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如果公众意识到：即使是为了老有所养，中国也需要多一点的人口，政府没有权力控制妇女的生育，我们都要想一想生态必须承受二十亿人口的现实。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人也许就更愿意现在委屈自己一点：住小点的房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以下为全文。
叶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文，对近年来民间反计划生育的人口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其最有力量的论点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她这种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计算，当然对人口增长率有夸大之嫌。这方面的是非，还是请专家们来澄清。不过，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国的生态是否能承载过多人口这一问题。这是所有批评计划生育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可惜，她文章的结尾未免画蛇添足：“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
既然叶女士最后把文章落实到如此个人的层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帮助大家摆脱这样的个人意气，以平心静气地分享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我自己长年生活在美国，虽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论”，提出人口过剩恐怕不是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大的挑战，也许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坚奉计划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国更是如此，那时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亿，就能大致享受美国的生态！象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太离谱儿。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措施，而是计划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修正了传统的人口预测，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缩，人口老化成为新的挑战。美国学者也随之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脆弱与危机》（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过对这些研究的阅读，我意识到人口老化是一个在中国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影响。这就是我写“新人口论”的动机。
时隔不久，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贤先生来信，对我的文章讲了许多过誉之辞，并自报家门地介绍了他的《大国空巢》。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他也一直成为反计划生育和“多生论”的代表人物，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让我自叹不如。我相信，叶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针对易富贤的观点的。其实，我个人在“新人口论”上的观点已经略有松动。虽然我依然反对计划生育，但对于中国的制度和生态能否支持那么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时也和易富贤唇枪舌剑地交火，甚至说他他的人口理论过分“原教旨”。
在立场上处于叶檀和易富贤之间，使我免于读了叶檀的文章就对号入座，同时又觉得自己对双方可以进行客观的批评。在我看来，人口理论在中国还比较新，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大可不必以论者的生活环境作为谈资。不错，易富贤先生确实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样的经历往往会强化中国人对控制人口的信念。因为对比太强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让中国有美国这样的生态。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认，一个人的观点很难不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但这不仅未必使其观点丧失信誉，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观点的价值。毕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们的环境中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最好承认：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既能限制人的视野，也能给人以洞见。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应该鼓励大家从自己生活环境的视角提出独特的看法，并意识到自己的视角的局限性，而不是一见别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就宣告对方“可以休矣”。
为什么易富贤的生活环境对中国有意义呢？生活在美国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让他“站着说话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剧老化的西方工业社会。即使美国的老龄化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但随着“婴儿潮”步入退休，“社会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临破产，这仍然被认为是削弱美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说，西方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国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肤之痛。易富贤的许多学说，也确实受了这样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他的人口理论的“问题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试问，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过剩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代价，但基本没有意识到人口老化的代价。我在七八年前写“新人口论”时，中国公众在这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意识，乃至我个人频频为此遭到谩骂。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说事到临头，中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意识才有所觉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战，需要一个社会提前进行准备，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尊重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视角的开放社会，比固执于单一视角的封闭社会更有竞争优势。
除了情绪化地贬低论辩对手的生活环境外，叶女士对宏观历史的引述也过于随意：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这不过是把历史上若干巧合的事实加以堆积，其间并无什么逻辑关联。
先以黑死病而论。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前，欧洲确实达到了人口顶峰，而且早在14世纪初期，就时有瘟疫、饥荒，生态危机确实已经呈现，但是，这并不是构成黑死病爆发的原因。目前学界最为认同的原因，恐怕还是黑死病是随着贸易船队传入欧洲的。事实上，后来虽然欧洲人口减半，但黑死病仍然不停造访。难道我们可以由此证明自由贸易有害吗？叶檀在此似乎没有意识到：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人多时也来，人少时也来。
至于中国的王朝继替和人口起伏，确实有些叶檀所指出的表面相关性。但她未免倒因为果。一个王朝覆灭时的暴力，当然会导致人口大幅度下降。这里的原因不是生态报复，而是政治失序。等新王朝恢复了和平，人口自然会反弹。也就是说，并非人口增长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才导致了王朝继替。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中国人口不那么增长，蒙古和满清就不会入主。就我研究的江南地区而言，从南宋到太平天国前夜，人口增长数倍（如果我们接受从十三世纪初的800万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3600万的估计的话）。如果江南能够支持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在此之前怎么会仅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口就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另外，叶檀从人口史的观点提出，清代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千分之五，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属于“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对她的表面结论并无太多异议。但是，她是在比较前工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她忘记提醒读者，工业社会的增长远高于农业社会的增长。
以我个人的卑微之见，如果叶檀摆脱了个人意气和对历史的随意引用，则可以集中讨论她最有价值的洞见：中国的生态环境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人口？超载之后会怎样？近年来我渐渐修正了自己在人口上的看法，并和易富贤时有观点上的冲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易富贤的理论是直截了当的：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人口必须维持代际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老无所养。维持这样的代际平衡，妇女的生育率至少要在“替代水平”以上。这个“替代水平”，在发达国家在2.1左右，在发展中国家则高达2.5-3.3。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妇女所生的孩子，足以替代她和丈夫去世后的位置。在考虑到孩子成长过程的死亡率后，每位妇女总需要两个以上的孩子才能维持替代水平。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维持这样的水平，二三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将是什么规模？中国的制度和生态是否能够支撑这样的人口？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生态环境艳羡不已，觉得比起中国来美国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其实，即使美国这么点人口，已经使生态不堪重负。最近因为北京大水，我对雨水之害进行了一番跨国研究。其中对美国的若干发现颇为惊人：根据“全美水质储备”（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收集的数据，在2002年评估的水域中，有45%的河流、47%的湖泊、32%的支流、87%的沿岸海域、51%的湿地、91%的大湖沿岸水域、99%的大湖区开放水域的水质达不到各州所制定的水质标准。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显然，从环境的角度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口增长作为正面价值。
遗憾的是，叶檀女士一方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又主张“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她对自己支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完全语焉不详。 这就涉及了一个更为原则性的问题：政府是否有权力下令某一些人不准出生？
2002年联合国的人口报告，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并非控制人口增长的唯一手段。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加速、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养育孩子费用的飙涨、“社会安全”等福利对养老的制度保障，都会大幅度提高妇女生孩子所牺牲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一规则，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港台、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都不例外。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看，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而是废除户籍制度，鼓励城乡流动，给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更多的进学、就业的机会，完善养老制度，人口增长恐怕会得到更为自然的控制。政府的角色不是命令谁能生谁不能生，而是给妇女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避孕和教育上的服务。唯一合理的“计划”，是家庭自己的“计划”。
另外，把许多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给人口，已经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吃到了许多苦头。叶檀女士先假设了二十年后中国人口二十亿这一不可接受的数字，最后落实到“计划生育必须实行”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计划经济旧思维的延续。韩国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03人，荷兰为496，日本337，英国256，德国229，中国141。即使中国的人口达到20亿，也还达不到英国、德国的密度，何来去火星找资源之说？许多中国读者大概不会注意到：比中国落后得多的印度，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一倍还多，达到每平方公里382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马上要超越中国而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固然问题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经济学家把这样的人口增长当作印度未来几十年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日本的人口密度也比中国高出一倍多，但大量国土仍然被人迹罕至的森林所覆盖。不久前还有报道说，北海道因为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对迁去的居民免费赠送土地。事实上，人口过剩在明治时期就成为日本的心病，乃至许多人觉得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虽然那时人口不过三千多万。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亿人口居然能维持这样的生态。以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和知识，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以现有国土维持20亿人口，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会高于现在。
当然，当“现代中国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现代日本文明”的水平时，我们不能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这是我反对易富贤的“多生论”的理由之一。中国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国无法更有效地利用环境，使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多大。这也使得中国生态的人口的承载力小得多。进入这样的现实，叶檀假设的“二十亿”就确实成了不可承受的数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发展路径，是使“中国文明”的水平逐渐接近“日本文明”。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当然会有很多无助感，自己很难对现行政策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们能有建设性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就在于把各种发展模式隐含的代价讲清楚，提高公共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至少有两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政府告诉你，如果不计划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会达到多少多少。大家惊恐之余，就都拥护控制人口。然后有了钱就买车、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红利”，再看着满街的拥堵和污染的空气叹息：人口实在不能再多了！至于老了后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也无人理会的未来，则还顾不上想。如果公众意识到：即使是为了老有所养，中国也需要多一点的人口，政府没有权力控制妇女的子宫，我们都要想一想生态必须承受二十亿人口的现实。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人也许就更愿意现在委屈自己一点：住小点的房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后才惊叹：没想到日本人收入那么高，但住得是那么挤！
所以，我觉得叶檀和易富贤两人的生活环境都在人口问题上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视角。我希望叶檀多给易富贤讲讲：中国的制度、文化水平是如此之低，使得生态的人口负载量大打折扣，人口增长非常危险。我也希望易富贤对叶檀讲讲：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谐、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人口老化已经到了许多老人叫救护车都没人接电话、救火警察等基本公共服务都找不到人的程度，而穷得多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日本基本一样，等着60后、70后这代中国人的老年前景将是什么？这样，中国公众就可以把人口增长和不增长的代价都看得更清楚，然后自己去作决定吧。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