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 挪威“精灵诗人”沃勒在上海参加一场文化活动，他说，到处都有悲伤的故事，诗人应该注意这些。但他强调，诗人不应试图从读者眼里挖眼泪，“我们不需要煽情，不需要热泪，不需要这样的反应。”
有很多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都是刻骨铭心的，令人不忍碰触。当灾难成为残酷的真实，记录灾难表达悲伤，当然就不应回避。问题是，有很多人的“灾难文艺腔”，太过煽情，太过烂情，也太过虚情，不仅无法给那些遭受灾难伤害的人们带来心灵熨帖，反而会在心理层面给造成“二次伤害”。从某种意义讲，有些灾难文艺正在成为文艺灾难。
在这种“灾难文艺腔”中，最难让人忍受的，就是那种“权力媚语”。这种媚语，往往都是冷血无情，厚颜无耻，不惜对生命尊严进行轻佻亵渎。其中最让人不齿的，当属汶川地震后那位“鬼魂派”诗人王兆山，当时他不惜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可以说是媚权无尺度，人性无底线。当然，这个人本身手持文化权力，居位作协高官，写出如此阿谀献媚之诗，就是权力投机使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媚语派”诗人，可以说是成批量存在。
不要指望这种“媚语派”会轻易消失，因为这类人内心信仰的，就是权力价值观。只知道目光永远向上的人，眼里看不见公众，自然也看不到真相。由此进行的文艺表达，自然也就没有真实，没有真诚。当然，要祛除媚权在中国文化种下的肮脏血污，需要重建人文精神谱系，修复价值伦理，形成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价值观系统工程，一时也急不来。
此外，还有很多令人不适的“灾难文艺腔”，完全就是出于“集体无意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问题是，灾难下的一些诗歌浪潮，不是在展示这个诗歌国度的诗情才具，反而榨出这个时代很多人的诗性缺失与文化苍白。很多人对于诗歌，连基本技术都不懂，只知道“歌德体”，或者只会充当“悲情派”，写出的灾难诗，自然也只会让人痛斥“国家不幸诗家可怜”。
沃勒就曾说过，我的存在、我所写的诗、我所写的文章，都是要站在“叹息哀伤学派”的对立面。但沃勒也从不回避痛苦，表达痛苦，而是将痛苦本身推到一个角落中去，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打开痛苦的一角，缓慢而深刻地流到人们的心中去。这意味着，面对灾难，面对痛苦，人们只有进行冷静理性的表达，才能更加接近真实，追踪真相。也只有在真实基础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抒情才不会是滥情，愤怒才不会是冲动。
文化多元时代，人们的情感需求也更加多样。灾难需要文艺进行记忆，但文艺的内核一定是思想，文艺的技巧一定是为了解构事实。灾难文艺不需要耻辱的“媚权派”，也不需要“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这类没有起码真诚的“文艺腔”，更不需要那种带着情绪冲动失去文艺底色的“愤怒谩骂”。文艺必须回归文艺本身，守望人性，守护真实，追寻价值正当，传递温暖力量。
灾难让人痛苦，痛苦不应变成工具。灾难文艺不要再试图从读者眼里挖眼泪了，而是要在追寻事实真相中表达真情，深挖价值，来避免灾难文艺成为文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