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连续发生在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不幸事件令全国人民心痛不已，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如此轻易地飘然逝去，促使社会各界必须进行认真反思。这究竟是一家企业内部管理问题？还是一个群体的心理问题？抑或是教育的问题？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人们所称的“血汗工厂”人们或许能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可当人们试图证明富士康就是个“血汗工厂”时，却又感到如此乏力。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除了一般劳动密集性企业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外，这里的劳动管理，福利待遇，软硬件设施明显优于很多同类型企业。如这里从不拖欠工资，加班必有加班费，还有年终奖、持续服务奖、工作提案改善奖等。集团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配备有风扇、热水、饮水机、免费洗衣等。还有职工培训制度，学历教育。园区内有图书室、游泳池、田径﹑篮球场﹑娱乐室等文体设备，每年举办运动会﹑假日舞会﹑郊游等大型文娱活动，成立篮球﹑排球﹑舞蹈﹑棋类﹑书法等多个社团，每年举办一次摸彩晚会，最高奖金为5万元等等。如果说企业与职工缺少沟通也不尽然，由于职工的需求不一，企业曾多次为给饭卡还是给现金来回调整。因此，悲剧发生的企业固然难辞其咎，但如果仅仅归咎于企业内部原因则可能是一个死结。
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每年每10万人中少于10人自杀的，为低自杀率国家；每10万人中高于20人的，为高自杀率国家。有专家分析，1993年以前的统计中，中国属于低自杀率国家。1993年之后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2.2人，中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按以往数据分析，中国自杀者特征是农村高于城市，女性高于男性，１５岁至３４岁的年轻人占多数，老年人居第四位。但有些新的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在大学生的自杀，虽然绝对数不高，但增长速度惊人。曾有人做了不完全统计，据媒体的公开报道，大学生自杀事件2002年是27起；2004年为68起；2005年是116起；2006年达130起。二是青年职工自杀事件。近年来这类不幸事件不仅在富士康，在其它企业也曾多有发生。
有学者归纳目前世界上较为流行的自杀心理学理论有三种：一是应激――易感模型。这种理论认为自杀者多有一种易感性特质，是某种遗传基因与后天的社会心理环境变化促成的自杀行为；二是自我逃避理论。这一理论将自杀形成的过程分为６个阶段：即目标未能达到、过多地自责、产生自卑心理、产生消极情绪、降低自我认知、由降低认知发展成自我存在毫无意义，自杀成为逃避的手段。三是从荣格心理学派发展出来的“杀死自我理论”。即人生来就有自我意识，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性化的过程，也是“杀死”自性的过程。分为早期、中年、老年三个阶段，而早期尤其重要。当消极自我占上风时，这个“杀死自我”心理就可能误读成杀死自己身体行为。这三种理论都将社会因素与个人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做为分析的重点。所以，我们要在采取必要针对个案措施的同时，更要采取减少不幸事件发生概率的社会措施，才是真正体现社会人文关怀的选择。而真正避免同类人群消极心态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和意识两个方面。
在近日一次媒体公开辩论会上，专家、学者、报纸主编、曾在富士康卧底的记者纷纷发言，观点相左，莫衷一是。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两位富士康普通离职员工的发言。他（她）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归为事件原因。不幸事件之所以比较集中地发生在富士康，是因为富士康太先进了，太超前了，现在富士康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会在今年１０年２０年在中国普遍出现。现在富士康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来要遇到的问题。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见解。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ＩＴ代工企业，富士康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几十万每日辛勤劳动的员工。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中国就是世界的工厂，富士康就中国制造的缩影。八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最典型的特征。虽然我们强调要科技兴国，但目前科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１７．５％，远远低于外贸和投资的贡献率。而在出口外贸与投资建设中，中国的３亿工人才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创造者。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有持续增长的发展速度，全应该拜像富士康工业园区里那样的工人们所赐。
从理论上讲，工人阶级在我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产业工人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职业之一。在改革初期，职工群众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现在许多著名企业家就是当时企业普通职工通过参加承包而成长起来的。九十年代以后国有、集体企业产权改革逐渐深入，随着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也有所变化。而近年劳动合同制的全面实行，工会作用不明显，职工代表大会基本不起作用，年轻新职工的社会地位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就形成了三个反差：一是过去与现在的反差；二是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三是社会认识与实际作用的反差。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修正这种反差的时候了。
２００９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普通中国工人列为封面人物。这些普通的中国工人不仅在为中国创造财富，也在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当然，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落在实处。要从改善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入手，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利，引导社会舆论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社会价值，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
说到这里则不能不提到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９０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没派一兵一卒，但凭着在欧洲劳作的１５万华工，近百年备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有了战胜国的地位。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劳工神圣》演说，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如今，中国制造已经称雄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为这些劳作者喊一声“劳工神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