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校长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顾问李 昌同志，系统学习了苏联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1991年8月19日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在苏共中央党校讨论“人·科技·社会”问题时，坦克开进了红场。苏共消亡、苏共解体，使人深思，我想苏联、东欧教训和中国50年大小失误的思想根源仍然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反思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波动、震荡的曲线同自然辩证法的命运同步、正相关。因此，在纪念中国自然辩证法成立25周年时，在反思我个人和社会与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关系时，我认定：背离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背离自然、社会、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将带给个人、祖国、民族巨大灾难。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一定能走向进步、光明、富强的未来。
从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伟大成就的胜利，其成功原因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反思50年来一些重大失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背离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现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恳求指正。（http://www.yannan.cn）
1、喜剧中的悲剧性，伟大胜利中的渺小面
20世纪50年代宣传人民公社制度，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金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造。80年代宣传退回到包干到户，人民公社制度消亡，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社会发展规律看，从全球化的高度看，从古今中外世界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家庭经营的私人农业企业、包干到户的形式适应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即“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和“农业生产时间与农业劳动时间不一致”的农业特点。否则，按劳动目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农产品最终合理分配，是极为烦琐的困难的；分配不公必然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和工作质量。因此，农业承包到户、建立家庭农场，是普遍的客观的共同的规律与现实，不是某一国农民的特殊伟大创造，而是常态的常识。中国农业在50多年成就极为辉煌的伟大的发展进程中，从曲折的误区（如人民公社）退回到普通常态的常识、共识（承包到户），经过极为艰巨、痛苦的理论与实践的斗争；需要人民与领导的巨大勇气、智慧与坚强决心；付出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沉重代价，预付了改革的成本，使农民与领导逐步地实现了、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常态──包干到户的家庭农场。这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喜剧的胜利。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悲剧性的渺小的一面。（http://www.yannan.cn）
2、单项指标的单维思考方式，忽视以系统工程的思路对多方面的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全面评估
我们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复杂矛盾和问题简单化，变为只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再简化为单项指标的政治性口号。忽视事物的综合性、系统性与矛盾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作用的必然性。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忽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提出的一些口号过分绝对化、简单化。如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纲举不一定目张。又如政治上“四个第一”、“政治思想工作是生命线”。社会经济问题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标准划界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先污染后治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环境污染”、“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有掠夺式经营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掠夺式经营方式”。又如过去简单的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或提集约经营或提现代化等）”、“人定胜天。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不承认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是人与生物圈的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片面地强调一票否决、“压倒一切”的“硬道理”的提法也有排他性的单项思维方式的阴影。（http://www.yannan.cn）
3、脱离实际可能性、不做定性分析的过高指标、过高速度的跨越式发展的计划形有可能成“好事成灾”
过去提出的“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的专家还提出“2020年实现农业全盘现代化”）以及“把贫困留给本世纪”，同大跃进时代的“三年超英，五年、八年赶美”的“这象一首诗”的幻想变成严肃的政治性目标。将经济、技术发展的预测值变成政治口号，以党的纪律、行政命令、政纪考核标准压将下来。将本地GDP增长速度同官员升降奖惩的切身利害形成正相关关系，权衡个人得失利害后成为比计划经济更为计划经济的硬指标，致使许多上下官员不顾实际条件的可能性与经济性，单项地追求比上级要求的更高的高指标，甚至造假报假。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由于不做定位、定性、定量分析、研究与可行性研究、技术经济分析，不计算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收期，更不顾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无效耗费，结果欲速则不达，跨而未越，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有小得而大失。好事成了灾，屡见不鲜。做规划时拍脑袋，有反对意见时拍胸脯，真出问题时拍屁股溜之大吉，还说“早就说脱离实际”，“又交学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是根本脱离实际的”之类案例，不断地重复出现、重复交学费。（http://www.yannan.cn）
4、违反一切由时间、地点、条件决定的因地制宜的原则，忽视定位分析的“一刀切”的“一致”要求，必然无往而不败
对中央的政治路线、方针、原则，各地必须保持一致。但是，对于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农业发展、农业技术改革的指标，受资源、区位、社会发展条件制约的经济计划的指标，就不可能一刀切地简单化为全国同期达到同一水平同样内容的指标。如全国要求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具体指标是：各省、地、县都要达到机耕70%的水平、都要同样的农机装备的配备水平（一个大队一台大拖拉机，一个小队一台小拖拉机），对于水田面积大而当时没有足够的适应当地经济、技术条件的插秧机的江苏省和山地占90%以上、小块平原“坝子”不足5%的贵州省，甚至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同于内地的西藏，都要求1980年达到同样的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平。因为，“谁也没有权利推迟毛主席规定的期限”，“不完成毛主席生前交付的任务，死不瞑目”。这种违反农业生产客观条件地域性差异极大的特点，不懂得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不尊重一切由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和决定的客观规律，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将军指挥打仗的方式作出重要的经济决策，只能是无往而不败。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在“翻两番”、“奔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等口号上忽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有的省直至县都是同时达到、翻2.00番，同一时间实现小康。广东、北京的山区也要同平原一样同一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而直到今天我们并未生产出来真正适合山地使用的拖拉机，用什么动力型式实现山区农业机械化都没解决。喊山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做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划，目的是要上面的钱，好处是表面的数字上的政绩足以成为官员升官晋爵的政绩考核的新法码，而于国于民并无实际好处。（http://www.yannan.cn）
5、违反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习惯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执政决策、处世方式
经济、技术、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先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思维方式，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就是计划经济，而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学习科学技术还要区别是“白专”还是“红专”；科学理论还要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术上对古代学者还要划清是革命的“法家”还是反动的“儒家”；生物学家是摩尔根派还是李森科派。以此分清左中右、敌我友。非黑即白的绝对化简单化脸谱化对待学术、技术和经济问题。同意不同意建立12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指标是分清左右的指标。建议先建立80万个合作社的邓子恢、杜润生就成为“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不为人民公社唱赞歌，指出其缺点的彭德怀、张闻天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首领。哲学上批判“合二为一”论，只能讲“一分为二”、“斗争是绝对的”、“对立是绝对的”，因此，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阶层分析，只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唯取四个字：阶级斗争”，而且是敌我矛盾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同日本帝国主义斗，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斗是正义的。但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为指导，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向党的干部和人民开展斗、批、改。这样与人斗，其乐无！穷！！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平衡，否定“天人合一”的人是自然一部分的子系统的系统观，造成重大水旱灾害，遭到自然界无情报复。这样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违反农业生产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农业资源进行掠夺式经营。这样的与地奋斗，其乐无！穷！！（http://www.yannan.cn）
6、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片面性。强调成绩、光明面是必要的，但忽视风险、阴暗面，常有弄虚作假的新闻
最典型的文革中的宣传口号和流行歌曲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而实际上济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上为“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但是 ，10年中报刊、广播永远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到处莺歌燕舞”、 “不须放屁”。文革前有一年为了在宣传上达到粮食连年增产、完成计划的“形势大好”的效果，在粮食减产50亿斤的客观现实面前，国家计委农业局的官员想出改变统计指标内容的办法，将“粮食”特指粮食的国际通行的定义，改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定义：“粮食”包括谷物粮食、豆类和薯类，从此以后，大豆、小豆、红薯、马铃薯全算作“粮食”，当然 ，报刊上是不断地宣传粮食连年增产，包括减产50亿斤的那一年。文革中和以后宣传报道和上级统计中，一直存在着统计数字失实的严重问题。例如在《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统计局的耕地面积数字就有两个数字：14.3亿亩和19.5亿亩。各省上报耕地统计数字之和为14.3亿亩，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实测和航片测定的数字为19.5亿亩，相差30%以上。这样的不准确的基础数字，怎么能保证推广科学地合理施肥、科学用水的农业技术改革措施的实施，怎么能保证国家对不同增产潜力地区的合理投入。山区A县的耕地统计面积是43万亩，上级退耕还林面积为20万亩，但是，实际耕地的区划统计数字是143万亩，大量地造成水土流失、理应退耕还林的山坡地仍在耕种，并未退耕。由于担心多报耕地多交税，而不敢如实报告，也不能获得国家政策可以付给农民退耕还林的补贴实惠。至于GDP增长速度，每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绝大多数省的增长速度都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长速度，1998年各省加权为9.7%，而国家统计局数字为7.8%，相差2个百分点。这样重要的数字为什么不准确？除了统计方法等原因外，是否“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干部考核机制、省地县排队列序的评比方式有负面影响？至于作为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公开宣扬的“一要发展，二要真实”的论调，我在1997年就写了文章提出“不要再交吹牛税”、“要真实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程维高的不真实的发展数字既害人，又害己，于党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许多贪官走向毁灭的第一步就是说假话。如果说假话还能升官发财，那他就大胆地继续往危险的悬崖滑下第二步、第三步，直至身败名裂。
再如改革不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而采取逐步推进的增量式渐进改革战略，使我国经济在社会振荡较小的绝大多数居民受益的背景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是下降，而是不断上升。这是伟大的成就。但是，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与环境保育，在社会道德和环境污染方面付出了过高的成本与代价。按绿色国民生产总值GGDP计算，从GDP中减去资源耗费与环境污染损失，中国的GGDP又需减去2个百分点。同时，经济基础的双轨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审批权限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法则、商品交易规则并存。双轨制的价格、垄断行业与市场经济的各类产品、价格及各种配额、额度、项目计划列项、工商、民政登记、管理费及罚款标准、土地等稀缺资源开发的批准、贷款，环境卫生及检疫标准的检查、质量检查等等需要行政权力批准的“资源”、动用审批权都可以变化为钱，进行权钱交易。近年进而发展到买官卖官、按质（回收期长短、赢利额多少）论价。转型期遗留的过份庞大的寻租空间创造了有利于以权谋私的客观环境与便利条件，出现了理应避免的制度性体制性普遍性的严重腐败病症。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元化领导下出现的领导权力绝对集中，正如泰安贪污集团头子、原市委书记胡某所说：“到我们这一级就没人管了。”没有监督又缺乏自制力和自我改造的自觉性，由猴子变成人而残留于人心中的兽性大发作及私欲、人性之恶急剧膨胀，最后毁灭了贪官本人自己。对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必然出现，以及社会、政治方面潜在的与现实的问题，包括加入WTO对农业、经济、社会（如就业）的不利影响、对党的建设的新的考验与危机，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有备无患。承认风险，才能正确地对应风险，战胜风险。闭目塞听，否认风险，潜在风险必将转化为现实风险。（http://www.yannan.cn）
7、对知识、知识分子尊重还是蔑视？对游民文化、游民无产阶级是歌颂还是批评？
从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始，长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是怀疑、蔑视甚至敌视态度。文中认为“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留学生”，属于“反动派知识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属于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而“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毛泽东认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9页，1951年10月第1版）20年代的对待知识分子与游民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延续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使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的反文化的大革命闹剧；大量珍贵文物、历史典籍、学术名著付之一炬，并使年轻一代丧失了学文化受教育的机会，只得到打砸抢烧杀的武化教育的熏陶，不少年轻人和社会的道德沦丧。反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愚昧、反动的思想影响是必须克服的。在新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内，已经出现了新的知识无用论。小孩子从生活中体会到“有个当大官的老爸，可以权换钱”，“有个大款老爸，钱用不完”。已有富翁之子用百元大钞作大便手纸的事例。辍学经商青年骑着摩托车回学校宣扬：“你们读书，有摩托车吗？”读书多年的博士、硕士，现在也面临能否就业的现实问题。新一轮的重新认识知识价值的争论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悄悄地展开了。
对于游民文化，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革命的正面文化，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从各种演义、武侠小说到今天的此类电影、电视剧，实际上是中国儒道佛教以外的第四教，潜在的负面思想影响极为深刻。为了结拜兄弟的义气，可以横将杀去，排将杀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我是流氓我怕谁”。失去宗法体制和社会约束，游离于社会正常组织、秩序之外，形成了游民心态的游民知识分子，写出各种宣传游民文化的小说、剧本和电视剧的原作。对游民无产阶级反抗社会的革命性，任何暴动、起义、造反的勇敢带头冲锋的精神，革命战争时可以引导、依靠、利用，但必须警惕其严重的破坏性。游民与皇族是社会最不稳定的两个社会阶层，可以互相转化，皇族失败成为游民，游民造反成功就是皇族，皇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实际上相通。对“该出手就出手”、“不能温良恭谦让”的暴力歌颂，简单化、绝对化的“造反有理”、“替天行道”，披上“唯取阶级斗争四个字”的革命理论外衣，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扭曲、变形的中国化。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基本道德、丧失了良心与正义，失去了道德或宗教的自我约束与自律，又缺乏独立的司法监督与舆论监督，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靠自己领导的纪委监督自己是极为困难的，因此难免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制度化体制性腐败的染缸环境的不良机制。这些官员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游民文化的抢钱、抢女人、抢当寨主心态的现代版本。当前，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批判游民文化，防止这种游民文化在一部分失序游民中成为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思想基础和社会不稳定思想根源与为非作歹的教材。（http://www.yannan.cn）
8、对干部与儿童的道德要求与伦理规范不能颠倒要求；防止出现生活中出现过多的两面派，双重性格人物
现实中要求儿童学雷锋做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确系很高尚很远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学生懂得不要向动物泼硫酸，要爱护动物，还公开地反复地教育首都的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学会说三句话：请！谢谢！对不起！”但是，生活中似乎还没有很多成年人学会说这三句话，反而在公共汽车上可以听到极为难听的吵架中的骂声。对小孩要求很高，对大人要求又很低，出现了道德要求、伦理规范的反差。
现实中对小学生有很多条难以记住的守则；对市民有四个字一句的排列有序的很多条也难以记住的很全面的市民公约，对道德建设有上百项的评判指标。而对官员的令人厌恶的腐败行为的要求是“反腐倡廉”。“廉洁”是公务员的最起码道德标准，而只是“倡”、提倡提倡而已。“腐败”是违法、犯法的罪行，只要“反对”似乎就够了，是否标准太低了。因此，将受贿赃款上交（是否全部？为何接受？不得而知）的公务员可作为廉政、清明的典范而受到表扬。程维高作为省部级高官可将党纪处分抵消国法追究。他迫害、诬陷、打击揭发人是否犯罪，是否应追究。
生活中出现了一批典型的两面派领导人物的讽刺剧形象：在北京“学习孔繁森”的报告人是大贪污犯陈希同；在世界反贪污大会上代表中国北京介绍反贪污经验的是大贪污犯、自杀了的王宝森；在江西当副省长、“三讲”讲得很出色的胡长清最后被枪毙；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目中讲述由少数民族苦孩子成长为自治区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由于贪污被判死刑；河北省丛福德被“双规”的现场是他在一个地区宣讲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会场上……现实生活中的贪官都有一副伪装，都有“画皮”式的双重性格，里外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对人对己不一，实际上男盗女娼，都曾在舆论上公众中为他本人树立起了道德、党性、公仆、领导的高尚牌坊，这种身教的效果远之胜过言教。在北京22路公共汽车上，我亲眼听见两位七、八岁的小女孩的 谈话，一个问：“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另一位女孩严肃地回答：“谎话只能说两次！”诚实这个最起码的道德，从最值得尊重的省委书记和最纯洁的儿童心灵中消失了！责任在谁？在社会，在失败的道德教育中，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丢掉了最基本的诚实品德！以虚伪的两面派的道德说教又同时腐朽生活的身教，破坏社会道德环境。他们对自己不诚实，对人民不诚实，对党对国对民族不诚实。（http://www.yannan.cn）
9、长期忽视对人的关怀与尊重，要真正信任、关心人，以人为本，为民执政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真正以人为本。因此，要改变将人看作工具，而且是“驯服工具”，“螺丝钉”的不准确判断；更不能将人在政治运动中当作“牛鬼蛇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不是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狗。要对所有的人，包括罪犯的人格的尊重。从官员到执法队伍的所有大小权力的人，需要把没有实权的知识分子、普通贫民百姓，直至犯罪嫌疑人，甚至死刑犯都当做有人格尊严的人。
过去在编制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没有人民福利、居民收入的内容，见物不见人。在发生1991年莫斯科的“八·一九”事件那一天，我正在苏共中央党校参加中苏哲学家“科技·社会·人”的学术讨论会。在坦克隆隆声中，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很郑重地要求把会议原定的名称改为：“人·科技·社会”。他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 ：“苏联的历史教训是忽视了‘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呢？重视科技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把人放在最前面，最重要的位置上，要真心地真正尊重人！”他还指出“苏联落入今天坦克进城，开进红场局面的教训是我们学术理论界忽视了阶层分析，社会上实际存在着利益不同、心理思想状态不同的阶层，学生就是一个阶层。我们长期以来只进行阶级分析，开展阶级斗争，重视敌我矛盾与斗争。后来又认为消灭了阶级，只有帝国主义间谍的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敌我矛盾，仍然忽视阶层的分析。”他是把不进行阶层分析，未能及时调整不同阶层利益关系造成社会矛盾，又忽视和妥善处理阶层矛盾与人际关系，看作出现苏联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行反思后，他对中国学者的建议是：“尊重人，重视阶层分析。”值得我们反思过去的教训，正视他指出的苏联也是我们所犯的共同的失误：从斯大林、王明到文革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有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非友即敌的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的人为夸大；比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为名的“肃反扩大化”；比斯大林农业集体化代价更高的人民公社化，付出了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血的代价。可是，理论界连周扬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也要批判。过去的历史教训不应遗忘。因为赫尔岑讲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忘记过去就是背叛。（http://www.yannan.cn）
10、认真学习、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人民与领袖、英雄与时势的关系
分散的小农不能代表自己，必然祈求出现英雄、领袖作为他们的代表；他们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必然祈求清官、明君、救世主、神仙将他们从苦海中解放出来。因此，正是农民自发地将领袖比作东方升起的太阳、大救星。中国农民、工人、各族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用不同语言共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靠什么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外国人都不唱了，中国农民还用中国话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来没有救世主，但是中国人的心中有“大救星”；用兵“真如神”的“四个伟大”的恩人、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袖。有这样的群众，这样的思想基础，才能出现文革中的狂热的个人迷信。而柯庆施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才敢于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提出：“对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杨成武也提出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精神，违反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脑袋长在自己身上的教导。宣扬个人迷信在内心深处阴暗的目的就是林彪在古书上的眉批：“得一人者得天下”。“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571工程” ，正是他们不能公开见天日的纲领。而公开的宣传手法是“最高最活”、“顶峰”的“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神人，不断制造个人崇拜的神话，最终是为了阴谋夺权。
当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专断、绝对权力畸形膨胀时，不可能进行民主的科学的正确决策，对反修防修只能作出主观的唯意志论的错误判断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决策。这是人民、党和领导核心层都迷醉于个人迷信观念，远远脱离历史唯物论，结果出现历史悲剧的认识论根源。党内、国家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不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与保留，任何重大决策不经过不同方案的比较与选择，不经过对其正面与反面作用、效果的全面评估，在出现严重失误、风险的现实问题面前不承认事实、不及时修改原有方案，一直以最高领袖脱离实际的几句最高指示为铁的规则、金口玉言、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的教条，而且必须与最高指示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份子。这样必然造成象文革那样的全局性长期性的巨大损失。因此，必须重新学习、宣传历史唯物论，真正理解“三个代表”的实质是为公、为民。而某一个党员或领导人不一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批判50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就很难说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很难说始终代表先进文化；造成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化也很难说始终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关键是为民、为公，人民是否得到实惠、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的实践，而不是拘泥于维护某一位领导人个人威信，图解、诠释、诡辩本来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某一句最高指示。总之，真正从思想上清除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观念是长期的艰巨的困难的任务。（http://www.yannan.cn）
11、结论
150年以前的1853年，恩格斯在致魏斯迈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进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8卷，第587-588页）。
在中国过去的50年中，是不是象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多次进行过“不是时候的跳跃”，而且“我们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讲过“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恩格斯预见的“不得不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并“实行跳跃”的大跃进。“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还要违反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实行“这样做还不是时候”的跳跃。恩格斯很尖锐地指出：“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出路。”
中国50年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代价是高昂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教训是深刻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是失误也是痛苦的。对50年发展、25年改革的历史进程，我们理应反思，一切失误的思想根源都是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 。如果我们能真正接受历史的沉重教训、认真学习和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中国一定能够走上一条符合国情民意、符合客观历史、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光明出路。如果背离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就可能出现失误和反动，被视为“怪物”与“笨蛋”。
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正确地准确地宣传和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决地反对各种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毛泽东在48年前强调的“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辨证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19774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坚持自然辩证法，反“左”防“左”是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的最好的实际行动。（http://www.yann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