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学界一再讨论的话题，问题围绕着批评的立场、批评与传媒空间的关系、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等方面展开，而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中的身份确认则是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无独有偶，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德两国“文学评论与大众传媒”的学术讨论会。德国文学批评家、《文学杂志》主编西格里特?勒夫勒女士在《图书市场和新媒体》的题目下，对德国图书市场十年来的结构调整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了梳理；另一位批评家胡伯特?温克斯博士主要谈的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在德国的命运。两位是电视频道和报纸专栏上的批评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这种典型的大众传媒手段影响公众的文学阅读。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批评家却面对着非市场化的历史视野，双方虽然有共同的身份焦虑，然而所指却又极其不同。这不禁让人想到，在当前中国，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它是否存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如果没有，那么批评家是通过什么途径确认自己的身份的？
一 什么是我们的话语频道
在进入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当前中国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在我看来，对文学批评而言，它应该是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电视和网络四种。历史地看，现代文学批评的活动主要是在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上进行的，例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语丝》，二十世纪30 年代上海的《申报?自由谈》、《现代》杂志，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50 — 80 年代的《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报纸文艺副刊，等等。一位青年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传播媒体一开始就与学院文化力量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合作关系导致的是媒体文化与学院文化的双向互动效果，传播媒体扩大了学院文化的社会影响，学院文化反过来加强了媒体的文化厚度。”他认为，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分子文化思想成果的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是通过传媒发生作用于民众，是通过传媒助其势力的。正是依靠了传播媒体，知识分子实现了与大众的交流、沟通。”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众媒体尤其成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宠儿”。然而，与电视、网络的迅速增长相比，文学批评的载体依旧是杂志和报纸副刊，批评家的书写方式、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并没有任何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还没有像德国批评家那样“电视”和“报纸专栏”等现代大众媒体的话语频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批评与大众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影响到文学批评在社会的播散能力。
然而，好像就在一夕之间，中国提前进入了图像的时代。电视、网络作为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承载者，几乎覆盖了传统的文学阅读空间。人们把过去依赖文学杂志和报刊副刊了解世界的阅读方式，转变为视觉感官的享乐。电视和网络不仅争夺了文学读者，争夺了文学批评传统的阵地，而且在新的视觉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这种情况，正像《电视的真相》所描述的那样：“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电视新闻始终是认知世界最普遍和最忠实的信息来源。电视新闻在民众心目中的可信度胜过报纸和广播”，这是因为，“它提供了广播不可能具有的画面‘证据’。”②比较起来，尼古拉?米尔佐夫对这一“图像的转向”的认识也许更加深刻，他说：“视觉文化把我们的注意力引离结构完善的、正式的观看场所，如影院和艺术画廊，而引向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中心。”③关键在于，世界不仅如海德格尔所言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而且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不同于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的新的“现实”。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面。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成为了电视的双重主角。前者的叙事和大众文化（主要是广告、电视剧、知识竞赛和主持人的形象），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电视时间和人们的视觉经验。在此背景中，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联手成为一种崭新的评价（批评）形式和标准。“大众传媒无疑是意识形态召唤的重要渠道。传媒也在‘召唤’我们，报摊上的报刊向早上过路的每一位行人招手，电影中的每一句潜台词都直冲我们而来，广告上的模特儿更是望着我们的眼睛说话。传媒的‘召唤’，无论听起来有多亲切、多感人和多自然，最终总要把我们请入某种权力关系的局套之中，要将我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④按照阿尔图塞的说法，早在我们降临人间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预设了我们的主体，我们已经接受了某种“预先的任命”。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也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与传统意识形态结合之后的富有弹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有人进一步指出：“阿尔图塞建议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意识形态的功能。对他来说，意识形态不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套信念，也不只是纪录在经年典籍中的教义，也不只是政府的大喇叭每天呼喊的东西，它还是操控我们每天实践活动的中枢。”⑤
网络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抢占文学批评的传统地盘。它把自己定位在“民间立场”上，这明显是在与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保持距离，从网络近年来的发展看，它的确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但事实上，网络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视觉文化。在网络上，充斥着骂派批评、黑幕小说、言情故事，虽然偶有一些严肃的网站改善着网络的形象，然而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批评走进公众社会却主要是看似自由、游离社会但其实是放弃关怀和价值的文化倾向。正因为如此，网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召唤”，它把生活苦闷或是利比多过剩的人们召唤到网络这一巨大的现代幻觉的屏幕上来。可以说，网络还是一个潜在的文化陷阱，它把审美变成娱乐，把专注变成嬉戏，把思考变成享用，它实际把思想的空间改造成了一个放逐心灵的大功能厅。网络这种复制现实的功能，也许印证了弗利特曼?刘易斯对肥皂剧的精彩的讨论，他在强调观众对其虚拟幻象的认同时指出：“认同牵涉到主体在幻想中去扮演各种各样角色的能力——主体不断地滑动、自我复制，以及变换出众多的虚构位置。肥皂剧是我们能够以一种完全是转瞬即逝的方式去虚拟认同的强度。”⑥
上述情况反映了文学批评在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阅读空间逐渐被电视、网络的视觉空间所挤压，则进一步凸现了文学批评的文化宿命。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话语频道不断被关停和收缩的情况下，文学批评应该怎样加强与大众交流和沟通，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问题还在于，文学批评应该主动介入新型的大众传媒吗？回答如果是可以的，那么，其中的可行性又在哪里？
二 想象中的“公共空间”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不断被中国知识界“炒作”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至少反映了大众社会对“公共空间”想象性的期待。对什么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有这样一个限定，他说，这“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为此，他把“公众领域”的中坚力量视为“市民阶层”。⑦依据哈氏的西方经验，所谓“公共领域”应该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成熟的市民阶层，一是相对自主的言说场域。
更其何时，当一批大众明星和主持人在电视上扭捏作态地表演时，很多人不禁从心底里发出呼喊：中国的“公共空间”到来了！大家错认为，广告、娱乐节目、知识竞赛的非意识形态化，所冲决的正是那道深不可测的沟壑，大众文化的平面化导致的就是人与人对立传统的瓦解。
经过日常生活的紧张和焦虑，人们期待着坐在电视旁放松、开心和被逗得开怀大笑的时刻。（独立广播电视局1978 年手册）如果你的生活得不到满足，那么总是有需要尝试的新型洗发水，总是有新的斯皮尔博格的电影需要看，总是有分期付款的电视情景喜剧，总是有在彩票中获奖的机会。（罗宾?伍德：《从好莱坞到越南》）在我看来，“大众文化”是指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所7进行的消遣娱乐活动。在消费者看来，这种活动能使他们得到快乐和满足。第二，“大众”这个词包含两层含义：
“大众”文化的本意是指“平民”文化和民众及工薪阶层的文化追求，这种文化是由人民创造的，同时也是为人民服务的。⑧
迈克尔 奥肖内西准确地指出了电视这个公共空间在英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直接载体，电视“赋予”了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进行“消遣娱乐活动”的“权利”。这种见解对当前中国大众社会同样具有针对性。但问题是：这是中国，而不是英国。尽管历史地看，20 年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社会极大的进步，铁桶似的一体化社会在商品观念冲击下，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而变化。然而，传媒制度对电视的影响和渗透，并没有因此而放松，传统的话语方式仍然是电视传播过程中的主导话语，这在“新闻联播”、“晚间新闻”、“专题节目”、“时事空间”等等主打性频道和节目中具有鲜明的色彩，相信也给人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90年代以来电视变化的一个“亮点”是，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开始了一个符合“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外部标准的蜜月时代。
引人注目的是采访人和被采访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设想框架。虽然安妮?戴蒙德以观众的口气采用了疑问和推测的语调，但她从未对任何专家的论述提出质疑。??意识形态的“效应”是邀请观众以国家的观点看待爱尔兰共和军。
确切地说，意识形态的效应正好达到了维护采访的职业化的程度（“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并以最平和，最友好的姿态轻松地把观众引向其他同样有趣的节目（“让我们继续威尔士王子和王妃的话题”）。⑨
在罗莎琳德?布伦特看来，“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之间的合谋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做给人们看的，而是采取了一种现代契约的方式——正是这种隐秘的契约，把以价值追问和人道关怀为立场的文学批评“挤”出了电视的“公共空间”。在中德“文学评论与大众传媒”学术讨论会上，看到电视文学批评家西格里特?勒夫勒女士一脸困惑地对中方批评的“激动”表示不解时，我强烈地感觉，这已经不能用“文化差异”来概括了，而是这位女士实在不可能用她本人的文化环境来想象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虽然翻译为此使尽了“浑身解数”也一筹莫展。勒夫勒女士也许更不了解的是，“公共空间”对一个目前尚未彻底解决所有人吃饭问题的国度和人民来说，实在还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文化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结合不仅是“与时俱进”的，而且还显示了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巨大的亲和力和凝集力。的确，明星的搞笑、流光溢彩的广告、香车美女和没完没了的商情兼破案电视剧，对生活苦痛的民众无疑是一种奇异的缓解剂、减压阀，是一剂价廉物美因而也达到“清热解毒”神奇功效的牛黄解毒丸，它更是一幅“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最好的宣传词。由此看来，没有电视“公共空间”的政治生活是无聊、单调和寂寞的，是缺乏人情味和色彩的；反过来说，大众文化难道不是政治生活“现代性”的具体体现吗？
文学批评命定与被处理过的“公共空间”无缘。这是因为，社会批判是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而价值追寻和人道关怀是它的人文精神的鲜明体现。在本质上，文学批评反对传媒媚俗大众的文化性格，反对任何以“公共”的名义压抑个人生存权和思想自由的话语体制，所以，人们想象中的“公共空间”根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徒有其外表，其在本质上也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更何况，“大众”经常会在一夜间被修改成一种宏大的叙事，它很容易被召唤起来，汇聚成一股巨大无比的历史力量，最后制“思想”于死地呢。“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这种无常性，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缺席，而它的无常性格，一瞬间就会把历史置于急剧的动荡之中——这样的教训，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少吗？
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不是大众文化的“真实性”或构造完整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定义承认了几乎所有文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对立的，由对抗的和不稳定的因素组成。文化形式的意义和它在文化领域中的场所或位置并不是文化形式本身就含有的。它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偏激的符号或短语会被中和为明年的时尚；而到后年，又成了深沉的文化怀旧的对象。今天反叛的民歌手，明天出现于《观察家》杂志的彩色封面。文化符号的含义部分取决于其所属的社会领域、它借以表达自己和被用于回应的实践。重要的不是内在的或由历史决定的文化对象，而是文化关系的游戏状态。⑩
三 南方主场：批评“中心”的转移
然而，文学批评与传媒（尤其是报纸、杂志）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文学批评的历史境遇和特点，却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批评家主要在北方， 而主场却在遥远的南方。在80年代，北京是公认的“新时期文学”的批评中心，那里不仅有强大的批评家队伍，而且也有像《文学评论》、《文艺报》等可以称之为“中心”报刊的批评阵地。从人道主义讨论到朦胧诗论争、从现代派到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话题，几乎每一拨文学批评的“浪潮”都是在北京兴起的，而每一个批评的“焦点”也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城市。但是，随着南方经济在90年代的兴起，人们社会观念的进一步多元化，也随着北方思想的进一步集中化，北京的“批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出现了历史性的位移。其特点是：虽然北京仍然云集着大量的批评家，《文学评论》、《文艺报》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文化渠道中出版、发行；然而，这里的批评家们却把眼光和稿件纷纷投向了南方。据我看来，90 年代后，北方的报刊杂志除继续保持严肃、正派的学术特色外，其思想锋芒已极大地减弱。而南方的诸多报刊杂志，如云南的《大家》、海南的《天涯》、广西的《南方文坛》、贵州的《山花》等等，以版面的现代感、栏目的新颖、先锋的姿态和思想的锐利，迅速取代前者成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心阵地。在此过程中，最为“抢眼”的要数广州的报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不单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引领着全国的改革潮流，冲击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而且也培育了相对成熟的现代大众媒体，如《南方周末》、《粤海风》、《东方文化》、《都市文化报》、《花城》和《广州文艺》等。这些报刊，以思想的大胆、话题的超前、版面的精彩创意，吸引着全国的广大读者，受到了北方批评家们的普遍青睐。我没有做过精确统计，印象中北方学者和批评家们的文章应该占有了上述报刊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而且许多重要话题都是编辑“北上”之后与那里的学者、批评家们共同“策划”的。
批评家在北方苦苦读书、勤于思考和写作，然后把文章投向南方报刊来影响全国舆论——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大特色。所以，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开玩笑说：“现在南方都快成了北方批评家们的‘主场’了，他们在那里上演着思想的‘激情戏’。像世界杯的足球运动员一样，他们也在此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当然是戏言。然而，“戏言”之中，却隐藏着历史的秘密。20 年来的市场经济，不仅使广州的富裕社会阶层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淡化”了那里的意识形态空气；再加之它靠近香港、澳门等现代城市，因此民主的风气便愈加深厚，在广大市民中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大众传媒的市场化、中立化就远比内地的程度要高，也更成熟；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对这种状况的容忍和宽限度也大大超过了内地。但是，“市场化”了广州市民又是冷淡像《南方周末》这样兼前沿性与思想性于一身的报刊杂志的，“搞笑”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审美和娱乐形式，肥皂剧、港台歌星是他们戏仿的主要文化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广州报刊杂志的主编比任何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市场”在广大的北方。据说，在《南方周末》发展的“巅峰期”，也就是发行高达140万份的时候，其中，40 万份销往北京，20 万份销往上海，其余则被武汉、西安、天津等一批大城市“均摊”。换言之，80% 以上的报纸竟然不是在大众传媒异常发达的广州发行的，而是在大众传媒还有欠发达的北方地区销售了的！这种现象说明，尽管富裕阶层在社会中逐步扩大，但是诸多社会矛盾和历史问题并没有真正缓解。批评家们就在这历史的“缝隙”中，自觉承担起了思考和批判的使命。在社会风气普遍庸俗化的今天，这种思考就像划过夜空的一道道闪光，给了人们以精神的指引，以良知、以道德的勇气。在近年来的《粤海风》上，曾开辟过讨论“大学教育体制”、“红色文学经典”等敏感的话题，《南方周末》对社会不公现象、房地产行业中的“黑箱”现象、农民收入等问题，都做过“跟踪调查”，并邀请北大、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大的教师发表过分量不轻的评论文章，《东方文化》对“格瓦尔现象”、“前卫艺术”、“暴民问题”等一系列社会和历史热点，也都做过相当敏锐的分析和探讨。另外，像《山花》的“大视野”、《南方文坛》的“新潮学界”等栏目，不仅作者主要来自北方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其命题的新颖和学理的深透，在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形象。
北方的思想激情，终于在南方这个“主场”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宣泄，这本身就说明，在当今中国社会知识界是怎样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当然，这更让人看到，文学批评虽然在大众传媒日益繁荣的今天遭遇到某种“缺席”的尴尬，但并未放弃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角色。相反，它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与80 年代相比，它浪漫和理想的色彩似乎有所减弱，学院化的色彩在大大加强，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理智和冷静，这种变化鲜明地显示出，文学批评在大众社会的今天，也正经历一种“现代”身份的“转换”。
四 批评：怎样融入“今天”
以上判断，使人们陷入到更深的困惑之中：什么是“今天”？显然，它不是指单调的意识形态社会，也不是指典型的市场化社会；在我看来，它是指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相“杂合”的一种社会形态。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是在一个没有透明的“交往规则”的文化环境中参与各种话题的评论的，它无法再像80年代的批评精英一样，能准确、迅速地作出价值判断，进行是非甄别；相反，它只能以含混、多元因而也是复杂的身份担当“批评”的责任。
我们知道，尽管公共空间对今天而言，还是一个未来的话题，但大众传媒的兴起仍然使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话题”。由于文学批评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判立场，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还是需要有着浓厚大学、科研机构背景的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就是说，它需要通过不断“邀请”各类“专家学者”参与各种“话题”，才能实现和巩固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然而，这并不表明大众传媒是在放弃原有的价值观来取悦于文学批评，而是表明它是在用迂回、折衷和吸引的手段来谋取更具“光彩”的形象和更多的“收视率”，谋取最大程度的商业利润。正如前面所说，作为现代传媒的一个部分，文学批评也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双方软化各自立场来建构新的权威同盟这一值得注意的文化倾向。对经过双方软化处理后的价值模糊部分，我称之为批评的“模糊空间”。而这一“模糊空间”的出现，恰恰显示了文学批评和大众传媒的一种新型关系。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倒是：它们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是怎样达成一种妥协的，而文学批评又是怎样从“无边”的干预主义中回到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有限叙述”的文化立场的？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在西方不光被指称为公共空间，它还隐含着一种传媒制度。西方最有影响的传播学者、美国人施拉姆在他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将传播制度分为四种：集权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制度、社会责任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就我们的媒体环境而言，虽然与施拉姆所言略有不同，但国家文化政策控制下的传媒制度和大众传媒自己的制度规范这两种不同的制度类型仍然是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对文学批评进入大众媒体有明显制约作用。所以，在我看来，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入大众传媒，影响传媒受众的视听和舆论环境，其重要环节就在于如何与传媒制度协调，建立一种彼此有限容忍的关系。1996年，张颐武发表在北京不起眼的报纸《商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批评韩少功小说《马桥词典》“抄袭”的文章，引起了后者对前者的“起诉”，该报和张颐武因此成为当时公众瞩目的对象。然而有意思的是，代表意识形态的中国作协不仅未出面“干预”，反而保持了沉默——据说，还是老作家陆文夫的调解才使这场文坛风波化“干戈”为“玉帛”的。这种人为的“炒作”，显然是与大众传媒制度有违的，值得探讨的是，这一现象在今天为什么会变得“普遍”和“正常”的？进一步说，为什么非意识形态的文人之争会“溢”出传媒制度的有效控制？另外两个典型例子发生在1998、1999年。例如，汪晖和朱学勤等人在《天涯》上关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诗歌界在《大家》、《北京文学》、《诗探索》等报刊上“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交锋，等等。这些论争，在当时不仅成为学界、实际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个“焦点”，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几次“风波”都是通过大众传媒而辐射学界乃至全国的，并且都“越过”传媒制度的栅栏而变成了一个“事件”、一个文化“视点”。这说明，当代文人对大众传媒的利用，使得文学的“批评”被合法地编入传媒的“网络”当中。一旦干预了传媒网络，就等于干预了整个大众传媒；一旦取消了大众传媒，实际上等于是宣布了不再“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这就触及到本文想讨论的问题：即，文学批评在今天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有限的叙述”，而不是“无边”的社会干预主义？所谓有限叙述是指，在不谋求对大众社会的话语垄断权的前提下，以多元文化之一种的身份自觉参与到现代文化的对话和建设当中；它不可能有普遍意义上的读者和观众，但却有自己独立的话语场和生长点，确切地说，它的主要受众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生、城市文学青年和业内同行专家，当然也包括倾心文学的跨学科、跨行业的有识之士。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对大众文化生活起着一种建议性的参照作用，是一个同路人和朋友的社会角色。有限叙述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批评的精英立场，而是要警惕将这种立场夸张化、戏剧化和神话化。我之所以持这一看法，是由于我对当前中国文化有以下的判断：
第一，意识形态仍然是大众传媒的主导力量，这种现象将会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存在。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社会将来随着经济的普遍繁荣、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社会生活日益“民主化”、“法制化”之后，这种主导作用虽会有所“软化”和“人性化”，但不可能完全消失——今天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已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文化的多元化，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调”和基本特色。而文化多元化，必然会排斥文学像过去那样对文化生活的垄断和专制，排斥其他任何这一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边缘化和参与角色，不仅不是文学的悲哀，还应该被视作文学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找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我以为，文化多元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日趋凸现的总态势，而多元化的社会和文化格局，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文明、成熟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这一进程，不是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的。第三，由于有了上述因素，文学批评的精英化倾向将逐渐减弱，而学院化倾向将大为加强。依我看，虽然学院批评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或者说文化批评取代审美批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想像力和鉴赏能力，但总的看，它反而显示出一种现有社会中所缺乏的理智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学理的提升。在我看来，学院批评回避了传统文学批评的激烈和思想审问，也不再把意识形态的焦虑看作批评的中心情结，它的任务是通过对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作家作品叙事结构和方式的冷静分析，来进行对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历史”只是他们研究的学术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价值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中的“身份确认”，不单单涉及到对批评立场和姿态的重新确立，也不单单指文学批评精神，而是指在今天怎样重新划定批评的范畴、以及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开展自己的工作的问题。显然，历史激情的隐退肯定会导致另外一些问题，然而，我更想问：仅仅依赖历史激情就能进入今天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和问题吗？我们应该怎样有效地“工作”？
注释：
①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第10 页，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 年度博士论文，未刊。
②［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电视的真相》第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
③［俄］尼古拉?米尔佐夫：《什么是视觉文化》，引自陶东风、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第3 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④⑤肖小穗：《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引自陶东风、金元浦主篇《文化研究》第3 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⑥［美］弗利特曼?刘易斯：《精神分析、电影与电视》，参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第23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⑦［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2、22 页，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
⑧［英］迈克尔?奥肖内西：《大众文化：大众电视与霸权》，引自《电视的真相》第60、6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
⑨［英］罗莎琳德?布伦特：《着眼点》，引自《电视的真相》第34、35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
⑩［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51 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