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功臣是谁？是劳工。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要论功行赏，善待劳工。走压榨劳工的低薪战略，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对立已经有了多年。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高薪、高福利、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道路。政府不能有效保证劳工权利，一味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就会给大资本压低工薪提供了人为的便利，使企业习惯于从降低劳动成本中寻求利润，没有动力在管理和技术上追求创新，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把廉价劳动力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把低薪看成是市场竞争的合理结果，居然面对大量没有医疗、退休等等基本保障的民工在那里大声疾呼地警告福利国家的危险。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初，还有人出来呼吁不要唱低低端的制造业，称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
我最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一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我核心的论述，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提出：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就多仰仗“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廉价人力资源。但是，吃这种红利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因为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中国马上就会面临人力短缺的挑战。物以稀为贵，人亦如此。人力短缺必然导致人力昂贵。在人力昂贵的条件下保持竞争力，就不可能再使用低端制造业中的人海战术，而是要在每个劳动力身上投资，使之产生高附加值。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上下本钱，保持良好的人口素质。
最近看媒体上的报道，深感我书中预言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经济刚刚有些复苏的征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已经开始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甚至民工输出大省四川也出现了民工荒。那么，一旦世界经济强烈反弹，海外订单和投资滚滚而来，中国的企业还能找得到人干活吗？
在发达国家，劳工的权利有基本的保障。比如在日本和欧洲，经济衰退时，企业订单少了一半也经常不裁人。大家同舟共济，都少拿一点。美国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充分的，但失业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仍能保持收入，一些大企业甚至能拿全薪一年之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嘲笑说这是“不自由”，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制度现在比美国还自由。
其实，保护劳工，不仅是个社会公正的问题，也是经济效率问题。比如，中国的企业一看到没了订单就解雇工人，造成千万民工失业返乡。可是，才一年不到的时间，又出现了民工荒。如果世界经济反弹强烈，这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人干活而失去很多赢利的机会。日本经济起飞时，则是终身雇用。遇到这种情况，索性把职工养起来，强化培训，使之更有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一旦经济强烈反弹，不仅不会落入找不到人干活的窘境，而且现有职工经过培训后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
虽然当今经济恢复的前景还不甚明朗，但世界经济史显示：大衰退后经常有剧烈的经济反弹。我们应该从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现实中学会尊重劳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