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国人工资低要找谁讲理？此文根据的是几年前的数据，抖落出一些名士们想忘记的自己曾说过的话。此书让一些不得了的人不舒服了，先说声对不起，再请大家评评理：看看几年前是谁说对了）

富士康在职工N连跳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一个月内两次加薪，薪水翻了一倍还多。大陆民众讥讽说：一个月加的薪超过了十年。本田在因罢工而停产后，也同意加薪24%。其他企业，也都纷纷跟着加薪。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加薪对企业和职工都是惊人的幅度。但是，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则不同。大幅度的加薪，只不过暴露了长期的低薪。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普遍问题。

富士康号称世界500强，按说是著名的跨国公司。但是，在加薪前给中国员工的“底薪”，竟然是每月900元。无独有偶，本田在佛山的零部件工厂员工5月17日罢工的起因，是不满工资待遇，要求厂方将月工资从1500元左右上调至2000元至2500元。有报道指出，广东2010年5月1日才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新标准，佛山属于第二类标准组别，新最低工资为每月920元。深圳的最低工资则不受这次调整影响，目前的最低工资仍为关内1000元、关外900元。深圳最低工资新标准于2010年7月1日实施，但在富士康事件发生时，新标准还没有定下来。在珠三角，多数工厂员工的工资是由最低工资加上超时工资、奖金以及补贴组成，因此有专家和学者指出，在罢工和坠楼事件扩散开来前，政府最起码能做的是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这实在是个世界奇观。在世界显赫的大企业，员工想提高工资居然要靠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在中国很少引起公众的惊诧。你如果在发达国家生活一段就知道，这种世界级企业的工资标准，和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怎么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回事呢？

让我们看看简单的事实。

什么是最低工资呢？从历史上看，最低工资一开始针对的就是血汗工厂。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血汗工厂经常通过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保护这些童工和女工的基本权利，才有了最低工资制。如今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也主要是要保护移民、小时工、学生工等等的权利，和一般大企业的工资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美国的最低工资一小时7.5美元时，三大汽车的工人年薪十万美元以上，不包括福利的净工薪是每小时43.75美元；如果把福利退休金等全加起来，则每小时达到75美元。这后一个数字，整整比最低工资线高了10倍。一个把轮胎装在新车上的工人，一天的净挣的工薪为340美元，如果加上福利和退休金，一天则为600美元。和最低工资线有关的，是那些送外卖、在餐馆刷盘子的人。这些人中，许多是学生。比如，当薪水高得多的全职工作和学业冲突时，他们宁愿干不足10美元一小时的半职，灵活地补充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日后另谋前途。这很难构成他们长期的工作。

另外，就这个最低工资线本身来说，中国也低得出奇。

在美国和日本，最低工资大致是人均GDP的32%，换算成年收入，在美国大致为15000美元，在日本为11000美元。一些西方国家的比例更高。比如，法国的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1%，大致合17500多美元；澳大利亚也是51%的比例，大致合19000多美元；英国的比例高达61%，大致合22000多美元。另外，比利时（52%）、荷兰（47%）、葡萄牙（42%）、加拿大（41%）、瑞士和西班牙（37%）、奥地利（35%）等，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例都比美日要高。32%的标准，绝对不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等等的最低工资，也都超出这一标准。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的数据，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6576美元。按此数用32%来换算一下，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每月合人民币要在1190元左右。可惜，这个水平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也很少有达到的。当然，以美元购买力计算也许夸大了中国人均GDP的水平。那么就看看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广州市人均GDP在2008年就突破了8万元。如果最低工资被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则相当于2130元的月薪。可是，查查网上资料，广州的最低工资线在2010年大幅度提高后，也才刚刚突破1000元大关，还不及32%的人均GDP这个标准的一半！

笔者在这里无意要把最低工资线定在人均GDP的32%的水平上。展示这些数据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比起经济发展水平来明显偏低。第二，最低工资线最初就是针对血汗工厂的，现在则主要针对的是学生工、小时工等临时性工作。按照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惯例，大企业的工资标准至少应该是这个最低工资线的数倍。本田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晒出了工资清单：南海本田I级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的工资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这就使这些工人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在美国如何呢？有人说，日本在美国的汽车厂家工资也很低，所以竞争力强。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日本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厂，工人年薪也在十万上下。之所以比美国的竞争对手略低，那是因为日本的厂子后建，躲开了生活费用高的地区，到了便宜低薪的南方建厂。考虑到物价指数因素，其实际工资水平和美国三大汽车不相上下。更何况，日本厂家在经济衰退时，不像美国的同行那样解雇工人，宁愿把不做事的人“养”起来，成为模范雇主，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很高。中国本田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一个20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那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元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全加起来，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的收入高50倍。

这不过是体现了本田是怎么对待日本的劳工的。这已经不能用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为6,567美元，日本为32,608美元，也就5倍之差。即使用美元面值计算，双方也就是10倍左右的差距。不管怎么算，两国员工的工薪也无差50倍之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同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在国外（不管本国还是其设在发达国家的海外企业）对员工都非常礼遇，乃至在这种企业中就职成为员工的自豪，为何一到了中国就开起血汗工厂来？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不震惊，反而视为常例，甚至是自己的“比较优势”？

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围绕着富士康和本田来就事论事是远远不够的。这不得不涉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过去一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谈低工资的“比较优势”，为“衬衫经济学”唱赞歌。其实，“衬衫经济学”就是“血汗经济学”。七、八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私下场合碰到位国内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当我表示对低薪的忧虑时，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竞争力所在。看看美国，工人工资高得吓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再过几年，中国的大学都要超过美国。”我马上提出欠薪的问题。他则一摆手：“那都是极少数，都是被媒体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机会，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我再接着追问：“那么中国工人是否缺乏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导致工资过低？”他干脆不说话了，只是固执地摇头，最后嘴里小声嘟囔一句：“这不说明问题。”

这场对话，自然是不欢而散，但充分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血汗经济”的认同。这也怪不得，无论是在富士康还是本田事件上，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这种震动全国的问题集体失语。只有张五常出来大声疾呼“工资集体协商更容易导致罢工”。对此，我们到后面再加讨论。

我们先不妨翻翻旧账。

几年前，这位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教祖的张五常就站出来高呼所谓中国的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他甚至说下岗工人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想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的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2006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在谈起自己的“扶贫”经验时更是义愤填膺：“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来，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他最后不忘加上一句：“你看看周其仁（经济学家）、茅于轼（经济学家）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

面对这些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不能不说，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对待职工怕是还好得多呢。毕竟人家每月给900和1500元，比起600和300元好多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中普遍的血汗原则要残酷得多。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的制度结构，要为低薪负主要责任。美国的产业工人为什么工资高？一大原因就是人家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战后美国工会的政治影响举足轻重。特别是在选举日，工人当家作主的感觉格外地强。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投票日一直尼克松领先，但到了晚上就大翻盘，肯尼迪入主白宫。在那个时代的选举日，傍晚到来以前的选票绝对归共和党所有。直到晚上五、六点钟时分，劳动阶层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在吃完晚饭后和家人一起走向投票站，选举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变天了。

更不要忘了，那位被工人选票击败的尼克松，当年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美国在苏联展览的民房，在苏联人眼里是豪宅，媒体称之为“泰姬陵”。尼克松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房子一个工人靠自己的工资很轻松地就可以买下来。现在美国工会势力衰落，但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工人的选票即使离开工会也是令人生畏的政治砝码。这也难怪，日本汽车公司到美国建厂选址，虽然要找便宜的地区，但也没有去最便宜的地区。他们要算政治账：哪里的选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就不同了。劳工不构成一个强有力的选民集团，无法在政治上施加影响；又无权利自发组织工会、集体和资方进行讨价还价。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不说，而且说解雇就解雇。任志强有“任大炮”之称。他的“直言秀”，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很多人敬佩他正直的人格，认为他敢于顶风说出人们不愿意听的事实。可惜，这种“正直”，实际上是中国国情造就的趋炎附势而已。他真的“正直”吗？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笔下，面对比他大的权力，“他酸不溜丢地说自己是‘替人管钥匙的使唤丫头’。”你看看大观园里“管钥匙的使唤丫头”会为主人作什么，就明白他面对权力有多少骨气。其实谁不怕权力呢？我们对害怕权力的人不必求全责备。但是，这个软骨头转过头来对无权无势的穷人马上就变成了“硬骨头”，可以厉叱穷得“活该”！难道这样的人格分裂不是一种心理病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