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个联盟，包括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入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中，希望两党都不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个竞争单位。为了保证这样的初衷，一开始他们想把参加的人限定在几个发起党派，所以叫“政团同盟”。

在“民盟”出现之前，他们之间有个更加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介石曾约梁漱溟面谈一次，只是问他参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们说公道话，那是1939年10月的事。发起“民盟”之初是瞒着国民党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才正式公开。不久，蒋介石就要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书长左舜生找去谈话，地点在重庆的黄山住处。左回忆，蒋最关心的是“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逐一询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蒋问的第一个人的曾琦，左说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在法国长住过，但思想很保守，写古文，做旧诗。他的特长是组织，以一个一名不文的书生，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党，有了两三万党员。

蒋问的第二个人的张君劢，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少年时即在我们湖南经正学堂教英文，后来留学日本。他与梁启超并无师生关系；但感情在师友之间。再后他留学德国，治哲学有心得。第一次大战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蒋百里、徐新六等随同梁先生对巴黎和会进行侧面的国民外交，顺便在欧洲考察；他自己更游历过许多国家，对国际问题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学工具，远在梁启超之上；但他谈学问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响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民主宪政，最能‘坚守原则’，以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他的主张是最不容易动摇的。至今他依然好学不倦。”

蒋问的第三个人是梁漱溟，左说：“漱溟先生的个性很强、能刻苦，二十六岁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自己研究的主题为中西全文化之比较，我最早看见他的著作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定建设中国应从改造农村做起。他有一个特点，即不尚空谈，‘凡他所见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为实现他的主张，即与韩复榘那样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蒋问的第四个人是黄炎培（任之），左说：“任之是前清的举人，与邵力子同年，也加入过同盟会，且曾一度被捕。他自来热心教育，活动的范围以上海、南京为基本；近年提倡职业教育甚力。为维持他的教育事业，与李纯、齐燮元、孙传芳都处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对中外的学问无深造，但‘办事有条理’，不能说他对教育无贡献。”

这次谈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蒋问，左答。左几次要告辞，蒋都要他继续谈下去。

左舜生对蒋问及的民盟几个要角都有较深的了解，对蒋说的大致上是自己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这些卷入党派政治的书生也是各有个性、特点。对这些人，蒋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有些而且是打过交道的，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别人的介绍，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在应对民盟时心中更有谱。对我们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记录，具体而可以触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样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