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这是巴菲特的名言。遭遇刑事的黄光裕，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都会处于监管调查带来的神秘与混乱的迷雾中。但是，这位曾经的中国富豪带头大哥，现在让人们看到的，就已经不再只是昔日锃亮的光头，而是身体上那些若明若暗的斑纹。

这个在权力场的围城里经历太多人生腾挪的富豪，以一次并不光彩闪亮的重大转身，留给公众太多的沉吟与嗟叹。毕竟，这绝对不可能简单到只是一个人刑事，带头大哥的倒下，肯定就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随后，国美、中关村、三联以及更多与他深深关联的企业，还能否依旧坚挺呢？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寒流的侵袭，供应商、生产商、物流商，以及相关产业数十万的员工，他们的人生命途，又将如何抵挡强劲的寒风？

而一切的肇因，或许，还都是资本与权力之间，没有保持一个清晰而适度的距离，最终只能在迷宫一样的权力与市场中，越走越远，陷于某种沉陷。从这个意义看，黄光裕事件，又注定会让无数中国富豪的内心多了一杆标尺，在财富与权力之间不断地丈量，进而树立起一个警示牌。

事实上，黄光裕遭遇刑事的消息甫出，有关民营企业的原罪话题，就又立即热闹起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些曾经不干净，甚至是充满“血腥味”的资本，给富豪戴上了光环项圈，同时，这样的项圈会不会也被赋予了可怕的魔咒，或者设置了无情的机关呢？尽管，关于黄光裕的此次刑事，不论是媒体舆论，还是业已透露的相关信息，都在表达“原罪的归原罪，犯罪的归犯罪”处置立场。但是，现在黄光裕可能涉嫌的“操纵市场”、违规进行资本运作、非法挪用资金以及行贿官员等行为，与曾经所说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岂不仍有太多的相似？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迄今仍然未能走出过去那种生成“原罪”的灰色领地。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诚如学者秋风所说，“行业内外尽人皆知的秘密是，企业上市，没有数千万元的公关费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些公关费当然进了拥有审批之权的各级、各部门政府官员的口袋”。而黄光裕早就从2000年开始，逐渐对卖电器失去了兴趣，越来越多地涉足资本市场。能够借壳上市，通过辗转腾挪来实现数以亿计的套现，可以想象，那背后是一段怎样复杂的与权力打交道的过程。谁都清楚，按照中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企业上市，意味着各级政府层层审批、行业主管部门审批以及证监会审批。

比如，现在，黄光裕遭遇刑事，也让一些官员把昔日的“租金”推了出来。媒体已有报道，黄光裕“变相行贿郭京毅、邓湛等人是极有可能的”。而郭京毅、邓湛二人，正是前商务部涉嫌“受贿被查”的官员。原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的被抓，与多宗外资并购审查有关。而外资并购审查程序的不透明和规则的模糊，恰恰就为相关官员提供了特定的权力寻租空间。尽管说，任何违法行为都无法具备天然的正当性，这需要我们去研究，如何真正提高富豪们行贿的犯罪成本。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反思，那些有雄心壮志来将企业上市的商家，在步入资本市场的路途中，如何不需要踏入制度与法律设置的禁区，也能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

面对黄光裕事件，不能不让人去猜想，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再有人把今天的犯罪视为一种可以饶恕的原罪呢？那样的话，到底是资本之罪，还是制度之恶？需要强调的是，这样说，绝不是在表达原谅或者宽恕黄光裕的诉求。既然资本与权力，已经成为极其容易搅在一起成为理不断的乱麻，那么，现在也就必须进行非常有效的制度清理，来使财富与权力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分界。而这样的分界点，实际上也是一个支撑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平衡点。

对于身在权力场的商人来说，仅仅寄望于大谈道德去约束他们不去涉水，实在是太奢侈的事。特权分利与制度受害，从来就是一对连体儿。在权力之手成为市场自主竞争重大掣肘的语境下，无利不起早的商人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不断寻找企业快速运转所需要的润滑剂。也就是说，在权力与财富之间，那根腐败沉沦的体制之轴，驱动着行贿成为商人某种习惯性的行为。而现在黄光裕的倒下，如果能够趁势拉着那种非正义权力格局一起坍塌，那样的话，黄光裕与他背后那些企业以及员工付出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价值。

制度与法律必须被信仰，才能保障其权威与公信。富人不信法律信权力，让自己沉入一个以金钱摆平权力，以权力换取市场的陷阱，这种目标功利化、行为短期化的投机行为，现在仍然有着巨大的生长空间。而黄光裕在官员身上的昔日投资，被时间证明，购买来的权力与市场，尽管可能让财富阶层的人生纵横捭阖，风光无限，但也赋含着极大的风险，从本质上，意味着那只能是一种幻象。今朝梦醒权力场之后，相信越来越多的财富阶层会明白，权利还是要靠制度来支撑的，而不是来自某个官员的赐予。

如果为财富阶层权利实现的制度渠道，仍然不能足够的明晰与畅通，那么，就一定还会有像黄光裕这样倒下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