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先生创办《观察》周刊时期，曾把参政的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前者是“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在《观察》封面的刊徽四周，印着英文THEOBSERVER,INDEPENDENT,NONPARTY（观察，独立的，非党派的），鲜明地表达了办刊者立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秉承文人论政不参政的传统，一直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储安平的理想是做一个能以超然姿态对国事发表意见的言论代表，正如他在《观察》发刊词中所表明的：“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①]

而在1951年，他却先后加入了两个党派：民盟和九三学社。为什么他会一改平生素志，并且不参加则已，一参加就参加了两个民主党派呢？从这一断历史中关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相关资料看，我认为当时从事论政与参政的知识分子，虽活动方式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命运，此外现实政治变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迫切需求促成了储安平加入民主党派。

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政与参政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有办报刊论政报国的传统，这在20世纪30-40年代有突出的表现，尤其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报刊，针砭时弊，倡导民主，虽观点不一却都发自至诚，留下了感动一个时代的文字。

这一时期文人论政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二是在价值理念方面，主张惟自由与民主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三是无党无派，论政而不参政。傅斯年曾反复强调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重要，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②]张季鸾在他那篇具有《大公报》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述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著名“四不”方针，他们主张办报无成见，无背景，不以言论作交易，报纸无私用，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并且不盲信，不盲从。这些成为当时文人办报的一种标尺。

储安平秉承文人论政的传统，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标榜，用献身理想的态度办刊，“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③]他们认为在当时那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作为一份同仁刊物，《观察》为自由思想学人提供了一个言论阵地，聚集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通过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推动民主宪政的实现，将中国引向第三条道路。

自清末民初以来，组党也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革新政治的一种重要方式。抗战期间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被视为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谈起民盟成立的基本动因，梁漱溟、张澜都认为是源于国共对立，是各小党派为了调和国共冲突的联合。但它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正如1941年10月16日《光明报》刊出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所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④]他们的政治理想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民盟的主体也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在抗战中后期掀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1946年初，民盟与中共相互配合，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建国的五项决议。他们参政的方式，用梁漱溟的话，成员主要“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别无其他行动”。

可见，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无论是办报刊论政，还是组织政党参政，目标都是民主与宪政；无论以言论影响政治，还是以政党活动影响政治，主要作用都是干政，即影响政治的进程。中间党派从主观上就没有执政的目标，有的从成立之日起就声称自己不是政党，客观上也不具备与国民党、共产党相抗衡的实力和影响力。虽然政治参与的形式不同，但这些知识分子有着形似的社会背景，其理想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上“所谓第三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⑤]1947年11月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民盟，迫害民盟成员，震惊中外。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大学的48位教授联名写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直言“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这是不民主、不合法、而且不智的举动。”[⑥]表达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此时《观察》本身压力重重，但仍冒着危险，当即发表了这篇文章。就储安平个人来说，与中间党派中不少人关系密切，或师或友，还有一些如梁漱溟、张东荪等还是《观察》的撰稿人。抱着独立精神、从事以言论干政的储安平等一批学者实际上与中间党派（后被称为“民主党派”）有着很深的渊源。

二、中国现实政治的转折性变化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影响

政治是一个现实，无论何种政治理想、政治思想都不能与现实相脱离。1940年代末中国政局的转折性变化，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自然也使广大知识分子面临抉择。因为现实并非如他们预想的那样，由他们决定国共的命运，而是由国共斗争的结局决定他们的命运。

在抗战初期，全国民众都是拥护政府，要求团结抗战的。抗战期间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批评，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望之切，责之厉，仍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执政的国民党上。如储安平1946年9月在《观察》上发表的《失败的统治》，开篇即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但对这样失败的统治，仍是希望“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⑦]但从国民党当局违背政协会议精神，镇压民主人士的活动，甚至强行解散民盟等党派，查封报刊，挑起内战，令人民感到民主无望，和平无望时，才使人心向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48年初，一部分民盟领导人聚集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1、不承认总部的解散；2、推翻蒋介石政权；3、宣布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民盟自成立之时，一直以第三方面自居，虽与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相互配合，但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希望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此时的民盟，显然发生了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根本改变。

寄希望于言论干政的知识分子们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948年，继《新民报》、《文汇报》等报纸被查封后，《观察》也遭国民党查封，储安平已到北平，才。这一时期，许多原来主张“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人们态度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有人曾分析：“自由主义者多半希望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当他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发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⑧]

当时中共不仅在战场上胜利在望，也强调对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在港各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响应。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⑨]中共对《大公报》王芸生的工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48年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着他本人与《大公报》中立立场的左转。

事实上，他们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大势所趋。在第三条道路挫败的现实面前，一些知识分子反思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观上确实发生了一些改变。1952年，梁漱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虽坚持自己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的看法，却承认自己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同时，对于始终不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同情它，却不同意于其路线，常抱着一个容纳共产党而修正共产党的想法。”“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之路”。始终自以为是地反对武力统一，反对阶级对立，而要把全社会统一于一个立场。“现在才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⑩]这些思想多少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

储安平1948年底离开上海来到北平，虽躲过了当局查封《观察》杂志社，但在北平也被缉查，后在许多著名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袁翰青等人关照下，才平安脱险。他在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迎接新政权的诞生，已经表明在现实政治变迁的影响下，储安平所强调的中间立场已经不复存在。

三、储安平加入民主党派前后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具有联合政府性质。从阶级的角度看，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政党的角度看，它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合。由于各种原因，民主党派的组织规模一直比较小。1949年底，九三学社仅100多名社员，8个民主党派的总数也只有11540多人。

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先后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巩固组织，质量并重”的方针，发展组织。1951年初，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到近2万人。中共在协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毛泽东曾对李维汉说：“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个指示发到各地去。”[11]于是，中央统战部向各地发出《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提出各地在1951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1至2倍。到1953年初，民主党派成员总数达4万人。

储安平1949年9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到高级民主人士的礼遇。11月《观察》复刊，储安平又当上了杂志的主编。他满怀热情投身新的时代，而且一直在文化教育界享有盛名，自然成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对象。

当时，民盟和九三学社都争取他参加，两个党派都有一些他尊重和密切交往的师友，储安平采取的态度是：“两边都请，不好意思拒绝，就两边都参加吧！”[12]他在民盟中只是普通盟员，而在九三学社有较高的职位。1952年，时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的储安平，成为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进而当选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

加入民主党派后的储安平努力适应新时代，并且由论政开始走向参政，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他思想深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共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归还民主党派主办，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其自由精神重获张扬。他曾在报社说：“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

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讲道：“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14]

这注定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做了“党天下”的发言。20世纪30年代罗隆基就用类似说法批评过国民党一党训政，当时用的是“党在国上”。他们这批知识分子习惯于自由发表意见，用言论关心社会，以言论参与政治，最后却都因言论而获罪。

几十年后，当我们读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时，[15]这文字背后的理想主义情怀仍令我们深深感动和喟叹。

2009年5月

[①]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

[②]《傅斯年选集》第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68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④]《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民主同盟卷》第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⑤]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200-201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⑥]周炳琳等：《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观察》第三卷第11期。

[⑦]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一卷第3期。

[⑧]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三卷第22期。

[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

[⑩]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47、350、416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

[12]谢泳、程巢父主编：《追寻储安平》，第89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8月。

[13]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第142-143页，第177页，学苑出版社1991年。

[1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第5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

[15]《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68页，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