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看父亲？这里，一是把“父亲”作为一般的对象，象征的对象，我们站在一个一般的立场来探讨“父亲”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和含义。一是把“父亲”作为具体的对象，亲缘的对象，我们站在儿女的立场来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父亲。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父亲就是父亲”。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政治关系的脱钩，让父子关系解脱传统政治的责任和革命政治的象征意义，重归一种单纯的血缘亲属关系。二是说，因这种血缘关系的先后及养育，儿女对父母应有一种尊重和义务。
我这里说“父亲就是父亲”是站在儿女的立场说的，而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说的。用一句俗话说，“父亲就是父亲”并非“老子就是老子”。“老子”有主体“我”的意味。而我这里说的“父亲”则是我的对象。或者换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怎样对父母？”或者说，“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女？”
90年前，鲁迅发表了他的一个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说的，讲父母对儿女应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这篇文章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乃至后面的人们讨论这个问题都很难绕开这篇文献。迄今它仍有它的重要意义，但也有些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我们也许应当修正从那时延续到现在对“父亲”的某些看法了。
鲁迅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对的，比如，他说父子关系的基调应当是一种爱，首先是理解，其次也包括协商性而非命令式的指导，然后是解放或者说孩子长大了放飞。“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以及，“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亦即除了互爱之外，各人、各代之间还要有一种独立，父母在儿女幼时不专持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儿女，希望儿女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自己老了也不依赖儿女，希望儿女经常厮守在自己身边。而儿女自然也不宜依赖父母。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某种独立性，每个人都首先是他自己。每一代人亦如是。父母要重视培养儿女独立的能力，自己也要尽可能地独立。
但鲁迅对父子关系的有些看法，即使当时可能是为了矫枉过正，现在看来却还是有些问题的。他从人的食、色两种基本欲望立论，食欲保存人的生命，性欲延续人的生命，认为人的生育只是满足性欲的结果，而“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后来他又说了一遍：“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而这种“经手人”的理解看来是过于简单化了，甚至过于功利化了，忽略了人特有的一些感情和道德努力。生育并不只是满足性欲的结果，还有一种亲情，付出乃至献身的渴望。除了生育又还有养育，养育之难似更胜过生育。现代技术早就使生育和性欲可以分开处理，但仍有许许多多的人们希望生儿育女，他们如此显然不是出于性欲的缘故。所以，无论如何，父母对儿女还是有恩的。即便就只是一种先后次序，我们对自己的源出也应有某种尊重或敬意。
而且，依我们对人性的观察和自身体验，父母对儿女的爱看来在一般情况下是超过儿女对父母的爱的。这自然有一种天性的道理，是一种合理的自然调节。但我们还可以有一种道德的调节。也许只有通过一种道德的调节，方能使双方对另一方的关怀稍稍平衡一些，所承担的义务稍稍平等一些。于是，作为道德的调整，哪怕是稍稍强调一些儿女对父母的义务似也是应该的。我在《良心论》中曾专门有两节讨论古代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我在那里写道，如果说在这方面有点不平等的话，那“这大概也是所有不平等中最可原谅、最可接受的一种不平等了，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无法改变的）血缘上的不平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居上，一个居下。”而人的天性对此早已有一种弥补：使父母之慈胜过儿女之孝。一种无私奉献的爱，也是在这种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中才最有可能比较广泛地呈现，尤其母爱。这样，传统社会更为“重孝”似也不难理解，这正反映出人所特有的一种道德调整。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关心是不太用教的，甚至动物也常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孝”比“慈”却更多地需要人伦教化。
鲁迅在写作此文的那段时期可能还持有一种过于乐观的进化观，他反复谈到进化，并说觉醒的父亲们应当“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要去掉传统的束缚，以后的人们就能像童话的结尾常常说的，“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看到，“解放”之后出现的家庭问题并不就比以前减少。也可能正是因为持这样一种进化观，鲁迅说“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我赞成鲁迅主张的“幼者本位”，也绝不反对长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自我牺牲，但还是不主张作为一般原则的“代际牺牲”：老的一代自然不应要求少的一代牺牲自己，少的一代也不应要求老的一代牺牲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自身宝贵的，而不是作为可牺牲或可利用的工具或手段的宝贵。且这种“牺牲”也有违“独立”之意。
当然，我说过了，鲁迅批判父权是有当时的情势在，当时父权的力量还比较大。我们也可以看看他所针对的观点：一是“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一是“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还有的认为父子问题“神圣不可侵犯”，不容讨论。鲁迅希望在那个时代肩起“因袭的重担”，打开“黑暗的闸门”。
然而，上述观点今天还是主流，或还有市场吗？上述的尊卑关系还是一种事实吗？今天的社会形势其实已经大变。作为必须绝对服从的权威的“父亲”形象早已“远行”。甚至在传统社会里，大多数父母也不至于像上述观点一样要求幼者做长者的牺牲。割股尝秽一类其实多是俗儒所倡。更不必说经过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社会上父母与子女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是“君父一体”、“忠孝一体”，“孝”的德性还得到传统政治体制的支持，现在则早已两者皆亡。
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时代，谈一谈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从根本上标志现代性的问题：“上帝死了，是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是19世纪中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提出来的，而在那部长篇里，其实还提出了一个“弑父”的问题：“父亲”是荒淫无耻的，应不应该杀死他？我们后来越来越多地碰到这样一个“父亲”的“原罪”问题。“父辈”或“老一代”、“旧势力”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保守的、反动的、压制性的权威，是应当被搬掉的历史绊脚石。
但就像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君主制已经是不难打破的，父权制其实也同样是不难打破的。真正困难的是建设。父权制不难打破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是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率先发生了巨变，即便在上世纪初，毛泽东的父亲对他儿子也很快就失去了对其人生道路抉择的影响。他也曾希望儿子在农事上勤勉，教训他，甚至要打他，但儿子稍一长大、一进城，社会上一革命他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今天更是如此。就像我们看到的，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在父母支持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女完全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且经常很快就超过父辈的收入和财产。除了少数例外，今天的社会，儿女大多是不靠父辈的，越有出息越不用靠。
而比推翻君主制还容易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前面说过的父辈对子女的爱要超过子女对父辈的爱。我们甚至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就看到，在19世纪的50年代，无论是否认一切权威的巴扎罗夫自己的父亲，还是受他影响的阿尔卡季的父亲，都是生怕自己错了，唯唯诺诺，因为他们比孩子爱他们远为强烈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又比如，在路翎描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大家族的《财主与他底儿女们》，其中的老爷子也是小心翼翼，生怕出错。父辈们在观念上迅速缴械，这也许更多地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而是出于一种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挚爱着自己的孩子。尽管他们都还掌管着家业财产，但却在新时代的新潮面前惶恐不安，哪里还有一点专制家庭父亲说一不二的影子。
过去的父子关系的确曾被加上沉重的政治责任。中国有过“家国一体”的政治传统，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自己的亲戚为诸侯，结为一体的“尊尊”与“亲亲”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秦汉以后的“尊亲”不再是政治制度了，但还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教化力量。“孝”的德性被赋予了一种浓重的政治含义，有的统治者甚至标榜“以孝治天下”。我们要看到这种联系的某些“情有可原”和“势所难免”，但也还是要承认：这种外加的政治责任的确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与弊害。不过，重孝本身毕竟还是比较自然，比较顺应人性，也调整和引导人性。而后来出现的将一种父子关系与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建立起来的联系和类比，看来却是相当违拗人性。一个是信仰的神位，一个是权威的地位，都不会完全空置。我们打掉了旧的神像或祖宗的牌位，并不一定总是能来更好的，有时倒是更糟的。
在上世纪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个激烈的过渡时期，本来要退出政治领域的家庭亲属关系又一次和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一次是被非常粗暴地干预和指代。比如前苏联曾经大力宣传过一个监视和告发亲人的少年，一时全国到处都是他的塑像和纪念碑。中国文革中许多儿女被要求和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甚至逼着他们打自己父母的耳光。这种政治需要其实损害的是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道德伦常。取而代之的是把领袖看作是“伟大的父亲”，“慈父般的领袖”，这样，“人民”也就真正成为“子民”了。但“亲亲之爱”其实是需要一种直接性的，甚至会有一种人数和范围上的限制：一个有数十姬妾的非洲土邦的君主生了一百多个孩子，最后他连认都认不全自己的孩子了，何谈慈爱。
我并不主张今天的社会恢复“父父、子子”的纲常或者恢复“父亲”的某种绝对权威，但我们还是可以多听听父祖一辈的意见，他们毕竟有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和经验，而且一般可以担保他们是爱我们的。我们也还需要更多地关怀他们，他们实际多已从必须服从的主体地位转到了需要同情的对象地位。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讲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不少老人或者觉得自己因年高力衰对儿女没什么用了，还可能拖累儿女；或者觉得自己实在太劳累，而又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自杀了。有的一个村子甚至一年就有十来个老人这样死去。而最让人震惊的还是这种现象已经引不起震惊，老人们自然不想引起震惊，而社会、以至儿女们也不震惊，他们悄悄地死了，也就悄悄地给埋了。一百多年来，我们也多是听到“救救孩子”的呼声，很少听过要“救救老人”。
总之，作为社会权威或政治权力象征的“父亲”看来已经远去，而作为我们的亲人和先辈的“父亲”也在和我们拉开距离，愿我们至少能像朱自清一样注视他们孤独、寂寥的背影，而不是背过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