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的“红卫兵”— 新的极“左”派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反修”理论
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附近由美国极“左”派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经营的“革命书店”中，展出的报刊、书籍，继续宣扬“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还在号召“反对修正主义”、煽动打倒“资本主义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党”。矛头直指中国的党和政府。他们认为“在修正主义国家里宣传真正的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重大的战略挑战”。还极为荒谬地认为“‘文革’绝对没有失败，整个运动还没有完。修正主义虽然掌权，但修正主义根本是没有前途的。”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是一场浩劫，是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结论得到了从经济崩溃的边缘与苦难深渊的“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完全赞同。但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新的极“左”派坚持“文革”理论，他们实际上是老的或新的“红卫兵”。“文革”阴魂不散或未散，真值得警惕。
二、 警惕新的极“左”派煽动、酿造破坏社会稳定的“造反”行动
美国新的极“左”派的《革命工人报》污蔑 “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中国正贬降为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使过去有关‘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论断，有了‘从走资派到法西斯专政’的进一步的补充”，认为“中国废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蛮横、倒退，把社会主义变质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作为”，还公然提出“中国人民的造反：修正主义的危机”，企图再煽起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认为“只有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
《革命工人报》公开攻击中国成功的农业改革，认为农村“在分发集体所有的资产时，难以想象，在世界历史上，会有任何特权阶层曾以更低的价钱买得更多的东西。在今日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已经形成并继续发展，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农耕制度（往往具有国际联系），而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属于前者的支离破碎的贫农阶级。”攻击中国“迅速地、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并把中国经济置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及市场制度的主宰下，尤其是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对政府失去信心等等，是一个危机深重的病态社会。”还提出“若想脱出今日这个灾难深重的困难局面，唯一的出路只有再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推翻修正主义，把外国资本赶走，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关系的罗网。重组工农各业，克服社会两极的巨大分化。建立一个受人民控制的新政府机构。”公开反对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的改革、开放政策，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妄图颠覆中国的政权。可见新的极“左”派理论的恶毒用心。
三、 美国有的学者提出，要警惕“文革”极“左”理论借新的极“左”派之尸重新还魂、死灰复燃，在中国，极“左”比右更具危险性。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有一个认识误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是敌我矛盾。而现在的新的极“左”派理论绝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认定中国是“修正主义的党”、“资本主义复辟”，某人是中国的赫氏、戈氏，煽动发动“文革”式“社会主义革命”，颠覆中国现政权，要求无情地揭露和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的极“左”派理论，绝不是什么一般方法问题，更具有现实危险性。右翼自由主义者要求“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言论。如果中国当局拟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就一定要防止陷入新的极“左”派设的“理论陷阱”：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入手启动，再进一步追查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根源、阶级根源与思想根源，重新引发“改革开放”政策与“资本家入党”决策是“姓社姓资”、“姓马姓修”的理论争论，最后将必然延伸到深入批判、查清、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证明“文化大革命绝对没有失败，整个运动还没有完。修正主义虽然掌权，但修正主义根本是没有前途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于搞早了，现在搞正好，一抓就是一大堆走资派。”因此，中国一定要警惕以各种形式复活的“文革”极“左”理论的危险性，特别是新的极“左”派理论。
四、 正视在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弱势群体、两极分化、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妥善地处理，同时有必要深入批判“文革”的极“左”理论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游民文化影响深远，“不患寡而患不均”，弱势群体对贫富差距、不公平的暴富、以权谋私的腐败反应非常敏感、激烈，极容易接受各种极“左”的理论观点的煽动；受了近千年的“游民文化”思想影响的游民，“该出手时就出手”、“造反有理”、“打砸抢”变成了合法、半合法的行动，甚至可能出现不同规模的动乱。
因此，中国要警惕在特定条件下，美国的新的极“左”派理论与“文革”理论、游民文化内外勾结、互相融合，以煽动性很强的平均主义、“反资反修反帝”的口号，挑动弱势群体，特别是游民阶层，冲击、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建议中国在经济上要特别关注失地农民、失业工人、破产股民、低收入退休职工与复员军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落实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同时有必要在思想上深入地批判、揭露新的极“左”派理论的危险性和“文革”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实质，以教育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教育新干部，特别是有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走上重要岗位的干部，因为他们并未真正对“文革”理论深入批判、并未清算自己当年过“左”激烈行为的危害。因此，他们的思想基础极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美国新的极“左”派理论的影响，有的人会成为新的极“左”理论的代言人和代理人。邓小平讲得对：“主要是反‘左’”。
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时，应当重温48年前他的教导：“必须注意防“左”。 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坚持防“左”反“左，”是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的最重要的实际行动。
2003年10月11日
作者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