始为报馆写稿。曾在《大光报》任职。同时为《华宇日报》和《循环日报》写稿。1921年，唐继尧以云南政变，经香港到广州与孙中山合作。黄天石为唐继尧的顾问。唐继尧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1927年，唐继尧病逝，他又回香港。1956年国际笔会香港分会成立，他任首届会长，并连任十年。

杰克的小说很多取材于广州、香港，有一些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杰克虽是香港作家，他的写作地在香港，但他的情怀不仅属于香港，更属于当时的中国。杰克的创作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是民国创业的参与者，也是民国精神的守护人，他写的就是他身边的人和事，而这些人是当时的弄潮儿，有钱有权有文化，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他们最早接受西风沐浴，是当时思想界的精英，杰克的创作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杰克是当时的主流作家。直到1983年逝世，杰克的作品很多。

他的小说主要有：《合欢草》上、中、下三集（1949年——1964年）、《无意之间》（1951年）、《珊湖岛之梦》（1957年）、《晓渡春云》（1958年）、《奇缘》、《选择》、《花瓶》（1952年）、《表姊》（1964年）、《野蔷薇》（1951年）、《镜中人》（1953年）、《春影湖》（1953年）、《一片飞花》（1953年）、《大亨小传》（1953年）、《改造太太》（1951年）、《朋友之妻》（1953年）、《红绣帕》（1966年）、《乱世风情》（1959年）、《山楼梦雨》（1959年）、《银月》（1958年）、《心上人》（1951年）、《长姐姐》（1952年）、《红衣女》（1951年）、《名女人别传》（1952年）等。这在没有电视，娱乐消遣以阅读为主的当时，影响力是巨大的。杰克的作品记录的是民族资本家兴起时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动荡时期南方的生活风貌。

杰克生活在中国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的时期，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得风气之先，杰克有向往资本主义的自觉，他不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不象巴尔扎克那样憎恨资本主义。他虽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尖锐的切入和原始的描述，但他基本上是工商业社会的欢呼者，都市化的记录者，西方人文思想的实践者。由于他代表着与整个封建旧社会对立的新思想，担负着建立新的世界观的责任，他思想得艰难也痛苦。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在这片“前无古人”的土地上摸索，杰克和他的伙伴亲身体验，身体力行，幼稚的资产阶级观念就是他衡量世事的框架和创作的准则，都市的腐败和乡村的保守，经商的自豪和惭愧，对权力的遵循与批判，是他小说摆脱不了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杰克的小说记录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家的历史，是冷静历史的形象补充。

那时候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军阀割据，战乱，同外国人打，同自己人打。面对列强，杰克他们选择了和平地经商，但这一微弱的声音被战火掩盖了，被社会主流忽视了。新中国建立，英资撤离香港，去了澳洲，旧权贵挟带着大量的中资游资涌进香港，杰克早年那一声慨叹更清晰了，工商业更成了香港社会生活中隆重的主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负于了英殖民地香港一隅。

由于当时的策略是富民强国，杰克从商业角度出发，放宽了道德批评，以最大的同情去对待他笔下为商业利益而奋斗的人物。中国富强的时候，都是经济兴旺的时候。国弱当头，有志气的中国人决心以商业救国。那时候的商人很多都来自军人，他们过去曾经为政治目的“主军”和“客军”作战，许多军人因厌恶战争生活，个别地弃而就商。《长姐姐》中的何思南到海南岛开垦农场。何乐平往哈尔滨贩卖皮草。杰克深知经商的困难，企业随时有倒闭的危险，他写了《野蔷薇》，书中的田薇嫁了一个有钱人，以为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结果，经济不景气，生产过剩，破了产。面对工人失业等许多不幸，杰克提出了解决办法：“假如有一个公正廉明的政府，生产由国家统制，消费由国家分配，生活便合理化了。”这是杰克和他的伙伴们经过磨难悟出来的道理。

旧中国的女人，是一群被忽略的无名氏，在工商社会里，获得了独立人格的她们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力，利用满足男人性需要的女人进行经济运作，是一种比较保险的赚钱方式。杰克讨论女人的思想价值、恋爱价值、商业价值。因为在冲破封建宗法制度牢笼的时候，女人承受的心理落差最大，女人只能勇敢，也爆发出了极强的创造力。她们用行动表示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她们是中国都市化开山时期的殉难者。《红衣女》从商业的角度、人情的角度、用尊敬的口吻写妓女。这种现在被唾弃的职业，杰克当时强调它的商业价值，可见都市化初期金钱难赚，赚钱的重要。情人的商业化就是妓女，卖身是都市经济的自然产物，是都市经济走到尽头发现的一种新策略。主角红衣女是娼妓的雏形，她在书中的出现给人很深的印象，“那张蛋形脸儿，是何等端丽矜贵，象名媛，象贵夫人。”“看她那贵族女子的风度，无疑是上海有名学校华英的女生。”她甩掉了追求她的外国人，走进一间酒店的司理室，在那篇职工训练大纲上面，附加上两条纲要：“（一）伺候客人，要跟伺候你们的老板一样。（二）即使是客人的错误，你们要认为自己的错误。客人永远是对的。”她坦白这是她在外国公司得到的启示。她说：“赚钱是辛苦的，有人出卖劳力，有人出卖脑汁，我们出卖的是皮肉。”作者不断强调红衣女的灵魂的高贵，她甚至以自己的钱去养活诗人。可见杰克对当时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女人的感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纵使是这样，杰克还是欢呼资本的到来。

《改造太太》写出了都市经济对人性改造的可悲和无奈。本来中国是个农业国，土地为农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建立在乡村生活上的是一种俭朴、勤劳、克己的伦理观。但都市的出现改变了这种面貌。小说里来到都市的女人，都因经济问题，性格上有了缺点。城里人曾正仁看上了一个相貌姣好的乡下姑娘，认为她虽土头土脑，但有改造成都市时髦女人的可能，娶她为妻。谁知这个女人知悭识俭不是为共同生活的小家庭，乃是为她的私利打算，留下一些“私己”钱，她把自己买给了城里人曾正仁。这使曾正仁很不满意，他认为如果夫妇关系，建立在纯粹的金钱利害上，缺乏精神条件，一生可说是在沙漠中讨生活了。要繁荣经济就必需消费，都市的繁荣靠金钱流动获得。旧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变成了男人争钱，女人花钱。都市里被养起来的女人因不知道怎样打发光阴，个性变得更加不堪。“光阴对她们毫无意义，主持中馈，在她们看，简直是一句落伍的话，因为现代的中馈，早有老妈子丫头们代为主持了。”太太们应该注意的是，化妆服饰，泳技与舞术。假如在应酬场中，不能引起旁人的注视，她会自感责任未尽，丈夫也会抱怨自己的妻子平庸、太愚蠢，而有损他的尊严。她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能去交际。“用赌具，铐上你的手；用跳舞，锁上你的脚；用绫罗绸缎，捆缚你的身体，用骄奢淫逸，泯灭你的心灵。”无聊的太太们饱暖思淫欲，于是，丈夫们明知太太有了外遇，也只能怒火压于心底。都市是家庭的粉碎机，它使小农经济保存下来的脉脉温情荡然无存。同样紧张的家庭磨擦也表现在《野蔷薇》中，田薇是个反西化、反都市化的太太，“你不是江西佬，我也不是马骝，何必整天到晚牵着我舞，这样的日子我过不惯，时常丢你的脸，对你既不好，我也不安，我想定了，还是回去跟爸爸，浇花种菜的自在。”    

杰克是为资本主义战斗的战士，他在为资本主义欢呼的同时，也为道德的丧失感到迷惘。《名女人别传》表达了杰克对都市最终的失望和懊恼。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金钱欲望无限扩张，使集官、军、商三位一体的男性利用地位屯积货物，垄断居奇。都市里这群掌握经济命脉的人，实行高积累的过程也实行高消费，能使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钱的是他们对女性的本能需要，满足性欲需要的女人是一种必需品，金钱通过这些婚姻走叉了道，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的女人，从一个人的口袋走向另一个人的口袋。舞女歌女妓女都是明买明卖的，名女人却不同。她们做的是掌握要人灵魂的大买卖。颠倒众生，而不为众生所颠倒，这是做名女人的要诀。名女人从精神上征服男人，为的是物质需要。玩政治的人要“座上客常满”名女人玩政治，更要“樽中酒不空”，“这座花园洋房，从此成为夜总会，一到晚上，热腾腾的，散发着酒肉气，脂粉气，闹哄哄的，传出打牌声，唱戏声，和其它各式各样的声息和气味。” 名女人苏丽居住的房产是何总司令的产业，她当着沙龙夫人。可是男女关系变化最大，苏丽的行为，太过浪漫不羁，何老总不肯把屋契交出来。苏丽又向赵部长要利，名女人的目的在掘金，如果掘不到金，做王妃也不受用。苏丽利用赵部长的关系走私，一年之后，苏丽的经济基础立得很稳了，洋房是自己的，汽车也是自己的，衣租食税，够她去尽情逍遥。然后她又搭上李部长。现在的社会，正式太太还多数有名无实，倒是黑市夫人有权柄。大家承认她是黑市的夫人，还有一批批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家伙，走她的群带路线，她天天在数钞票中过快乐日子，还把两块地皮归了自己所有。苏丽赚得盘满钵满，有人引诱她做主角拍电影，各种费用用去不少。资本主义社会都市里金钱流动的方式在这篇小说里昭然若揭。               在香港商业味极重的都市中，杰克对时代精神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解，及时的反映，也有代表时代良心的批判精神。中国曾经强过，但现在已成过去，对国弱的怨恨，变成了搞经济的动力。这些军人，肩负着振兴中国商业的责任。尧尧乎，危危乎，越积极，积累越多，与民众的距离越大，对自身的批判也越激烈。“丁玉只是一个军佐，然而既在革命军队里服务，革命的利益，便得均沾。他的额外进款，比薪响多过十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来革命吗？’他清夜自问，不能不汗流浃背了。”“当前自然有许多连我也看不顺眼的事，但是圈内圈外之分以定，我还有什么自由呢？只好浑浑鳄鳄，和光同尘，一切随着大势去变了。变好固好，变坏则双手岂能回天，唯有分负那祸国殃民的责任而已。”“手上还带着这拖拖拉拉的一师人，除非开小差，否则哪里走得了？不过我始终是个书生，带兵搞政治，皆非本行，柳州故乡，薄有田园，三经黄花，时绕梦寐，将来有机会，便摆脱一切，回去浇浇花，种种菜，闭门耕读，尽此余年。不再扮演这戏真情假的革命丑角了。”（《合欢草》）

在《一片飞花》里，杰克揭露了中国资本主义盛衰的过程。革命党经商，提拔有学问有才干的豪杰之士，但这些豪杰之士遇事别扭，不易驾驭，远不如奴才们听话。于是不识不知的副官马弁，倚为心腹，混了多年，这些副官马弁成为军政流氓，自居时局要人之列。这些人武大郎开店，把一个滔滔论孙子兵法和外国军事，风度翩翩，朗然如玉山照人的冯玉章，贬去当交通部的采购员。冯玉章免不了跟国际大商人打交道，他仪态漂亮，外语应付裕如，生意便一批批做成了。但他也染了乌烟瘴气，成了“妓女汤圆”，意思是妓女见了他垂涎欲滴，恨不得一口把他吞进肚里去。他娶了十二个女人，又名“十二钗”为妻妾，落难时，“十二钗”又成了别人的妻妾，他财产散尽了。

除了走经济强国之道，杰克他们还希望引进西方的思想以改造中国落后的国民性，变目光短浅、谨小慎微的中国人，为胸怀宽广、风度萧洒的中国人，最有把握成功的战略就是“攻心”，进行文化战。杰克笔下的人物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他们精通外语，有外国的学历，例如《长姐姐》中的主人公懂多国语言。《合欢草》记录了我们刚开始向西方学习时的青涩和坚定。中国那时候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不发达，农村经济凋零。主人公丁玉原来在一个英国工程师手下当工程生，在当时，这是一个时髦的职业，所谓“师夷长技”，科学不发达的中国人希望在这方面补足。但强烈的民族文化潜意识迫使他放弃了职业，从事文学创作，因为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觉同样重要。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很多，杰克作品提到的有拜伦、雪莱、白朗宁、般斯、华滋华斯、汤麦斯、济兹、柏格森等。文学与西方文化交接的敏感地带在人性的爱情领域。主人公以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向旧的婚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能够自由恋爱就好了，同时，他强调爱情的纯洁性，与经济问题无关的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爱。这对旧式的门当户对、媒酌之言是一种反叛。他主动写信给自己看上的比自己年纪大的丁莹。作品记录了他们互诉衷肠，品貌相当，互相体贴的爱情过程，以暴露隐私的手法，向读者提供了人生经验。杰克小说最美丽的篇章是献给女人的，女人和爱情是他永恒的话题。《合欢草》还塑造了一个出众的奇女子李鸾，她的勇敢、独立，在当时香港的摩登小姐中“凤毛麟角”。她的父亲李教授车祸死于欧洲，她立了一个终身之誓，甘愿牺牲一生的幸福，要在故乡盖一座哲学院，纪念她的父亲。她亲往欧美各国，奔走演讲，募集巨款，既不任职，也不结婚。那时候的公共汽车，分一二三等，她不坐头等而坐三等，以节俭下来的钱贡献给自己的事业。奔走了七八年之久，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她回国遂志。她的爱情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李鸾在交际社会落落大方，没有一点东方式的腼腆怯懦之态，尽管整天和男子们应酬来往，友谊和爱情的界线却分得很清楚。她一往情深地爱上了有妇之夫哲学院院长孙麟，便一点也不隐藏遮掩，埋名隐姓当了他的情人，竭尽所能，甘心做他的附庸。最后又无条件地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旋涡。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解放人性，顺应了人的自然要求，也容易造成爱情的泛滥。杰克在六十年代也看到了这种弊端，在很少这方面的指导的情况下，杰克在他作品中记述了才情外貌一流的军人龚骧把感情耗在一个平庸女子王珍身上的故事，以警醒世人勿为盲目的爱情误了自己的幸福。

杰克的小说反映了西风东渐时期中国人恋爱婚姻观念的转变和爱情至上的思想。杰克曾是军人，那时候的军人就是管理者，他身边有许多爱他的漂亮女人，他站在旁边，面无表情，以极大的克制对待她们，把她们融入自己的思想中。这些女人，有时候是他思想上的向导，有时候他调侃她们。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那些直接向女人要性的男人都不是低级下流的，杰克生活在男权的世界中，知道自己在男性世界中的角色，他情愿得罪情人，不得罪朋友。在《名女人别传》中，杰克对那个被赵军长看上，不肯嫁而自杀的女人，一点也不给予同情，因为她太任性，过高估计自己，不能坦白承认自己的需要，也不懂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不合时宜。杰克的小说有强烈的自己经验的影子，他崇尚这样的恋爱观：在爱和欲中自己和自己作斗争，“爱”是理性支撑的信念，使欲升华成为人生奋斗的动力。杰克对经过恋爱升华的感情有这样的心得：“恋爱对于学问思想的鼓励，胜于十个教授的讲授和督促；恋爱对于人格事业的激励，胜于十年岁月的修养和奋斗。青年是富于热情的，热情无所归宿，便涣散颓丧而流于邪僻。”“黄花节那天，我准定遵约。这日子定得很有意思，他们是英雄，我们是儿女，可是为政治也好，为恋爱也好，同样抱着一种反抗现实制度的革命精神。”（《合欢草》）这种恋爱态度，曾经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杰克小说中的情人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象征。《心上人》中韦美敏说：“恋爱之所以为恋爱，就因这一点恋爱情操，圣洁光明，维持了人生的尊严!要是今日可东，明日可西，如杨花般摇摆不定，我还成一个何等样的女子呢？”能领略爱情的女子，在杰克眼中无上光荣“卜八这时，才透澈的认识她的全人格!他眼前的韦美敏，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婀娜女孩子了，她变成一座美丽的女神像，目中吐露着智能的神光，自顶至踵，无一处不神圣庄严，顶上恍惚现出一圈白色的圆晕。”随着世事的通晓，杰克从爱情的浪漫主义者向爱情的现实主义者转变。他的《花瓶》是一个现实的恋爱故事，两个女主人公都不完美，男主人公与她们的恋爱都是磕磕碰碰走向婚姻的。杰克的结论是：一个女人碰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碰到一个女人，双方因一切限制，不得不勉强迁就地当做择偶的对象，现实中恋爱是这样草率，结婚也是这样草率。精神恋是变态的。从而以一个作家负责任的态度，修正了他过去的恋爱主张。旁观商战的杰克，深知人性的险恶，保持了士大夫的处世观，“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是杰克小说多次出现的常言。

杰克的小说语言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华丽含蓄，如“人淡如菊”，“吹气如兰”，“萧萧而立”。他把所有他知道的文学经典都用在他的小说叙述里，让读者惊叹他文学修养的深厚，如用“林妹妹”暗喻所爱的人，用“武大郎”隐喻用人不当等。

今天，我们的生活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里程碑，杰克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是从杰克留给我们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杰克代表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社会中优秀的一群，他们不仅文化修养、人格令我们钦佩，也为我们以后的文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二 三苏的经济小说

三苏，又名，高雄，原名，高德熊。1918年生，原籍浙江绍兴，广州出生。1944年从广州到香港，历任小中大报编辑，后以买文为生。1981年逝世。他的主要作品有，《经纪日记》（1953年）、《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现状》（1972年）。还有在报纸连载的“艳情小说”。

三苏的“艳情小说”用浅近的文言来写，写各种各样的“偷情”，每天一篇，每篇一千字，在日报连载就叫《日日香》，在晚报连载就叫《晚晚新》。这是他应买方市场需要而写的东西[3]。

三苏的《经纪日记》用“三及第”的文字写成，所谓“三及第”，就是文言、白话加广州话[4]。香港通用广州话，用广州话写文章容易受欢迎，文言典雅，白话通俗，这三种语言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在香港很受欢迎的艺术文字。我们不仿录一段《经纪日记》来看看。“早上七时，被她叫醒，八时，到大同饮早茶，周二娘独自回家去了。她说自己要买钻石，恐怕是‘水盘’，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来，‘猛擦’一轮，扬长而去，真是越穷越见鬼也。”“九时半，打电话到贸易场问金价，仍是牛皮市，自上月被绑，亏去六百元后，真是见过鬼怕黑矣。莫伯到来，邀之同桌，据称：昨日经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买去，赚价二百元，此人好充大头，未必能获如是好价，逆料赚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请饮早茶，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回总算中计了……”“披衣到陆羽，途中遇见大班陈，我说等钱将军，作了他一尺水。到陆羽，周二娘介绍一陈姑娘相见，另细路一名，陈姑娘谓系其弟，细路无意中却叫起阿妈来……”这里的“猛擦”就是大吃。“充大头”就是摆阔气，“细路”就是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广州话。

《经纪日记》所载的生活，是解放初期香港人的生活，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内地人陌生的生活。贸易，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里与个人的生活并不接近，但在香港，却是完成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那惊险一跳的普遍过程。英政府对香港经济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它的理论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都应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以自己的勤劳和资本同其他人或阶级进行竞争。因此，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职责。履行这种职责极易陷于迷妄，要行之得当也非人的智能和知识所能作到。[5]”亚当·斯密也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家，他有这样的观点：哪里没有税收的限制，进出口的禁止，以及对其他自由的商品交换的阻碍，哪里市场就最扩展[6]。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民间就会涌现无限的生存积极性，创造力。那时候的香港法制并不健全，法律不象今天这样细致、严密。一个商业的城市，一个自由贸易区，在为一己私利而奋斗的商人手中变得乌烟瘴气，人们便在法律的缝隙中上演一幕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活剧。生活在其中的痛苦为三苏的《经纪日记》所记。那时候的贸易是无秩序的，“至于经济应该如何搞，‘我亦不知，汝问阿拉。’”经纪拉是《经纪日记》中的主人公，他的日记记录了香港人当时的生活状态。

战后香港外货充斥，百业待兴，经纪成了这个城市中一个重要的职业，是无资产的平民以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促成商品变货币，货币变商品的过程，接洽供求买卖的双方。《经纪日记》中的邹伯父说：“金新城亦好，成身金亦好，但求渠肯出钱买物业便是。更望渠买后志图别业，仍将地产卖出，则物业经纪始有生意可做也。”在香港都市里，由于人们的需要多种多样，供求关系也就变得更为复杂。经纪人无孔不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货源，找买主，接洽双方，达成生意，赚取佣金。经纪人能最清楚地看到，都市人们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同时也最清楚，商业行情的险恶。一旦商品不适销对路，商人就会破产。邹伯父说：“其实物业经纪最具有三民主义思想，既平分地权，又调节资本。既望穷人发达，又望阔佬式微。如非穷无三代，富无三代，物业经纪连咸豆亦无一粒好食矣。”

内地变成“红色中国”之前，香港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阜，战后，香港成了中国官僚豪富的退步之所，以及私运财产出口的第一个站头。书中写到：经纪拉到饭店吃饭，到者多为上海大亨，看来辛直气气派已属不凡，而这班人竟像是辛直气的老板，他们谈话的主题，大部分都集中于股票和黄金市场，一饭之间，拿着密码电报来报价的人，川流不息。辛直气说，他们的公司打算大量做地产，因上海方面来电，听说已准备了发二千万港币来港，大做一场也。经纪拉的大舅，向来在广州捞军政界，随着机关撤退，失去靠山，从广州到香港。他说：“我在省城与猛人往来交际，最近和几个朋友，准备组织一家运输公司。运输者，走私之谓也。”

都市也是乡村贫困人口的出路。这里的人由于失去了源源不断可以提供温饱的田野，需要向外寻求。他们的生活态度是流动的、进取的，也是残酷的、痛苦的。三苏用幽默的、调侃的笔调写出了都市人赚钱的秘诀：陈姑娘认识了一个“老细”，原是贵州的大地主。同居前，陈姑娘向他要一只两卡的钻石戒子。由于担心买了假货，他们请珠宝经纪帮忙，珠宝经纪莫伯要价三千七百元，经纪拉向“老细”要价五千元，去到“老细”那里，陈姑娘眨眉眨眼，拉经纪拉出骑楼，问他何故不要价六千元，经纪拉说，一言既出，无法想。陈姑娘硬向经纪拉要一千元回佣，否则不买钻石戒子。经纪拉给了她，“肉刺无似”。可见陈姑娘既不爱贵州“老细”，也不爱钻石戒子，她要的是金钱。她用自己的色相向所有人换钱，不管那人是“老细”，还是经纪。再举一例，大班陈之尊翁去世，要登报，销路大的报馆，广告价较高。销路少的报馆，广告可以卖一天送两天，价钱尤可以天一半地一半。经纪拉不管大班陈的亲戚朋友能否看到，选择了小报，最后实付一百一十九元七角，而大班陈给出的钱则为六百五十二元。净赚五百三十二元三角。为了生存，这里的人丑态毕现，他们只想自己，不负责任。更有甚者，一旦知道某人有钱，便一定有人引诱他，迫使他以黄、赌、毒的形式消费，妓女、赌徒、毒贩都会缠上他，不放过他，直到他千金散尽为止。这里也是罪恶的渊薮，逃犯的安乐窝。

在敛财才能生存的激励下，这里的人道德水平降至最低，变成了活下去、活得好就是道德，如何活下去、活得好那是不需要管它的。利之所在，不顾一切。安南老细来香港，鸨母周二娘先推荐不解风情的白小姐，然后又换肥尸大只的张小姐，最后自己上阵，一次次地刮钱。          

这里的人没有不说谎的。夫妻之间，不仅是婚姻不忠，金钱隐瞒，还表现在做生意时搭挡演戏，欺骗顾客。“与老妻同至陆羽饮茶，忽有一中年男子来，老妻一见，即起立欢迎，笑曰：‘我无位坐，幸遇此李司理搭抬耳！汝不如亦坐于此。’我一听大奇，我既不姓李，更非司理，老妻又出何术？老妻介绍男子为唐心恽，老唐频问我‘尊别’，只好应曰：‘启兴。’老唐乃频呼契兄哥不已。……原来老唐的杂货行要找会计师清数，应付纳税问题，老妻乃从中做经纪矣，我于是一味赞老妻介绍的会计师好嘢，有许多数可以蒙过。老唐大喜，生意便成。……归途中自思：这是何世界？甚至改老公之姓亦所不惜。”

这里的人没有不厚脸皮的。只要供需两头互不认识，就可以从中大捞一把。辛直气“介绍”一洋行经纪给经纪拉兼职，他说：“老友，但有一条件，如汝肯作此份工，月薪与佣金须与我对分。”其实请经纪拉的是他早已认识的辛气直的上级金新城。“想起金新城，因即按址访之。金新城欣然招呼，多谢节礼，赐以雪茄，即我送之物也，相谈之下，原来渠等之生意甚大，出口入口，中庄洋庄，无所不办，渠等原在上海，此处生意先交辛气直办理，但经数月来观察，大抵对老辛不大信任，所以其中一部分股东，另起炉灶，开此写字楼。”然而，每当生意做成或发薪之日，辛直气仍然问经纪拉曰：“佣金勿漏我份。”“已出粮否？”

这里的人没有不心狠手辣的。走私黑吃黑，斩眼蔡走私西药，被戴春代偷梁换柱，变成自己的。斩眼蔡恨得叫人打戴春代。但斩眼蔡也没因此变好，大班周走私西药，被斩眼蔡偷梁换柱，“当时斩眼蔡被戴春代捻到一栋都有，现在斩眼蔡又捻番人。”如此生存状态真是暗无天日。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成了玩笑。“我乘机问妇女会事如何？老妻曰：‘我等要援助全港妇女，举办贫民义学，幼儿园。……’ 其中更夹有‘总动员法案’，‘三民主义新中国’等名词。料必是近日听人演说甚多，全部录音对白也。……‘当此国大代表竞选之日，香港妇女界占一名，人人有望也。’老妻低声笑曰：‘人家想做国大代表耳！我不过藉此多识几个人，好做顶屋经纪耳。’其实那一班人亦无非捞捞吓耳。”生存都成问题，那里顾得上政治呢？公正、公理、正义都在生活细节中变了型，政治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在此生存状态之下，相对的正派变成了人际关系中人人渴望的东西。主人公经纪拉虽然堕落，却从不“揾黑钱”，常被人占便宜，使他大受朋友欢迎，最后爬到了比辛直气更高的职位。主人公的命运，使我们想起了李宗吾《厚黑学》中的一些话：“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见了，争相效仿，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势。[7]”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从混乱走向成熟。

《经纪日记》由于它的切身实录感，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商人写的小说。文人写小说多是观察者，商人写小说是切身体会，反映的是香港社会不是边缘性的、中坚的一群的生活状况。《经纪日记》全书散发着在商场历炼出来的聪敏与机智，不是文人小说能代替的。正如为《经纪日记》作“序”的“金圣叹”所说：“经纪拉日记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影响，恐尤超过于文学。……经纪日记将近五六年来之香港社会形态，商场贸易，物资交流，以及香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全部烘托出来，每天积累，遂成巨帙，使将来正式研究内地解放前后，香港的经济社会情况的人，能得到一份连绵数年的活资料，于学术贡献，诚不可估计。[8]”

除了《经纪日记》，三苏还写了一本《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现状》，此书写的是香港有别于其它地方的怪人怪事，属于黑幕一类，同时也揭别人的隐私。比如船务公司发财的秘密，海外大机构派来的支店或分公司的升迁内幕，穷男子嫁入富家后的财产争夺战，女病人串通黑社会勒索医生，马场黑幕，受商业操纵的有名无实的女画家，职业伴友等。总的说来，题材是不错的，但写作却粗糙了许多，不及《经纪日记》细腻。

三 曹聚仁的《酒店》和《秦淮感旧录》

曹聚仁，1900年生，二十多岁在大学教国文，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曾当过记者。1950年从上海到香港，在蒋经国手下办过几年《正气日报》，当过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香港《循环日报》的主笔，1982年在香港逝世。曹聚仁著有学术著作、传记、散文等。在香港写的小说主要有《酒店》（1954年）和《秦淮感旧录》（1974年）。

曹聚仁的小说有很高的艺术性，《酒店》和《秦淮感旧录》都是成功的作品，今天读来仍给人深刻的印象，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酒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主题表达和完美的人物刻画。作品地点是香港，人物是原内地中上阶层流落到香港的难民。作品反映了国破家亡后，原养尊处优的人流落异乡生活的艰辛，以及因物质贫乏和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导致的传统、道德沦丧。作品告诉我们，时代变迁砸碎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低物质生活和人格沦落相辅相成，人们只好再走一次从猿到人的进化过曾了，人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就不能很好地守道德、法律。诗意的野蛮人，只是幼稚的文学家的幻想。这使我们想起一句古语：“衣食足而后知廉耻。”从而同情那些曾经堕落过的人。

小说因写了一群有教养的人的堕落，而显示了一种末日的气氛，引起读者的惋惜感。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份光荣的履历，他们曾经是军政官员，变成失败者后，他们“宝刀只能当作白铁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小说以女主人公黄明中为切入口，可信、细腻地描写了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黄明中随母亲逃难到香港，因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为救病母，沦落为娼。作品展现了她从纯洁到堕落的过程。开始时她“对于男女私情，多少也懂得一点，也只懂得那么一点儿，跟一个陌陌生生的男人住在一起，这件事，可真使她害怕。”一个女学生，走到了非买淫不可的末路，她仿佛到了人生的生死关口，“到了香港这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面子’究竟值得几文钱？‘光荣’又值得几文钱！”她就这样把自己买出去了，失去了原本的纯洁。“她惘然地看他走出房门，看那门扭‘卡得’一下扣住了。她和他，由红票子结合起来的关系，便这么了结了。他带去了她的青春，也就带走了她的温暖！”

以后，黄明中出现了双重人格，一方面深感羞耻，另一方面行为惰落。她希望自己在别人眼前，依然是端庄稳重的少女，一个大家闺秀。她一边听着别人诉说买淫经验，一边含蓄不语，希望在别人那里印证自己的经验，又保住自己的秘密。夜晚她享受丑恶的美趣，清晨醒来，她又恢复了少女的自尊心，她觉得淫荡是可耻的。

然而，她不能不买，渐渐地她习惯了卖淫的生活，更进一步，黄明中走向了快意享受的现实主义大道，她成了荡妇。在和陈天声亲热的同时，黄明中也和邹先生偷情，她在邹先生面前自称李小姐，疯狂地放纵。“这只金丝头苍蝇，就在清华舞厅为王了，她那恶魔派的情调，成为男人们的垂涎好资料。”最后她因争风吃醋用酒瓶打伤了自己的情人，一边舔着血渍，一边笑着，坐在地板上把一地的血酒溅满了自己的衣衫，她疯了。

小说围绕着黄明中，塑造了几个男性形象。当时的道德水平可见一斑。陈天声一个原本思想正派的人，开头因为只身在香港，难免涉足舞场。渐渐地“在禁欲空气的大石块底下盘曲着的欲念，给温暖的风吹动了，黄昏的温床，就让它放肆起来了。他到了粉红色的圈子里，跟在这些女孩子后面转来转去，也就把‘常见可欲，使心不乱’‘有家有室’，‘道德训条’，和朋友们的嘲讽都搁在脑后了；辛辛苦苦，从仰面求财的种种脸色中找来的佣金，就这么胡里胡涂送到那些女孩子们的皮包中去。”陈天声还算是个知过悔改的男人，“虽说冲破了藩篱，慢慢放纵起来，可是他一碰到了明中的奔放狂潮，却又不免畏怯恐惧，几乎有些儿厌恶她，萌生逃避的念头。”最后，他因对不起妻子和孩子而内疚。与陈天声比较，邹先生是个真正的嫖客，他外宠很多；黄明中不过是他的腻友，彼此都无拘束。从认识藤志杰开始，黄明中的命运发生了转折。黄明中爱上原华西大学学生，现在擦皮鞋的藤志杰了，但藤志杰却同时拥有两个女人，“璐珊是温泉，使他舒畅；明中使他昏迷得没有思想，明中是夏日之日，璐珊则是冬日之日，他愿意在冬天的阳光下曝背。”黄明中因妒嫉，雇佣山东汉子，毁了璐珊的容。

作品最后回归传统，藤志杰娶了狰狞的璐珊，并赶赴澳门把他的一家，连同疯了的明中，老了的黄明中母亲，一同接到了香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揭示了回归秩序的合理和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也表现了香港经济的逐渐恢复。

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影响逐渐加大，一九七四年曹聚仁出版了他的《秦淮感旧录》这部政治历史小说，表明了台湾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态度。《秦淮感旧录》表现了曹聚仁对真理的超阶级的尊崇。

我们说《秦淮感旧录》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因为历史是过去的，它泄露了国民党当局一以贯之的历史感悟：中国地理条件优越，因而，中国国民党从不主张打仗，要打就打输，他们深信中国的版图是输出来的。抗日战争期间，几次重大的战役，如李宗仁的台儿庄战役、薛岳的长沙战役，都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的所为。国民党为了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付出了巨大代价：戴季陶、乔大壮、陈布雷、蒋志澄、庆浃庵等人因对国民党失望而自杀，国民党将领黄伯韬因服从国际社会战败而以身殉国，使知情的蒋介石痛心不已。中国人深信用输扩大了版图还能用文化以改变人心，政变一般采取暗杀手段。政治是当下的，其一，一九四五年以后，国际社会企图捧起李宗仁做他们的傀儡政府，蒋介石因此谋划输给共产党，破坏其阴谋。其二，小说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内地政治，即搞文化大革命，忽略经济建设，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曹聚仁在《秦淮感旧录》前记中说：“动笔写的，是一种时事小说，题名秦淮感旧录。写蒋家政权总崩溃前后以及美帝国在远东的军事阴谋，……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八年间的远东情势，……我已找到一条路子。这便是左拉写《卢贡家庭的家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李劭人写《大波》的路子。……在史事这一面，要十分真实，在描画这一面，要富有诗人的想象力；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9]”

《秦淮感旧录》是新加波记者国栋和小英和凤兮两姐妹的恋爱故事。故事虚构的，它是《史记》湘妃的故事[10]的借用，在《史记》里，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勤恳孝悌，很能整治家政，侍奉父母的舜。湘妃的故事的借用，构成了《秦淮感旧录》诗意的部分，国栋娶了记者小英又有了汪精卫的儿子的情人凤兮作情人，这“齐人之福”[11]，激起了读者对写作此书的猜想，这是国民党的重托，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

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分开太久的内地和台湾如果不从冷战的情形下改变过来，重新调整对相互的态度，内地和台湾就会分离。在《秦淮感旧录》里，《桃花扇》的唱曲贯穿始终，表现了作者痛惜国亡的复杂的爱国热情。亡国是双重的，一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失去了内地，二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内地七十年代不容乐观的形势，政治上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经济上频临崩溃的边缘，文化上轻视知识盛行。与国民党撤退内地时，托付给共产党的相去甚远。

曹聚仁是一个尽忠尽职的作家，他通读了大量的史料、传记、实录、著作等，加上自己的经历，组织、剪裁、拼凑，以冷静的笔描绘出了精彩好看的历史，表面是一部给大众看的书，内里暗藏了许多政治家、当事人、专家才看得懂的言外之意。

《秦淮感旧录》以记者的笔塑造了蒋介石的形象，记者不能有主观意志的笔充当史官的笔。一九四五年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12]，毛氏到了重庆，留了四十天，和蒋主席一同发表了“双十谈话”，成为招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张本。然而，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却冷落了来南京和谈的马歇尔、周恩来、吴铁城、邵子力、雷震、左舜生、莫德惠诸氏，独自飞台湾去了。二十年后记者知道了蒋介石出尔反尔的真相时，“有痛哭流涕的分儿了。[13]”那是一个勇于牺牲个人荣誉，能屈能伸，敢充当失败者，去守台湾，以换回中华独立的重大利益的英雄将军的形象。

然而，当时蒋介石的阴谋却不能宣之于口，因为政权下的人们的利益均要顾及，于是就有了书本实录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地上上演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较量。

政治上有一种理想的主张，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军队国家化，分江而治，进行竞赛。然而，国共两党都心知的这种主张总踩不到民主人士理想的那一点上，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要想在圆桌上谈了去，做不到，要末，打了去！[14]”中统头子陈立夫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党的领袖也身不由己，打赢了，就贯彻三民主义，打输了，就让给也是理想主义的共产党。国民党因此成了比华盛顿更高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之一。也许，国民党早就做好了打输的打算，因为当时的局势已经很难独裁掌握了，“军官纵”、“伤兵之”、“青年从”、“立法委”、“国大代”、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及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都是造成社会问题不安的地雷。国民党里面，若干大小派系，自立门户，很难管理。

经济上，国民党的探索经过了艰苦的过程，在中国，官和商总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就是说政府放弃商业就等于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政府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管理国家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是有传统的。战国时期，秦人吕不韦以贸易致富，有了钱之后从事政治活动[15]。西汉时代，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商人手中，商人活动大肆膨胀，乃至于“封君皆低首仰给”，“财富万金而不作国家之急”。汉武帝劝说商人以财力支持国家对外作战，商人们非但不听，反而利用战争的机会滞财役贫。汉武帝一气之下，紧急命令，没收商人财产，把当时最可图利的盐铁工业一并收归国有。又把铸币之权归于中央政府，自此以后汉代商业囿于停滞状态。与其靠商人不如靠自己，国民党政府是自己掌握了商业活动的，然而，理想的纯粹总是敌不过集团内私心的膨胀，物权交换等肮脏的关系，蒋经国实行的经济改革，因触动国家资本，也即是四大家族资本，而宣告失败。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也就因势利导，借共产党的手，毁掉旧的经济制度。共产党方面，要打倒资产阶级，有钱人要做苦工，劳工神圣，工农阶级专政，这一政治扫帚把旧中国的权贵扫到了香港。国民党也因此卸下了中国受外国经济奴役的包袱。以美国为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获取美国的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约，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中美国际关税及贸易一般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中美双边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条约表面平等，但是实际上，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因为两国经济地位悬殊，中国根本无能力到美国去开办实业，也不可能把大量商品销往美国，美国利用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中所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商品几乎独占了中国市场。除正常贸易外，美国货物还通过走私等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中，约计美货走私进口总值达2.5亿美元。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投资增加也较快，民国二十五年，美国对华投为3.4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8%左右，到民国三十七年，美对华投资额为13.9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额的45%。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独占，使中国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如美国的罐头倾销使中国罐头厂家受到很大大击，上海原有罐头厂180余家，到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只剩下50多家。民国三十五年初上海有制药厂200多家，在美药的打击下，到年底倒闭歇业的达120多家[16]。经济上抵抗外辱也是国民党的主张。况且，商品生产有它的盛衰期，产业升级、革新换代，都最好由投资机构作出安排，只有和平年代国家才能探讨它的最优化状态。

在军事方面，经过了长时期的抗日战争，应是与民休息的时期，老百姓普遍反对内战，老百姓不一定欢迎共产党，但是，他们认为即算共产党来了，也未必比现在更坏些。小说主人公国栋、小英、凤兮默然自处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众对国共两党纷争不关心的政治态度。加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策反，国民党干脆就输给了共产党。国民党清醒人士检讨本党的失势：“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到上海，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可是，上层很快和官僚主义相结合，中层和土豪劣绅一鼻孔出气，下层踢开民众，不管他们死活。老头子的国民政府，腐化得跟北洋军阀相伯仲。于是，往日高唱革命的，到今日成为被革命的对象。[17]”有人说，蒋介石一心一意要做美国人的工具，喜欢弄权，但美国人在国民党里使用权术也很利害，他们看蒋介不行了，企图捧起李宗仁。与其听命于美国，不如保留一个主权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打出来的，不如说是国民党让出来的。军事上，蒋介石充当了运输大队长，用美援得来的军备及人员全部输给了共产党，一个统一的中国掌握在共产党而不是外国人的手里。

此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来解读《秦淮感旧录》里不宣之于口的暗藏的部分。第一，国民党定都“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就作了民国统治的不长久的打算，希望有更好的政权来代替它。第二，《史记》说：“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能把天下传给他，于是一反常道，传给了舜——“把天下传给舜，全天下便都可以得到好处了，只是丹朱痛苦；传给丹朱，全天下便都痛苦，只是丹朱得到好处，尧说到：‘总不能拿全天下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终于把天下传给了舜。[18]”而且把两个爱女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他。舜接手天下，丹朱是痛苦的，这是国民党高层人物的一种自我牺牲。而《秦淮感旧录》里，小英和凤兮两姐妹中的凤兮原是汪儿的情人，今天读过《汪精卫传记》的读者，一定知道汪精卫不是孬种，他的道德承担要优于蒋介石。他敢于做亡国奴，逃亡日本。他代蒋介石开会，遭枪杀未遂，可见，政治品德不仅有忠勇和正直，还有其它。凤兮是唱曲的，“曲”暗藏了曲线救国之义，凤兮以唱《桃花扇》闻名，《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显然也是借曲抒怀，如果说老一代国民党人的门派之争使他们看起来不和，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憾，那么《秦淮感旧录》就写下了他们晚年的宽容和一致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统购统销，我们有了一个不向洋人卑躬屈膝的中国，其中的过程，有多少优秀的国民党人作出了牺牲，那些感人的事迹也可以在《秦淮感旧录》里读出。

曹聚仁在《秦淮感旧录》里怀旧，却没有贬低共产党，相反，他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激发了共产党对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感。书里对国民代表大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等的描写，都能使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回忆起他们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理想。用理想对照现实，就容易发现问题了，因此，我们才有了后来内地的拨乱反正，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走上正确路子的坚定步伐。

曹聚仁整理，章太炎讲演的《国学概论》中，有：“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因此中国人都重视政治。[19]”之说，《秦淮感旧录》是一本典型的文学参与中国政治的读本。中国政治的优良与发达尽在不言中。

《秦淮感旧录》那沉甸甸的托付，是应该由后人郑重其事、跪拜承接的。

四 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在美国“经济援助”下，创作了小说《秧歌》（1955年）和《赤地之恋》（1953年）。

张爱玲是一个旧贵族出生身的知识分子，时代风雨对她多次的袭击，导致了她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决定了她必然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创作倾向。从政治角度看，张爱玲创作的倾向总是摇摆不定，她的小说《小艾》和《十八春》有向往解放区，向往新生活的倾向，五十年代她在香港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却走向了反面。她创作风格的一致性和她政治态度的摇摆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小说描述的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生命本身，人物性格才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诚如歌德所说：“哲学的思辩是有害于德国人的，它使他们的文风流为模糊、艰涩和隐晦。他们愈是坚信某些哲学流派，他们便写得愈坏。那些担任事务和处在实际生活中的德国人，把自己局限在实践中，反而写得最好。[20]”

由于张爱玲小说中的人本基础，她对社会的反思是全面的，不仅涉及政治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也涉及人性的层面。今天，我们重读这两部作品之时，我们至少发现了以下几个政治层面的合理因素。

首先是巩固政权必须采取的严厉手段，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产生嫌隙，人人都戴上了假面具。《秧歌》中的一家人，个个都有几副面孔。金根人前戴大红花当劳动模范，但掩饰不了内心对重税的不满，私下里发牢骚。他母亲更是把这套把戏演到极致，一边心痛闯祸的儿子，一边和他划清界限。人们讲真话时，要看看窗外是否有人偷听，甚至吃顿别人吃不起的干饭都要紧闭家门。残酷的人事斗争摧毁了战火中共生死建立起来的友情，人们铁石心肠，不再单纯。《赤地之恋》中，赵楚写信揭发领导，崔平担心别人以为他是同谋，势必同归于尽，把检举领导的信送了上去。汽车里“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但是似乎永远擦不干玻璃上纵横的泪痕。如果有人在流泪，那是死去多年的一个男孩子。”

其次是人为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赤地之恋》中，土改不仅破坏了阶级界线并不分明的传统村庄的人际关系，而且本来够不上地主的人，也为了要造就声势被人为地划成地主。农民自设私刑更是残酷，一时间人声鼎沸后是不堪入目的横尸荒野。城市里的政治运动更是革命口号掩盖下的公报私仇，表面的罪名是阶级立场不稳，实际上是男女间的争风吃醋。

还有就是残酷的斗争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秧歌》中在农村工作的王同志，战争时期爱上一位投奔到革命队伍来的女知识分子。他们匆匆结婚，没有细细地品尝过风花雪月。这个女同志每晚从遥远的地方来到王同志的房间，天不亮就要赶回去，仿佛是《聊斋》故事中一个不真实的人物。女同志怀了孕，碰巧队伍要转移，这个得不到照顾的女人就被丢弃在敌占区中了。

生活在动乱的年代，经历过生活的创伤，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冷峻的风格。以一种超然的冷静观照她面对的生活是她一惯的作风。在《秧歌》中，她既写农村的新气象，又写因贫困造成的不可救药的家庭纠纷。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了，娶媳妇不坐花轿了，有为媳妇撑腰的媳妇会和提高文化修养的识字班了，但家庭的矛盾依然发生。一是因为贫困。月香到城里打工，积蓄了一点钱，亲友邻里纷纷向她借，她不肯，怨恨就发生在与亲友邻里有关系的亲人失望之间。二是因为扭曲的政治——公开场合说形势大好和实际生活困苦的矛盾。月香问村里的人为什么会穷成那样，劳动模范金根总是半吞半吐，遮遮掩掩，并不是他不肯告诉她，根本他自己心里也矛盾得很厉害。最后他还因月香不肯拿积蓄出来救急而揍了她。

《秧歌》还检讨了解放初期战争养成的工作作风问题。“老头子把麻挑到镇上去，卖给合作社，去得太早了，合作社的干部还没有起床，被他吵醒了，很不高兴，老头子把一咎麻放在他手里，‘不合格’他马上宣判，有时候被退回的麻再挑去，竞被接受了，还评了个‘等外一’。”工作队的工作态度如此差，却从不反躬自思，还骂别人“没一个好的”。最后，老头子辛苦种出来的麻，没有卖出去，还被泼上了红墨水。干部们这种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官民之间结下了怨。

《秧歌》重点写饥饿，强制性的交公粮使农民们常常吃不饱。“干部顾冈心里想：再过两三个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头，回去怎么见人呢？他又决不能告诉人”。因为他宣传汇报的与他实际经历的差距太大。农民分到田地了，可以安心生产了，但税收大得惊人。“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下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价特别低。”对于贫穷和饥饿的农民来说，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工作态度，无疑百上加斤，必然造成官民的矛盾。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在他们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工作队最早的任务之一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征税以支持新政府，“这项工作必然造成干部和农民之间的摩擦，在接管后的第一年试图征收粮食税时，有三千名以上的干部被杀。[21]”《秧歌》记录了这种兵民残杀的事情，金根因抢公粮被枪打伤，他的女儿被逃走的人群踩死了。

另外一本小说《赤地之恋》，写的是更为繁琐的政治事件，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由三个故事组成，基本是政治运动加恋爱的格局。土改写了唐占魁一家的命运。唐占魁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农民，他省吃俭用就是为了买土地，地是一亩一亩置的，现在倒要整大块的拿出去献给合作社，他不服。别人劝他卖地，他站起身来，拿起锄头扛在肩上，就下地去干活。这个勤劳的农民，土改时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硬划为地主。农民自设私刑，斗争会后，唐占魁遍身灰土与血迹，脸上有伤痕，眼睛肿得合了缝，最后被打死了。至于恋爱，是一个初恋和单恋的故事。三反五反写的是政治事件掩盖下的人事斗争，所有生活中琐碎的个人恩怨都通过政治斗争表现出来。戈珊一个私生活很乱的《解放日报》的女编辑，张爱玲笔下可怜的、颓废的、凄艳的女人，她把青春献给了革命，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她放纵的生活导致了她的两个情人刘荃和张励互相仇恨，当男人看到那扇窗在动，知道戈珊有了新情人，感情也就终止了。男性的占有欲根深蒂固。戈珊在那一刻就被抛弃了。她的两个情人在政治斗争中同归于尽。崔平和赵楚本是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平时期他们的太太因争公共家具互相憎恨，他们在工作中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更使他们形同陌路。如果这样的斗争是活着的全部意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抗美援朝一段写战争的残酷，失去了爱情和对社会没有信心的刘荃怀着赴死的决心上战场，经历了战争之后，也变得硬朗起来：“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一部文学作品在它出现的历史时刻，作者所要满足的，往往只是它第一群读者的期待视野，当时的环境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任何一个作者都很难超越这个审美尺度的限制。香港为张爱玲提供了一个诉说的地点。然而，思想潮流具有明显的流行性和更迭性，那些能够永存的作品是表现了群体所期待的书，不死的作品是那些与群体一致性永远存在的作品。张爱玲冷静的、诚实的处事态度，以及她的现世关怀，使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今天读来意义非凡，获得了永久的胜利。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读那些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品之时，当时的政治背景已经隐去，如果不查资料，我们不会发现某个作者的出身背景，政治态度，他所取材的某次饥荒、某次农民暴动属于什么性质。甚至即使知道了对今天的普通读者也没有意义，读者不可能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继续当时的政治斗争。作者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要靠读者通过阅读使之丰富、充实的文本，我们会以新的经验去填补作品留给我们的空白。只要作品与新时代有契合点，它就会在新时代获得全新的意义。这是张爱玲笔下的悲剧留给我们的警世意义。

文学的这些超阶级，超政治的特点，首先由文学的性质来决定。文学作品不是政治口号，尤其是小说，更由艺术性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来构成。通过人性批判政治，这就是民本思想，这就使得小说包容了比政治更丰富的文化内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就是实例。

第二节 回忆爱情，寄托乡愁

一九四九年以后，离开内地，到达香港的作家，普遍怀着一种对时局的迷惘情绪。眼看政治上的两军对垒，越发感到政治争吵的空泛，造成了他们本能上对政治的疏离。喧哗热闹之后，是间歇的沉寂思考。一九五六年，中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后来出现了悲剧性的反右运动。同年十月十日，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苦难时期后，暴发了空前未有的十月暴动，又一次打击了作家们关心政治的信心，意外地维持了以南下作家为主的香港作家所普遍接受的中庸形象——但求稿费，超然物外。

文坛上激烈的政治斗争过后，一种厌恶政治的情绪在民间弥漫，这种现象可以从五十年代香港大量的乡愁、爱情小说中看到。这类小说是作者仰望政治，感到一片迷惘之后，收回目光，确认自己流放者身份之后的心灵抚伤。

司马长风曾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亮出了他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文学不宜载孔孟之道，也不宜载任何之道。换言之，我们反对文以载道，是从文学立场出发，认为文学自己是一客观价值，有一独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神圣目的，而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束缚她，摧残她，迫她做仆婢做妾侍。[22]”司马长风这一唯美倾向的文学主张，在一个时期里，代表了香港南下作家的共同追求。

我们不能不把香港作家这种对真实社会的厌恶，看成一种人格的病变，因为它具备以下特征：他们对现实社会存在的“真”不再感兴趣，沉迷幻想，对需要急切解决的社会问题采取犬儒主义、怀疑主义的态度。有一首流行歌曲很能道出当时南下作家的普遍创作态度：“除了你，世界太枯燥；除了你，人生太无聊。除了你，除了你，我什么都不知道。”而这个“你”就是被抽象回忆具体化了的爱情。

在壁垒分明的政治观点的支配下，从属于政治的文学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政治功能。在针锋相对的政治气氛中，要打赢文化领域的政治仗，先定生活的再现有时候会代替了模仿生活的古典主义原则。我们知道，艺术再现生活，不是原封不动地模仿和复制，而是透过作家头脑的“再次呈现”。在这个再次呈现的过程中，作家会被许多因素，包括自己的政治观点所左右。他们会选择一些符合自己政治观点的细节，夸大某些生活片断，使其更接近自己的理想。然而，这些为政治服务的小说，如果缺少人性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功绩在于以人性检讨政治，当时间流逝后，人们注意的似乎更是政治扭曲人性的那一部分内容。关心政治，需要作家有更高超的艺术品格，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关心政治的作品比不关心政治的作品艺术价值更高。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当时的许多作家没有这个觉悟。

流放者，即那些由于政治或个人原因，离开故土，流落他乡的人们。有放逐，就有乡愁，故国山河梦里寻，而所谓梦也只是虚幻的投影。五十年代南下香港的作家，不仅不断的缅怀内地，而且也表现出与香港社会的疏离。怀念乡情的作家除了徐訏、李辉英之外，还有徐速。

一 徐訏的唯美小说

徐訏旅居香港前，已是成名作家。他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研读心理学。1936年赴法国读书。抗战军兴，学未竟而回国。“孤岛”时期，留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在重庆发表早期长篇代表作《风萧萧》，风靡一时。建国后，定居香港。徐訏在香港向北遥望，写下了一生中重要的作品《盲恋》、《彼岸》、《江湖行》等。直到1980年逝世，他创作的主要成就在香港。他有二千万字的作品，六十余部著作。六十年代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徐訏全集》有十八卷之多。他的小说多以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为题材，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渗透着凄迷飘逸的华美。作品借助爱情，思考人类文化。穿越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升华出浓郁的文化、宗教意识。

（一）

唯美主义运动，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一场组织松散的运动，通常，人们认为唯美主义和彼时发生在法国的象征主义或颓废主义运动同属一脉，是这场国际性文艺运动在英国的分支[23]。所谓“唯美主义”，就是以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美”，是指脱离现实的技巧美[24]。唯美主义, 是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这种文艺思潮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然于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颠倒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25]。从这些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客观描述，我国的唯美主义概念是作为革命现实主义主流文学艺术的旁支而被贬低的。

在讨论唯美主义作家徐訏之前，我们希望为唯美主义这种创作方法而正名。因为定义不仅要看概念，也要看作品对概念的修正。我认为，文学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就是在杂乱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提取美的事物，作为创作的材料，以便作品充盈着美的情调，读者阅读时享受美的熏陶，忽略、忘却现实生活中龌齪的方面。唯美主义对净化人的心灵起积极作用。唯美主义面对政治，强调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徐訏是我国数量不多的唯美主义作家之一。

徐訏成名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国难当头，五四运动前后呼吁和倡导的唯美主义已不是时代的主流，然而，读徐訏1943年在重庆发表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我们还是愿意把他归入唯美主义作家的行列。在《风萧萧》里，人性美被看作第一要素，作品虽然有入侵国和被入侵国的区别，但主要人物中国舞女白苹，交际花梅瀛子和美国歌女海伦都是才华出众、美丽异常的，作品里没有一个丑陋的人物，人物的弱点只是在对照中展现。作品的背景大多是风景迥然不同的居室，而不是血腥的战场。在处理作品矛盾冲突时，作者也是以死的凄艳代替死的残酷的。与当时另一个活跃的唯美主义作家无名氏比较，我们看到，徐訏扩充了唯美主义的创作空间。

无名氏四十年代写了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以浓艳的词藻细腻地展现爱情的心理过程，节奏非常缓慢。虚设的气氛把时代气息冲得淡而又淡，几乎看不出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内地。无名氏是唯美主义作家，但他的唯美主义是狭隘的，他不敢越爱情雷池半步，结果也写不出感人的爱情，他以为非爱情就非唯美，结果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而徐訏却有在血里火里发现美的敏感，在广阔的现实空间里，无所不能地选取美的事物。

徐訏选择唯美主义艺术风格是思想洗涤的结果。

徐訏前半生经历的时代，是一个血腥遍布原野、思想亢奋莫明的时代，他行进在时代的潮流里，思想不免染上流行的色彩。作为哲学的研究者，学习者，更作为思想者，徐訏的思想是博杂的、流动的。几乎当时所有的思想潮流都给徐訏打上了烙印。他博古通今，学惯中西，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均有研究，但他最终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思想归宿。徐訏的实践，宣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思想界寻求理想的破产。“艺术的创作是对神的，是求神对你宽恕。”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徐訏就是本着这样的虔诚来忏悔自己的经历，创作出独具一格的作品。“正是我的意志制造了给命运袭击的机会。”这是尼采的强者人格，作者作自我道德检讨时，强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徐訏对读书中状元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如耶苏、释加牟尼、莫罕默德，中国的开国皇帝。”对马克思主义，徐訏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江湖行》中写道：“那时候一种新的潮流把我们青年卷入了漩涡，我们从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很快的就变成了政治的狂热。……直到有一天，……我从这个领袖自居的梦中醒来，才知道我所活动的并不是纯粹年轻人的一种活动，而背后正是人在操纵指使，这指使正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不择手段利用群众的政治。”徐訏赴法国留学期间，愤然疾书《鬼恋》以一个女子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杀人、坐牢，以及圈中人“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告诉人们，她过的是人不如鬼的生活。徐訏厌恶政治，但这并不妨碍徐訏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他的《郭庆记》、《禁果》、《内外》都是这样的作品。在《江湖行》中，当那些被运动者抛弃的人物落难时，救他们的总是那些被视为没有觉悟的普通群众。从现实反观理想，徐訏蓦然发现了那不可企及的距离，他创作了《荒谬的英法海峡》，把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政府，废除姓氏，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免费教育，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理想国，写成是他坐船经过英法海峡时所做的一个梦。在《阿刺伯海的女神》中，徐訏借女神的口发问：到底哪一个宗教的上帝是真的？从而表现了他思想的迷惘。

从追随流行的思想到游离出来，徐訏走上了一条建立自己世界观的求索之路。“世上的学问有三大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宗教，唯独没有人世学，而人世学是不宣之于书本的，只有小说免强可以当作对人世学的一种补充。”徐訏就是这样顽强地、不断地想揭开人生的、命运的秘密，而徐訏的所谓“人世学”，他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作家的艺术眼光过滤了的生活。

贫穷落后，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与徐訏满怀信心想要建立的“人世学”是有矛盾的，唯美主义不适合丑陋的现实。他游历了一次人生，却发现：“我重新意识到我们在抗战，千万的人在流亡，千万的人在奔忙，千万的人在忍冻挨饿，千万的人在流泪流血。但我们看不见公道正义平等与自由，这里是人挤人，人吃人的社会，而我们又回到这社会里了。对这样的社会，有人在牺牲，有人求改造，有人想革命，有人在逃避，有人谋混谋捞，我忽然发现，我竟是不属于任何一个类别，而又是属于任何类别的。”“你相信过什么宗教么，命运注定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依靠的孩子。你可有哲学上的信仰吗，我什么都没有。只有爱是永久的，我只吐露我对人世的感觉，我看到了我灵魂的浅狭与污秽。”唯美主义对丑陋的现实的无能为力在徐訏的唉声叹气中表现得格外强烈，这就是一个没有实际立场，又企图描绘世界，企图建立人世学的诚实的作家的悲哀，没有任何悲哀可以和这种失去理想、失去方向、广博而深刻的悲哀相比。

徐訏小说的全部秘诀就是以人物心理结构小说，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以对人性超善恶的诚实剖析，继续开辟他的唯美主义创作之路。在《江湖行》里，我初恋的葛衣情不要我，是我平生最大的侮辱。我在青年运动中被政治利用，是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要舵伯捐钱，做这种傀儡使我难受。这些受挫的心理，急切需要抚慰，“第一我要考验我的组织能力，这好像补偿我在青年运动中作别人政治傀儡的损失，第二我要恢复我贫穷中流浪的能力，这是对于舵伯对我经济支持的一种反抗，第三，在我下意识中，我要在江湖之中寻找失去的葛衣情，这是对于我过去对葛衣情的一种感情的报复。”按照心理感觉行事，徐訏发现，“宗教的要求，不过是性欲的升华，恋爱才是青年人的上帝。”忠实于人物内心，美是超善恶的，“被爱情的毒汁烫过心的人，对爱情的乳蜜往往是不容易吸收的。”他不爱葛衣情了，但对她依然怀有欲望，因此《江湖行》不断地在展现错位的爱情。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毫无目的，毫无计划的决定了一切。在《时与光》中，“我之爱林明默，正是她在等待方逸傲的时候，表现在她身上是一种不可接近的高贵与神圣，”虽然林明默对“我”玩弄和轻蔑，“我”依然向她求婚。林明默答应嫁给“我”，说：她会学习爱“我”。就在这时“我”发现她的高贵孤洁宁静庄严的素质似乎都已不再存在，“我”又开始无法自解的想念罗素蕾。“林明默所表现的干练精明事业家的气质，那决不是我所爱的性格。”征服不容易征服的人，恋爱时不惜失去自尊，得到爱时又不想珍惜，这种反复，是徐訏小说爱情朝秦暮楚，不能一蹴而就的原因，不道德，但诚实。徐訏也在小说里探讨下意识，以此证明人的命运不可掌握，如《巫兰的噩梦》，父亲因儿子的爱人，长得像自己死去的太太，而抢了他的爱人。他养的一盘红豆巫兰，及长在两个女人身上的两粒红痣，就是不断的暗示。《鸟语》以启发一个被认为是白痴的女子的智力，探讨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徐訏的小说还因为注意了太多心理僻静的角落而被称为奇情小说。

徐訏通过“我”这一艺术视角，把唯美主义的触角伸向社会的个各角落，从而使他的小说不局限在狭隘的爱情题材。在《江湖行》中，第一人称“我”作为展现社会的线索而安排，比起一生只有一次爱情，稍微高大化的舵堂，“我”更像生活在人间的人。小说除了展现农民和商人的生活外，也展现了军人割据时期乡村的匪患、农民的自卫、都市里文化人的生活。因为有了心理上的弱点，“我”的命运才颠沛流离，从社会的一角，走到社会的另一角。我是因为当不成农民才当商人，当了商人被心上人瞧不起才当学生，当了学生因搞学生运动被人利用才去当土匪，当了土匪因良心未眠才去卖艺，因卖艺而成了都市里的文化人。做了文化人又因写抗日文章，经历了与抗战时期敌伪政府的周旋，曾经一度落入日本人的监狱，被从不为理想放弃现实的葛衣情救出，还和葛衣情这个别人的妻子有了孩子，以至于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后来又参与了商业和实业，在西南，看到了上层社会的腐败。徐訏矮化了小说中的“我”，却用唯美主义冷静的笔画出了广阔的中国社会。

（二）

分析徐訏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唯美主义和政治的复杂关系。

借助“我”这一艺术的眼光，徐訏扩大了他的小说的艺术面，不仅关怀国内，还关怀国际。徐訏是被当权的国民党器重的作家，抗战时期，我国在国际社会充任了重要角色，不仅有自负的抗击日寇的责任，还要服从联合国。任何政治主张都是首先传达给社会，然后，小说家通过唯美的眼光过虑现实生活，反映在作品里。如果是纯粹的政治，国际中的反间谍斗争是第一重要的，然而在徐訏的小说里，平常的人性才是最重要的，主人公不想从事偷偷摸摸的特工活动。如果是纯粹的政治，抗击日寇是第一重要的，然而在徐訏的小说里，和平才是民众的愿望。

徐訏的小说充满了国际性的关怀，和对祖国的热爱。不仅因为他作品里有许多外国人，有一些作品有外国的情调，如《吉普塞的诱惑》探讨中西通婚、《百灵树》涉及中日通婚，还因为他的作品涉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题。《风萧萧》展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的反间谍生活。国际间谍在中国的活动，中美是一方，日本是另一方。主人公“我”半夜救了遇刺的美国海军军官兼外科医生史蒂芬，展开了一场友谊。其间“我”认识了聪敏的中国舞女白苹，美丽得象太阳一样的交际花梅瀛子和清纯的美国歌女海伦。徐訏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谨慎的，主人公坚守完成一本哲学上的书的初衷和独身主义，以同情弱者，抗拒强者的心理与她们周旋。与现代作家群热衷于写性的压抑，爱的倾泻不同。徐訏比较看重对事业的追求和教养的胜利。开头“我”虽然身在其中，但对这些间谍活动是不想参与的，“我感到，我必须离开你们才有我的世界，我喜欢你们，但你们的世界同我的是多么不同。”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才重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我的生活目标改变了。“我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向你们的世界迈进。我在你们的世界里探索，最后我相信我会迷途，于是我再也摸不回来，我就只好在你们的世界中做你们善良的人民。”主人公虽然加入了抗敌反奸的斗争，但对政治的扭曲人性是有所保留的。《风萧萧》以简单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表示了徐訏对自我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看法。

徐訏的许多小说都记录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侮辱，但和平依然是他的主张。《江湖行》流露了对抗战的矛盾态度，“我”是主战派的，与当时主和派的南京政府有矛盾。作者的矛盾心情通过人物映弓表达出来，映弓说：“我是属于国家的，我们民族，现在生死关头，政府又这样无能，……为救中国，我们必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提防汉奸们妥协。”但她临死的时候又说：“我一生每一步都是走错的。”她明知儿子托付给了和日本人有生意联系的葛衣情，但她说：“艺中还小，他应当有点物质上的享受是不是？”映弓的言不由衷，控诉了政治争夺的黑暗，表示和平才是中国平民百姓的真正愿望，和平的生活才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

另一篇以爱情隐喻国际关系的小说是《盲恋》，作品以一个长得很丑怪的男人，和一个瞎了眼的美丽女人，各自怀着自卑反而达到和谐的相爱的关系，隐喻自谦的国际关系才能达到和平。作者说：人生的最大幸福决不是“取”而是“给”。“要举些例子来说明上面这些话是不难的。许多贪官污吏都以为自己为百姓做了许多事情，所以向百姓多拿一些是应该的；许多强盗也以为世界财富他本来有份，他是有权来取的；许多独裁的政党也以为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优越的享受是使他们有机会可以多‘给’；中国以前的皇帝自称天子，以为国家是他天定的财富，所以他可以厚颜无耻的取；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榨取以为在施舍文明；基督教以为世上万物造来是给人用的，所以‘取’正是人的权利……这些都是一些懦怯的或无耻的自私假定以掩饰自己丑恶的自满。”徐訏小说里，残废人相爱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都认为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关系反而完美。这样的小说还有《神偷和大盗》、《吉卜赛的诱惑》等。在《盲恋》、《神偷和大盗》、《吉卜赛的诱惑》等小说里，徐訏以艺术的象征，彻底的诅咒了黑暗的政治，这是唯美主义艺术对政治的胜利。

徐訏作品的情调虽然西化，但精神内核还是东方式的，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情致。“如果雨点打在头上时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26]与“五四”运动早期知识分子强烈的破坏情绪不同，徐訏以一种健康宁静的态度、博大的心胸、超脱的情怀来写中国，中国便在他的笔下变得可爱起来。以国际视野反观中国，徐訏更为中国唱赞歌。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江湖行》，以雄伟的结构，展现了中国广阔的社会面和众多的人物关系，如商业大亨、土匪、汉奸、女伶、妓女、江湖豪客、政坛显要等。那种满纸汪洋肆虐的爱情，象征意义及其明显——只有在祖国怀里才是放松的、安全的。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地生活，农村小镇、小村庄还保持着浓厚的民间传统，未曾被那个曾经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化所侵蚀，徐訏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实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江湖行》尽可能地把中国的乡村写得安逸富足，父慈子孝，夫勤妻贤。“父亲与我种了许多果木瓜豆与蔬菜，我们建造了几间茅屋，专为养猪养鸡与堆稻草及杂柴之用。我们的后园也随着父亲生命的扩展而扩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劳动致富是乡下人基本的伦理观，所以，父亲的良心也是一无斑痕的完美结晶。当他无意地伤害了白福——一个偷瓜果的孩子，他就整个的崩溃了。“父亲自责很严重，最后竟是精神失常，以至于死得像竹梯跌下来的白福。”《江湖行》对中国乡村的描绘很符合唯美主义兴起时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功利哲学，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的反抗[27]。

然而，徐訏并不完全安于现状，他写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徐訏注意的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谐。葛衣情从喜欢嫁一个读书人，到后来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商人，甚至抗战爆发后，还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当时的“孤岛”上海。舵伯虽然是个商人，但胸怀博大、意志坚强、乐于助人、爱情专一。这些人物就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合理的现代精神结合的产物。同是商人，葛衣情重利轻义和舵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反相承，消解了向商业社会过渡的好坏判断。而主人公对葛衣情越来越狡猾的厌恶，又加重了作品中传统的份量。《江湖行》最大的尊敬是献给商人舵堂的。这个海盗出身，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天生就是个商人。他的品德适合经商。“我告诉他如果卖了田，还债以后，也许可以剩两三百块现洋，我想找一个田地便宜一点的地方去买一点田，”像父亲一样当农民。长辈舵堂劝我索性跟他流浪去做生意，“他告诉我某地的油价某镇的酒价，小城里的肉价和山乡里的鱼价。只要跟着他的船同走，随时随地都可以赚钱。”就这样，本是无产者的舵伯有了做生意的本钱，从小买卖做到大买卖，最后成了上海的富商。《江湖行》第一人称的叙述，避免了对舵堂作道德评价，又使“我”的叙述没有违反道德。徐訏嘲讽农民纯美品德的无用，颂扬坐过监的商人舵堂的丈义、大气，表示了他肯定工商业社会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改造国民性的愿望，商战才是徐訏富国的主张。

徐訏小说最终的尊敬是献给商人的。他在《丈夫》这篇小说中展现了一个优秀商人的人生观。沙大煌其貌不扬，长得蠢头蠢脑的。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企业家，他陶醉在自己的企业里就什么都不顾了。他以自己的财力养活了、满足了许多人。他的知己——一个才貌出众的女人在他死后这样评价他：“他的爱是伟大的，他没有自私，他没有把企业算作私产，他企业的股票都分给了所有的职工，……大部分他交给我，但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姘妇，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助手，我可以继续进行他发展他一切的事业。”大煌有三个女人，但没有使一个女人痛苦。沙太太从来瞧不起沙大煌，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但沙大煌提供她丰富的衣食住行。“我”的太太因羡慕豪门，学会了花钱，因此欠债沦落，被“我”抛弃，是沙大煌教会她自立自救。沙大煌除了希望这些女人幸福之外，对她们都无所求。“我”因邮票的事，上门向沙大煌要钱，沙大煌也给。沙大煌的情人说：“大煌不是像你这样浅狭，……你可曾为爱情忍耐，为爱情牺牲；……如果你了解这些，你就会相信，我跟他不是为他的钱。”赞美商人，贬低读书人，是徐訏创作的后期观点。在《江湖行》中，舵伯对“我”的批评一语道破了知识分子的弱点：“我对你非常了解，你没有毅力，没有气魄，你要钱，但你不肯冒险，你要爱情，但你不肯牺牲自己；你要读书，但你不肯发奋，你要虚荣，但你没有勇气，你求上进，但你的方向不坚定，你一直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实际上是你要的东西太多。你骄傲，你也不想依赖人，可是你自己并没有一种独创精神，你不能获得什么！”而《丈夫》和《江湖行》那种不为一己之需而从事商业活动的理想的商业状态，就是徐訏最后的思想归宿。

徐訏的《江湖行》形象地印证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过的话：“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续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为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于是安足者陷于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以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唯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优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的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28]”生活之树长青，徐訏在《江湖行》中，展现的中国从安定静止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都市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的经济型态，对今天的中国仍有现实意义。

（三）

王尔德是欧洲唯美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在“五四”前后，《新青年》杂志就率先介绍、宣传过王尔德等唯美派作家的作品及其艺术主张，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称王尔德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又在《文学革命论》中热情呼唤“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狭铿士、王尔德”之诞生[29]。在此热浪冲击下，我国一些作家，如欧阳予倩、郁达夫、徐志摩、田汉、白薇、杨骚、陈楚雄、王统照、袁昌英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表现出程度不同、方面不一的王尔德的影响。可见，在中国新文学发轫期，王尔德是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中国被加以评介和接受的[28]。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以载道、高台教化等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并不注意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徐訏和一些唯美派作家被忽视、被排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说徐訏的作品有唯美的倾向，就是说他实践了康德提出的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利害感。徐訏从不助任何政治一臂之力的唯美主义主张开始，以艺术美的眼光关怀社会，最后，在政治面前表达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这是唯美主义艺术的胜利。除了可谈的艺术立足点之外，徐訏小说的艺术处理，也充满着唯美主义的技巧。比起仔细地描摹生活细节来说，徐訏更愿意用象征浓缩社会生活。他的美不胜收的《盲恋》，其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在《江湖行》中，徐訏以唯美的笔展现中国，把中国写得雍容而博大。徐訏通过艺术的凸透镜涉及现实题材，把小说处理得超凡脱俗，不偏不倚。如《鬼恋》首先是一个神秘的恋爱故事，然后才是一曲时代的悲歌。《痴心井》首先是一个凄惨的爱情故事，然后才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也被认为是唯美派作家,徐訏是福楼拜在小说创作领域提出的“客观而无动于衷”、“非个性”、“无感觉”、“人生虚无，艺术才是一切”[30] 的艺术主张的忠实实践者。他的他爱情小说对人性超善恶的剖析，他依靠信念不可得的颓废，都体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主张——“人生虚无，艺术才是一切”。 他的《江湖行》显然就是企图以东方的情致，忠实地反映特定时期全中国的面貌，力求“客观而无动于衷”地去表现。

徐訏写小说有身在此地写彼地的习惯。正如心岱所说：徐訏的作风是，“他在上海的生活到了重庆才写，内地的生活到香港才写，总是得待一段情感过滤的时间。[31]”这符合和印证了柏拉图所说的“文学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32]”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3]”的艺术主张。

徐訏写某地生活的时候，似乎也不作真正的切入，他很注意用其美学的含义去规范小说的背景。如《荒谬的英法海峡》里那个想象出来的乌托邦，一派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正扣着了作品宇宙和谐的主题。《幻觉》中在佛教圣地对死者的追忆，表达了生者对自己过失的忏悔。徐訏如此处理他的小说的背景，显然是想和时代产生某种疏离，使他的作品获得更为普遍，更为永久的价值。

徐訏小说风格的凄美，不仅因为他对人生的真谛充满着茫然和感伤，还因为他表达主题时挑选的意象。如《江湖行》葛衣情的红衣服，紫裳的长头发，《鬼恋》的借火，《巫兰的噩梦》的红豆巫兰，《花神》阿福的职业是种花，《鸟语》芸芊喜欢鸟语，《痴心井》的珊瑚心等，也在于作者加给作品的是一种高洁清雅的文人气质，如作品中充斥着这样的语言：“花神是属于精神的，可以说是花的灵魂。”在没有什么可依傍的人世中，只有“美”可以和小说匹配，这使我们想起屈原在《离骚》中的话：“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不仅流放者才有放逐感，不能认同主流文化而产生的孤寂的心境，同样可以被看作放逐情怀。离开家园之后，徐訏实际上还在利用自己的笔对内地问题发言，尽管异地没有知音，故乡也并不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然而等身的著作就是等待别人发现的沉默的力量。

思乡的岁月，空气中回荡着乡愁的感慨，创作中不停歇的思考、探索和寻找，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苦恋和追求。徐訏在香港所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内地生活的，写香港生活的相对较少。写内地生活的那部分作品，是中华文化经历了西化洗礼后重新整合的结果。至于写香港生活的那部分，徐訏则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其商业气息提出了省思。

徐訏在香港向北遥望。写下了一生中重要的作品《盲恋》、《彼岸》、《江湖行》《痴心井》等，对内地生活的追忆，很像灵魂的出游。“唯将终夜常开眼”是对故土热切的守望，“碧海青天夜夜心”是对故人恒常的追忆。徐訏的一些作品渐渐变得幽冷起来。《歌乐山的笑容》写一位香港人看到妻子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凄艳幽冷”的笑容，而这种笑容是他在重庆歌乐山寓所居住时多次看到的淹死女鬼当时发出的笑容。《客从他乡来》写死过多年的祖父的灵魂借一胴体回来与儿孙见面。故乡变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境。唯其是梦，更容易赋予完美的幻想。祖父的灵魂回来后，大谈其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没有真伪，没有善恶，不分贵贱，不分彼此，没有“物欲”，没有争斗，充满和谐，充满爱。这篇作品又一次让我们想起了徐訏早年创作的《荒谬的英法海峡》，晚年的追忆，对他早年批判的思想采取了容纳的态度。这是第二次的自我省思，是日暮黄昏被丑恶的现实之风吹得瑟瑟发抖的灯光下，一个孤独老人最后的生命寄托。徐訏晚年，接受洗礼，入了天主教。

二 李辉英的乡情小说

李辉英，1991年1月20日出生，吉林省永吉县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毕业后，曾主编上海的《生生月刊》和《创作月刊》。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联”，1936年到北平参与发起“北平作家协会”，抗战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随“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访问。抗战胜利后回东北，先后出任松江省建设厅的主任秘书，长春市政府的秘书长，以及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定居香港。主办过《热风》、《文学天地》、《笔荟》等文艺刊物。1957年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南洋各地游历，1963年起，执教于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院。197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1976年夏因病退休。1991年5月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一岁。主要小说有：《万宝山》（1933年）、《松花江上》（1954年）、《抗战的前奏》、《复恋的花果》、《雾都》、《人间》、《前方》、《黑色的星期天》、《重逢》（1950年）《四姐妹》；中篇小说《茜薇小姐》、《没有温暖的春天》、《永恒的爱情》、《哈尔滨之恋》、《乡村牧歌》（1953年）、《邂逅》；短篇小说集《半年》、《新生集》、《河山集》、《团聚》、《牵狗的太太》、《菜花黄遍原野的时候》、《名流》（1979年）。

李辉英来香港前已是成名作家，创作始于抗日，他说：“我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丢失了沈阳、长春两城，以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的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34]”到香港后李辉英一如既往地把赤热的情怀投向祖国。

李辉英南下香港后的创作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继续从事抗日主题的小说创作，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雾都》、《人间》、《前方》。二、抒发思乡的感情，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乡村牧歌》。三、是揭露香港社会的黑暗面，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四姐妹》。李辉英是一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学应对社会改革起推动作用的作家。他说：“我认为小说对于社会最低限度也起教育作用。它不但反映社会现实，也可以转移社会风气。领导社会，定正社会，作用大得很。[35]” 然而，纵观他的创作历程，他的创作实绩，还是以回忆中国内地的生活为多。

李辉英的《雾都》、《人间》、《前方》，三部作品隐喻明显。《雾都》写的是抗日后方重庆的生活，那时候的重庆消极等待，态度暧昧，有如重庆弥漫的雾，是抗战时期的“陪都”。《人间》以抗战时期的西安为背景。当时国共两党在那里谈判，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协议。西安，当年周、秦、汉、唐多个中国昌盛的时代在那里建都。作者暗指，一致抗日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前方》写的是郑州和洛阳，其中洛阳也是古都，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武周、五代唐，都先后在那里定都。而它，又是“一二、八”之后的“行都”。这三部曲也被称为“三都赋”[36]。

在《雾都》里，前方吃紧的战事与后方避难民众流连舞场，吃吃喝喝，男欢女爱形成对照。刻画出“不知亡国恨”的场面。将军因顾虑私产，不愿开赴前线决战，只想陪都不守时打游击。商人为一己私利敛财，罗经理把办杂志的钱，当成结婚订金给了屈小姐。交际花屈小姐在交际场兴风作浪，最后走国际路线，为中国贸易出力。作家被看不起，处境窘迫尴尬。抗日后方重庆，让人感觉像雾都，一切都含含糊糊，不清不爽。

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中，称赞李辉英抗战三部曲中的《人间》是一部“真正能够反映抗战时期的实际生活的”“写实的小说”，它的艺术成就是作者“其它小说都不足以和这部小说相比并的”。“这部小说，以王太（红霞）、姜太（红月）、马太、焦太几位女人为主角，而以王经理、姜处长、马老板、焦院长为配角，勾划出抗战后期的荒淫、贪污的腐败画面，语云：‘履霜坚冰至，其由来也渐矣！’我们看这一小说，可以了解蒋介石王朝没落的因由了，……[37]”

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前方》，也是作者思想和艺术都比较成熟的作品。《前方》以细腻、朴实的笔调，疏密有间的布局，描写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国民党的杂牌军往往以全体覆没为代价，拖延敌人的战机，他们是“拿最低的待遇，过最低的物质生活，战争一交火，却率先地送上去各自的性命”的士兵，“战后的村庄，看不见一间完整的房屋，一棵盛开的桃树，战死战士的脚上还穿着老百姓编织的草鞋。”作品也记录了载入史册的台儿庄战役和“曲线救国”派的面貌。

周文彬说：“《人间》和《前方》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与《雾都》一脉相承。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既写光明，也写黑暗；既反映人民的灾难和生活的悲凄，又写人民群众的奋起斗争。尤其是《前方》，更是侧重于描写抗日前线，它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郑州的那场保卫战、迂回战和歼灭战，通过军民并肩抗敌、英勇杀敌的生动描绘，形象地再现了当年郑州的被围、撤离、收复的全过程。总之，这两部长篇都是以爱国为红线，以救亡为血肉，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跳动着现实主义的脉搏。倘若把这两部作品与前一部的《雾都》连接起来，则可呈现当年在我国西南、西北、中原地区一大片国土上，前方和后方抗日斗争的真实情景，既有认识意义，又有历史价值。”[38]

李辉英在《乡村牧歌》的“再版序”中说：“这是一本恋爱故事。它不是发生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中的，假如你想见识摩天楼，餐舞会，脱衣舞那一套，书里面不见一丝一毫的踪迹；但假如你想看看黄河流域的窑洞，想看看北方乡下人深藏于心而不形于外的爱情，不用甜言蜜语增重爱的气氛，仅用实际心灵来互相关注，烘托出粗犷、浑厚而又真正饱满的热情，只是以清静的乡村为背景……”那么，你一定能满足。“一部烘托了地方色彩的小说，恐怕不但含有游记的成分，连民俗学的某些成分也可以包容的。”[39] 李辉英的《乡村牧歌》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

小说以黄河为背景，人物活动在滔滔大河旁的窑洞、枣树、羊啸、菜油灯之中。小说故事中套着故事，表现了两代人不同结果的爱情——“我”终成眷属的爱情和张伯不如意的婚姻。两个故事都有悬念，而悬念的展开美不胜收。“天上一片黑沉沉，看不出任何的光亮，沉云遮笼了整个天幕，看来也许要降落一阵暴雨。我再慢慢向前，想走近枣树下，听听黄河的奔鸣，但那是怎么一回事情？确确实实，滑过去一条黑影！”这是强盗，还是鬼？都不是，是张伯去找他的婚外情人，那女子真正的母亲。

张伯私生女的身份一直暧昧，“我”以为是他家媳妇，“我”早就注意到那个有“两股火热一般光亮动人的眸子”的女人了，但“我”的道德观念妨碍了“我”作进一步的追求：“凭什么我这流浪汉注意到人家年轻寡妇？我如有这心思，张伯岂不是认为引狼入室？我何尝不是以怨报德。”

张伯对“我”的探询是全面的，家势、父母、离家的原因、眼力、耳力、胆量，最后给“我”结论，说“我”是个了不起的有志气的人。张伯怂恿“我”和他的私生女恋爱，“我”却因为那女子身份不明，处处堤防，担心背后另有企图。心里的顾虑和迟疑，限制了爱情发展的节奏，最后真相大白，故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束。

作品以“我”为叙述者，将一个外乡人内心的猜忌、感激、顾虑、爱慕、沮丧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情节也因此而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以气势磅礴的黄河为背景，展现中华民族民风的变迁，是这部小说最感人的地方。

三、司马长风的《骊歌》和《海茫茫》

司马长风，1922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1949年由北京到广州，同年七月赴台湾基隆市，后辗转香港定居。曾任职于友联出版社《明报月刊》，又曾在浸会书院、树仁书院任教师， 1980年6月26日逝世。主要作品有《北国的春天》《殷老师的眼泪》（1955年出版）、《心影集》（1962年出版）、曾创作长篇小说四部，《骊歌》（1963年出版）、《海茫茫》（1956年出版）、《明天的中国》（1965年出版）、《花弄影》（1966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乡愁集》《将龙须的人》（1970年出版）、《唯情论者的独语》（1974年出版）《濡沫集》（1975年台湾华砍出版社出版）、《旧梦新痕》（1976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大观集》《吉卜赛的乡愁》（1976年台湾远行出版社出版）、《绿窗随笔》（同前）《长歌集》（1977年出版）、《司马长风散文选》《浮生三唱》（1978年出版）、《爱的源泉》（1976年台湾四季出版社出版）《梦与醒的边缘》（1976年台湾时报社出版）、《集思录》（《明报》副刊出版），他还著有《中国新文学史》三大册，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司马长风在他的小说《北国的春天》《殷老师的眼泪》《骊歌》和《海茫茫》中遣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表现了爱国的主题。

《骊歌》写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由东北故乡流亡关内，辗转平津，西关等地的青年的故事。他们秉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在战乱时期，热心教育，安心读书，不盲目的加入狂妄、躁动的队伍，他们相信文化能改变人性，以图日后文化救国。作品充满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这就是和平的平民化的读书人的人生理想。

于劳之、黄宝慈、陆伯达、吕健飞等人努力做自己以为对国家社会有意义的事，即培养青年的教育事业。并在共同的小事业中享受了友爱和人生。尽管他们的努力被国破家亡的无情时代一次次碾碎，但他们的善良愿望愈挫愈勇，他们经历了精彩的人生。小说时代气氛十分浓郁，处处洋溢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

司马长风在《海茫茫》的后记中称，《海茫茫》是《骊歌》的姐妹篇，确实不错，尽管小说的场景由大西北移到了琉球岛，（即钓鱼岛、冲绳），时代背景也有了较大的不同，但两部小说的抗日爱国主题却一脉相承。

《海茫茫》小说的主人公李英达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地下工作者，国家派遣他到琉球学习日语，考察民情，以便为琉球群岛回归祖国做出贡献。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完成自己的崇高使命，李英达一再深入虎穴，也一再被捕入狱。但他却挺得住，站得直，不坠青云之志。

《海茫茫》的《楔子》不愧为一部历史教科书，作家以渊博的知识，详细描述了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开发琉球群岛的经过，琉球历代居民也充满着对中国的亲情和怀念。《楔子》虽然并非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的出现却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至今，中华民族仍为琉球群岛的回归而努力，许多爱国志士甚至为“保钓”献出了他们宝贵生命。抚今追昔，司马长风的《楔子》便成了一篇较早出现的“保钓”檄文。

《骊歌》是一部风格朴实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凿凿可信的人物和情节，《海茫茫》则是一部飞越想象的浪漫传奇，作者虽未涉足琉球，即使他曾经涉足，甚至有短暂的生活经历，都不足以支持他靠生活经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他只能靠想象构筑主人公李英达的传奇故事，包括他的艳遇，所以作品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之美，还是浪漫主义之美，都是值得人们赞赏的。

第三节 现代主义的萌发

沉迷爱情必然导致人性的堕落，冠冕堂皇的风花雪月掩盖之下，往往是令人发指的男盗女娼。在社会普遍存在的庸俗气氛之下，在众人皆醉之时，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崛起了，以其磊落、纯洁、轩昂的姿势，表现了他们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的抗拒，以及对政治入侵的美元文化的反抗。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文艺新潮》一九五六年三月创刊为代表，发端于五十年代中叶。当时文坛上的喧哗吵闹逐渐沉寂，正处于从怀念乡情转向面对现实的低温期。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并不明显，右派气息比较浓郁。《文艺新潮》恰好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诞生。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不靠美元文化支持的香港人自己的声音。卢昭灵在《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文艺新潮》主编马朗当时的一段话：“那时，在出版界生意兴隆的环球出版社，许多编辑事务都是请我策划，为了这项渊源，环球主人罗斌不顾利害，一口承诺为我出版这本刊物，作为答谢。[40]”《文艺新潮》经济独立，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也不仰丈任何政治、经济的鼻息，这是香港最初萌动的文艺独立的苗头。

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虽然西化，但它是香港知识阶层的声音，表达了精英一群的心愿，由于认知的局限，不免幼稚，但它有着西方文艺建制化所需要的品质。

《文艺新潮》带给五十年代香港文坛第一个出色的贡献是，引进欧美文坛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在创刊号的《法兰西文学者的思想斗争》里，作者翼文率先在香港提到存在主义这个名词，虽然只是皮毛，但已经令读者因认识了存在主义而倍感兴奋。第二期发表马朗中译的萨特早期短篇小说《伊乐斯特拉土士》，令当时的文艺青年对现代小说技巧所表达的领域有所了解，眼界大开。

除了介绍存在主义，《文艺新潮》也广泛引进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发表英国现代诗人史提反·史班德的原作（第二期），谷崎润一郎的《食蓼之虫》（第二期），艾略特的长诗《空洞的人》（第三期），萨特的短篇小说《墙》，梵乐希的《海滨墓园》（第四期），英美现代诗特辑（第七、八期），台湾现代派新锐诗人作品两辑（第九、十二期），横光利一的文论及其小说《寝园》（第十期），意大利现代小说特辑（第十一期），加谬的杰作《异客》等等。《文艺新潮》对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普及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类现代主义短篇小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香港是英殖民地，且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在中英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上，立场比较偏重美国和台湾。这就使香港不可避免地与台湾同声同气。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在美元文化牵动下出现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只能说明香港本土文化的精神枯萎、思想真空，要在政治流俗的社会环境里，锐意革新，现代主义文学的确需要坚忍不拔的勇气。

许多人都说，香港是最自由的城市，左派右派英国美国有色无色都能兼收并蓄，可以看到左右两岸政治舞台的黑暗面，而且能公开讨论不受干扰。但香港人民族意识的空白病，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殖民教育无法在这方面进行启蒙，因为唤起被统治者的民族自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控制、镇压、垄断的本质。殖民地教育的目的，是制造替殖民政府服务的工具。正如叶维廉所说：“在殖民地的香港，专制的家庭、势利的思想在双重官僚制度（中国的和英国的）的管理下，得到了怂恿。拜金主义、封建的残渣、僵化的思想架构与价值指针，似更牢固。[41]”然而，香港还是有一部分作家企图发表他们独立的声音。为了记住这一点，郑慧明、邓志成、冯伟才等人编辑、出版了《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海捞针地找出了他们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良苦用心。他们说：“透过这些本地作者的耕耘，读者可以从中窥见一段时期香港社会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以及不同作者所流露的不同风范。[42]”

这批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不可能很深，大体上不离反传统，追求新的人生境界，技巧清新这三个条件。但他们的创作，委实给现代主义赋予了本土色彩和时代气息。他们的作品是在新思潮、新观念萌生过程写下来的，不必反传统、技巧上也不必标新立异，只要和他生活的时代相呼应，内容上必然走在时代前面，也只有这样的现代主义，才是香港人所盼望的现代主义。

朱韵成的《易水》写两个落难老兵在香港相遇，一个干粗活，一个当相士。他们刚柔相济的对话表达出，因生活的艰辛而压抑着的满腔怒火。他们听到风声，要回内地去。英雄老了，他们空有一腔复国的壮志，回天无力。“做中国人也倒霉透了，这辈子就这样内乱外患的磨光了！”作者用问路来象征他们的目标不那么明确，用颤抖和粗糙的手表示岁月留给他们的痕迹，“我们二十年前打鬼子的时候，转战长江南北，那里有说过个怕字？可是，我现在似怕有点他妈的起来了。”最后他们满怀内心的愤慨和骚动，消失在夜色苍茫的嚣杂的人群里。作品里人自然生理和心理的变动和政治思潮冲突，构成了朴素的现代主义因素。

冷凝的《蒙特里尔之冬》是一篇表达华侨政治热情的小说。匈牙利事件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激起了华侨们对自己落后的祖国和华侨被歧视的命运的不甘。他——一个华侨的儿子，决定回到离祖国较近的香港工作，为自己祖国的建设出力。加拿大的“女人、春天、花草、树木、小鸟、图书馆、体育场，一切都是这么值得留恋，但是我更爱我的理想和我的国家。”最后，不舍得儿子回国的父亲与儿子达成了谅解。作品中不能阻挡的爱国热情在安逸的生活中拔起，很有一点不落俗的现代主义气势。

这两篇小说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祖国的认同——一个“政见不同的执政者”的国家依然是自己的国家。

暴动和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十九世纪的潮流。马朗的《太阳下的街》指出那不是实现理想的途径，我们需要的是秩序和安定。马朗的冷静和他当时横空出世的思想，是这篇小说今天读来依然金相玉质的理由。作品取材于一次政治暴乱，通过剖析一个参与者的心理过程指出政治暴乱的荒谬。“太阳”象征一个和平美好的社会，这个欲速则不达的乌托邦，成了人们发泄心头怨恨、混迹街头的借口。主人公站在街头呈英雄，与其说他心怀理想，不如说他面对无形的观众——那些压迫他的老板，弃他而去的恋人，看不起他的家人。一丝得意之后，是不能遏止的疯狂，在人杀我，我杀人的混乱中，理想的太阳隐落在一片废墟之中。作者聪明地隐去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只字不提政治暴动的性质，让它变成一种泛指，而警察也只抽象为秩序的守护者，当年轻的警察被打得血淋淋依然不还手的时候，丧失了人性的主人公也恢复了人的本性，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小说象征主义明显，理想失落后现实的破败和肮脏对读者形成冲击力。

马朗的这篇小说，四十年后得到了整个意识形态的证明。这篇今天读来依然让我们惊觉其认识清醒和透彻的小说，只能产生在香港这种地方。放逐作家以失却时空迈向无所不在的时空，倘若他们被固定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便不能一窥永恒，让自己的作品在时空中延伸。

李维陵的《荆棘》，以冷静朴素的笔调，写出了香港不支持文化事业的冷酷现实。主人公是一个文质彬彬、有理想、有气魄的文化工作者。他在没有保护的环境中从事文化工作，对人类前途仍有积极、乐观的见解，令“我”赞叹。但没人认识他的价值，人们鄙视他，不理解他，对他表示不敬和嘲笑。他生活拮据，出版商不愿冒险，凝聚和记录了他的才华的书出不了。生活不遂意的儿子视他为疯子。文化在商业到处遍布着残酷、堕落、丑陋的荆棘中艰难成长，奄奄一息。主人公最后心碎而死。李维陵是最早感到香港和其它地方有文化差异，并且提出批评的作家。

香港是一个海滨城市，齐桓的《银弟》描写了香港繁华都市里静寂的一角——水上人家的安宁生活。他们在劳动中互助、相爱，保持了本色的纯朴、羞涩。他们也依稀感到了喧嚣都市传染过来的现代化的污染。“银弟想学骑单车，又想电发，阿发告诉她不要学这些摩登玩意，阿发的姐姐就是学摩登给人家骗到星加坡去，现在没有下落。”他们在抗拒引诱的同时，为香港保持了难得的纯朴。

默语的《礼拜天》思考的是宗教的问题。作品写出了一个牧师的烦恼和虚伪。安牧师要传播基督教，向穷人讲道容易收到效果。但这些穷人也很麻烦，老缠着要救济，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说出许多对上帝不敬的话。安牧师悲悯的心也不纯粹，为节省，他要按照世俗的规范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去处理事情，他厌恶穷人不体面，也不满他们捐助少。安牧师的厌烦和穷人真正悲戚的生活，似乎在诉说着上帝救不了世界的无奈。

这几篇小说虽然不是对欧美文学亦步亦趋的现代主义作品，但其与世俗不同的横空出世的思想和独到的艺术探索，很得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髓，是难得精品之作。

二 昆南的《地的门》

昆南，原名：岑昆南，另有笔名叶冬。广东恩平人。1935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早年曾在《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快报》副刊等撰写小品文、诗歌、游记等专栏。1955年出版《吻，创世纪的冠冕！》。1961年自资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地的门》。五、六十年代起，陆续与人合资或独资创办《诗杂》《新思潮》《好望角》《香港青年周报》《新周刊》。期间还开过印刷厂。1978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戏鲸的风流》，2001年出版了长篇装置小说《天堂舞哉足下》。曾任报章编辑，现为专栏作家。

昆南是一个很纯粹的基督徒，他总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从事文化事业，写小说，是为了自律、忏悔、寄托理想，因而他能不计较金钱。他的小说《地的门》表现了主人公一个受现实压迫又不满现实的小人物在黑暗的如地狱般的现实中的活动，以及内心的抗拒。他希望在深灰的现实中刷亮一点新红，借助自己的语言，裸露出自己的不满，对的社会作出严厉的批判。昆南的作为，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香港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香港文化界人士王子式的膜拜。

这个不沾尘俗的人物对庸俗极其敏感，他秉承的是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变革社会的责任的启蒙志向。身旁弥漫的庸俗，包围着他孤独的身影，他怒斥的声音也格外令人振聋发聩。他曾有一段时间，利用晚上空闲，去一家晚报做校对，希望找机会踏进报界，切实地干点文化工作。但那半年时间，留给他恶劣不堪的印象，他理想中的文坛，全不存在。只有一个目不忍睹的痛心场景：“所谓知识分子，他们的私生活像电影圈中的明星一样，那么‘一塌糊涂’，那么‘勾心斗角’， 那么‘唯利是图’，那么‘荒淫无耻’。一位晚报副刊编辑把投来的稿件一概不退还，换上名字转在星洲某报发表……所有的流行作家都异口同声说，为生活负担而‘爬格子’，大有为了肚皮，无法不操此业之口气，但事实，他们的生活远比许多中等人家高……某著名小说家其作品曾多次搬上银幕，毫不羞耻地与崇拜他的拜访他的女读者闪电做爱——某作家兼编剧家与某导演强奸外地影星……不少作家右手拿美金稿费，左手拿人民币稿费……政策是如此：每一新进分子刚抬头时，便有人把他压制住，比小贩争地盘还卑劣——或者所谓青年作家够条件争到流行作家地位了，他必定随波逐流，即是说，其流行与‘进步’成反比例。试想想，日‘爬’万字，何来时间多看点书，力求一点进步呢？几多千或几多万的代价，可以使某报馆日日说谎，使某报馆转换招牌，使‘爬格子动物’们退化到无‘脊椎’或‘软件’。什么气节，什么正义全没有了，他们只长叹一声，这是商业化的世纪啊！即是说：这是大势所趋，于是一切都交代了。[43]”

香港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借来了傲视一切、反对流俗文化的观念、表现手法革新等因素，然而，最值得珍视，最值得欢呼的，似乎是昆南和这一时期的青年的热血一同喷发的人本觉醒。这一股文学潮流，在媚俗的香港社会显得那么高贵，让一切资深作家，那些颓废、伤感、华美、老练的文字黯然失色。今天，我们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仍能感到那股挺直腰板，抵住商业的、政治的、庸俗的价值观的力量。

如果说对社会的严厉批评显示了主人公形象的超群脱俗，那么自律就使主人公的形象从伟岸转向平凡。人往往不能战胜的只是他自己。面对爱情，主人公感到了自身的卑微，他不能不用最大众化的尺度来衡量他自己，“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出息——赚钱不多，自然没有出息。对着雅菁的母亲解释自己的抱负吗？那是荒谬可笑的。许多时候，这种赚钱不多的没出息的意识，够使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所以当雅菁站在断崖上面，我发现了一切：除了她那十字架项链把欲念捺住之外，这种赚钱不多的没出息的意识，同时使我没有勇气上前把她抱住。[44]”人毕竟要吃人间烟火，向欲望妥协必然导致自己走向平庸。多少天才的思想烛光在为稻粮谋的奔波中渐渐变得微弱甚至熄灭，穷困潦倒，命运多刧，生活的重压与挤迫毁掉了多少人原本不屈的志向。作者在作品中引入了许多神话描写和西方文学的诸种经验，这些描写和经验仿佛成了主人公寻找身份、寻找观点方法，寻找出路的途径。然而，他依然被社会流俗的价值观所左右，找不到出路。

作品最后安排了主人公悲剧性地走向死亡，这是英雄不愿意与世界妥协的最好解决方式。“质本洁来还洁去”，主人公实现了人格的完整，而理想消失的沉重却紧紧地压住了读者。

这本书的艺术手法，正如也斯所说：“作者运用神话好像不是为了结构或秩序，而是希望为香港这现实势利的社会中一个青年徒劳的挣扎赋予一种意义。……这部小说有吴尔芙式诗意的独白，有仿似杜柏索斯而不同其语气的新闻剪接，有加谬饿薛西佛斯哲学、最后跳舞一场或许还有搜索一代和愤怒的青年的影子。作者好像想借这些西方的价值观来反叛香港社会上当时比较实利的价值观。有时一个作者借取外国文学是为了反叛社会过去流行的观念。[45]”

注释：

[1] 参见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2] 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版，第829页。

[3] 柳苏：《香港文坛剪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页。

[4] 柳苏：《香港文坛剪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页。

[5]亚当·斯密：《国富论》，载[德]鲁德哈德·施托贝尔格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吴衡康、许素芳、吴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0页。

[6] [德]鲁德哈德·施托贝尔格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吴衡康、许素芳、吴儁深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页。

[7] 李宗吾：《厚黑学》，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8] 金圣叹：《经纪日记“序”》

[9] 曹聚仁：《秦淮感旧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第4页。

[10] 圣明的君主尧看中了平民舜的才干和人品，把两个爱女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他，舜深得民心，尧勇于让贤，荐举舜做了皇帝。舜在巡视他的疆域时，不幸在苍梧山病逝。二女闻讯，痛哭不已，泪水沾在竹子上，印下斑斑痕迹。后人看见这斑竹，就想起了那贤明的德政，那淳美的民风，那两位美丽贤惠的湘妃。

[11] 中国有“齐人有一妻一妾”的典故。

[12]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13] 曹聚仁：《秦淮感旧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第13页。

[14] 曹聚仁：《秦淮感旧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第12页。

[15]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页。

[16] 郭飞平：《中国民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17] 曹聚仁：《秦淮感旧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第110页。

[18]《白话史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八年版，第7页。

[19] 曹聚仁整理，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0]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446页。

[21]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22]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册，昭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3] 2007年5月30日，网上。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27] 2007年5月30日，网上。

[2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版，第4页。

[29] 赵浓、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0] 赵浓、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1] 黄康显：《旅港作家的流放感——徐吁后期的短篇小说》，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66、67、68期。

[32]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33]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页。

[34] 王剑丛编写：《香港作家传略》，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35] 王剑丛编写：《香港作家传略》，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36] 周文彬：《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37]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39页。

[38] 周文彬：《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39] 李辉英：《乡村牧歌》，高原出版社 ，1972年版，第2页。

[40] 卢昭灵：《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载《香港文学》，1989年，第49期，第8页。

[41] 叶维廉：《自由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载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第36页。

[42] 郑慧明、邓志成、冯伟才等人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集力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2页。

[43] 昆南：《地的门》，原书无页码。

[44] 昆南：《地的门》，原书无页码。

[45] 也斯：《香港小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载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