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晚年有许多新的反思和观点，他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提出了一个“中间势力”的说法，“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派的人，他们同样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毫无疑问，著名哲学家、长期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张东荪就是当时 “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之一，这有他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不光公开提出了“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中间路线”，产生过相当的社会影响，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观察》周刊、《时与文》、《文汇报》、《再生》杂志，读一读他的文字，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我们知道，1949年初，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是重要的斡旋人，曾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他参与另一次重要的斡旋和平行动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春。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的国民大会，国共和谈中断，周恩来于这年12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在南京。但，张东荪觉得和平还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作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

张东荪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在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中说，“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见蒋时叶没有同去。）“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他说将来和谈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

张东荪和共产党方面也保持着密切接触，他自己在1952年的一份《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

张东荪和董必武商量也好，去见蒋介石也好，和熟悉的燕京大学之父、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吃饭也好，都是在做“调人”，斡旋和平，尽管没有达到现实的效果。从中国民主同盟的文献来看，1947年1月10日通过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最后提出四个建议：“第一，努力促成和谈”、“第二，从新举行政治协商”、“第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第四，成立联合政府”。这四条都可以看出民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国共和谈已“彻底破裂”，和谈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张东荪之所以想作“调人”，显然也认为和谈之门还有可能重开。

等到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已经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当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宣言说：“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这个文献写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谈并没有宣告 “正式破裂”。张东荪暂别燕京大学，南下奔走于南京、上海，做“调人”，就是想尽最后的努力。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释：“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