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家族的经历和中国历史变迁息息相关。我的祖上是前清的官员，我的曾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广东阳江教私塾，岭南派著名画家关山月是他的学生。我的祖父何雅林是亲国民党的乡绅，他曾写过一些与国民党军政人员酬唱的诗篇，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在广东省教育厅工作。我父亲何辛读阳江一中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书，由于搞学生运动，被当局通缉，后经香港转去东江纵队打游击。他介绍入党的解放后当了二轻局长的同乡陈启，后来娶了汪精卫的侄女汪德简做夫人。快解放时，我祖父回乡买地，我父亲曾劝他不要买，因共产党要打击地主，他不听，土改时饿死街头。解放后，我父亲在广东省教育厅工作，负责主编《广东教育》，文革时去干校，后又调去四望嶂煤矿工作，一九七九年调回广东省教育厅。

小时候，我比较崇敬我的父亲，他很少和孩子们亲近，总是忙工作，我半夜醒来，他还在伏案。他一生写了三本书：一是长篇小说《学运风云》，反映解放前期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情况。二是长篇小说《险路迢迢》，反映东江纵队的游击生活。三是学术著作《广东教育五十年》，写的是解放后五十年广东的教育史。他给我讲《聊斋》、《西游记》，又风趣又幽默。他调去煤矿工作，走得义无反顾，那年我弟弟五岁，我十岁，我母亲的哭泣并不能挽留他。

长大后，我更爱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极左路线减损了我父亲工作的意义，而我母亲薛新眉的美德是永恒的。

我母亲是广东惠州人，她娘家里有院子，院子里有果树、鱼缸、盘景。屋里有酸枝桌、椅、柜子。我外公信道教，好画画，有苏轼的真迹，这些真迹，解放后，一部分献给了政府，一部分“文革”“破四旧”时烧毁了。

我最骄傲的事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人称赞我的母亲是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

她曾是出版社的校对，文革时，要印发行量很大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那时是崇拜毛泽东的时期，“最高指示”一发表，我母亲就要连夜赶回工作岗位加班。她偶尔要下乡劳动，还要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我父亲的工资本不算太低，但分开来过，就显得相对拮据了。我母亲总是省吃俭用，尽量满足我们的需求，使我们可以不吃人间烟火地过丰富的精神生活。我母亲不仅爱我们，也爱我的父亲，每当父亲假期回来，我母亲就欢天喜地的样子，给他做好吃的。我母亲并不是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的好手，在应付家事方面，她显得柔弱。工作忙，又单身，可以想象十年对于她是一种折磨。我二十多岁的一年，我母亲终于忍不住去求教育厅的人事处长调我父亲回来，当时那种低声下气的委屈，竟让我的母亲当着我们三个孩子的面哭了。因此，对于我来说，我的母亲很亲切，每当我想起我的母亲，便能感到那种难以忘怀的，独特的手足之情。我感激她，直到往生，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我母亲帮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以为我是她一个争气的，出色的女儿。只是我一直任性，没有满足她的期望。现在想来，真是惭愧，我母亲给我的是纯粹的爱，而我却没有回报我的母亲。我母亲六十八岁死的那一年，我还是一个不懂孝敬的，没出息的女儿。我的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为此我永远愧疚。

都说一个不会反省的人是可悲的。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带着救赎的意义，严格的道德操守告诉我，做错一件事，就把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因此，我并不是顺利的。我从事香港文学的研究工作，不是出于喜欢，更多是出于责任。生活在南方这个离香港很近的城市，我们有需要把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介绍给别人，加深理解，是我们从事的工作。

写书不仅是工作，更表现人格和生活态度。此书本是“八五”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本来用四年时间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够的。香港作家作品多，往往看十几本书，才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何况还要选优汰劣。这样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很容易产生浮燥的心理。就资料收集方面来说，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香港是异地，有些书不易找到，我几乎利用了所有的可能，去寻找那些小说的孤本、绝本。1997年我这本书已初步成型，只是没有公开发行，完成了“九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学通史》的子项目“香港小说部分”后，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考验，我有了改写的想法。不欠别人的人情，才能保住批评家的立场，我只有到图书馆去坐冷板凳了。现在想来，应该感谢那些严格要求我的老师和同事，使我的工作不至于半途而废。接下来就是惩罚自己，闭门谢客，从容不迫地改写这本书，几年下来，虽然失去了一些实利，但却感到了良心上的无愧。

最后，我要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赖伯疆研究员为我争取这个项目做出的努力。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研究员、中山大学王剑丛教授、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振金研究员和赖伯疆研究员为我的书稿作了鉴定，这些老师的修养和人品都很值得我学习和敬仰。同时感谢帮助过我的香港朋友。还感谢我的丈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基照博士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我儿子为我全力以赴工作做出的牺牲。愿我的母亲与我的作品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