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的安排是个开放体系，这个体系除了封建形式倾向于中国皇朝之外，实质上是非常有利于当时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安排。

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集团化或者G化浪潮。在冷战期间，国际集团比较简单，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集团几乎占据了整个国际空间。期间也有一些国际或者区域集团，但它们的作用并不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前面两大集团。前苏联集团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只有G7很有力量。G7产生于冷战期间，它不仅仅是经济最有实力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也是意识形态阵营，即民主国家。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之后，加入G7，变成了G8。但G8很快就发展成了G20，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最近的消息说，美国又想改组原来的G7，把它变成G4，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同时，国际社会也在讨论、关注和争议一个可能的G2，即中美两国集团。

国际力量再“集团化”可以说眼花缭乱。相信这种趋势在今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里会持续下去。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再集团化？这里有很多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政治处于大变动时期。原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集团已经不能反映和不适应新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在很多问题上，抛弃了美国本身之前努力建设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构架，单边主义开始盛行。但美国的单边主义失败得也非常惨。这就促使美国有极大的动力来主动重组国际秩序。

同样重要的是各国经济力量的变化。冷战后，全球化加速，涌现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不仅本身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也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是，这些国家的力量没有能够反映在现存国际秩序上，或者说不存在能够反映这些国家利益的制度安排。一句话，如果不能包括这些新兴国家，任何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就非常困难；即使形成了，也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力。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通过组建自己的集团，表达它们参加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所谓的“金砖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间正在形成中的“G4”就是很好的说明。

首先应当意识到，目前的国际力量再集团化的主导者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崛起，但很难挑战主导现存秩序的西方和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实力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都选择了加入现存国际秩序，而非另起炉灶。这使得美国在再集团化过程中仍然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那么，美国如何重组国际集团呢？不外两种选择。一是现存组织的无限制扩大。这可从G7扩大到G20过程中可以看出。但是，这种做法尽管扩大了很多国家的参与权，但组织运作的效率就成为问题。G20好像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让其他一些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国家“退出”。先有国家退出，才有国家进入。这是美国设想中的G4背后的理性。

中国面临不同的选择

无论哪种做法，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说，中国面临不同的选择。但中国做何种选择不仅会影响其内部发展，也会影响其国际关系。中国应当作何种选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侧重于学习其他大国崛起的经验。这方面中国做得很成功。在短短三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崛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尽管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方面持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现在，对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可持续的崛起，做一个可持续的大国。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必须总结其它大国失败的教训。

中国可以从其他大国国际结盟的经验中学到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如果结盟不当，经常导致或者加速大国的衰落。从历史上看，集团化是西方国际政治的行为逻辑。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但如果说集团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国别无选择；或者说，中国不得不参加或者组织这样那样的国际集团，但中国可以选择加入或者组织什么样的集团。

集团化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最显著的一类是针对另一国家或者集团的国际或者区域集团。例如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集团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集团。这样的对立性集团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组织这些集团的大国的衰落。道理很简单，你如果结成联盟，那么就会有其他的联盟产生来对付你。集团本来是为了应付国际政治中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结果反而制造和加剧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前苏联是在和美国集团的对抗中走向衰落的。在对抗中生存下来的西方集团对美国也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苏联解体之后，西方集团开始寻找新的对抗目标，经常把崛起中的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幸运的是，中国作出了和前苏联全然不同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这个选择是造就国际政治目前这个格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种集团化倾向就是注重内部协调，是为了内部更好发展，而不是针对另一国或者另一集团的。例如在组建过程中中国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为了应付这些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反恐和谋求经济发展。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十加三”和中国东盟（亚细安）之间的“十加一”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任何集团，一旦出现，都会有其外在的影响。所以对这一类集团或者组织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演变成为针对另一国或者另外一个集团的组织，否则就会演变成为前一类组织，走向前一类组织的命运。

开放性应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如果集团化不可避免，那么理想的集团化是为了走出集团化的行为逻辑、逃避集团化行为的厄运。这种集团化就是开放性的集团化。开放性实际上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精神。传统上，一直被西方误读成“朝贡”制度的安排是个开放体系。这个体系除了封建形式倾向于中国皇朝之外，实质上是非常有利于当时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安排。传统形式的贸易体系一去不复返，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已经为中国造就了新的开放精神。本栏多次论述的开放性区域主义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开放性区域主义既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产物，也是中国崛起的基本背景。在这个开放体系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迅速整合，但同时这个区域又不排斥其他国家。

就是说，开放主义应当是中国应付国际力量集团化的有效武器，也是中国在重建国际秩序过程中所应当秉持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能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没有成为美国的敌人，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够把中国变成敌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开放性。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事实上的G2可能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趋向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任何组织或者会议，只要涉及到中美两国，这两国之间在这一组织或会议内的活动就必然成为重头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这样，G20也会是这样。随着中国在其它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地位的上升，将来也会有一天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如果秉持开放精神，那么，G2的目标应当不是如一些美国人所理解的中美共治（世界）。中国不应当走美国西方道路，中国的责任应当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而不是帮助他国使得这个体系封闭化。开放性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应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