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更深刻地剖析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竟然出现十年封建法西斯的原因与根源？深刻的反思开始了吗？多大范围？深度如何？有没有真正的历史的罪人？谁是真正的历史的罪人？
199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和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我都看到了收集齐全的“文革”中的传单、小报的复印件，装璜精美。像我们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一样大小，一本又一本，从书柜下面摆到接近天花板的柜顶。我说，很羡慕你们收集“文革”原始资料的完整性与公开性。荷兰的汉学研究中心Vermeer教授说：“欢迎你来研究文革。”他送给我一本该所的期刊，第一篇文章就讲到他在“文革”期间如何按照最高指示、手捧红宝书到荷兰农村去，想发动农民闹革命，以及他的失败。他没有忏悔，却在思考，还在收集中国30 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的文章。1999年10月我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对面的“革命书店”里，看到了中、英文的革命书籍、杂志、传单。书店主人是美国人，激情地向我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现在他们在亚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实践，还继续肯定“四人帮”，在桌上陈列着一本书，书名竟然莫名其妙的是《Mao makes Gang of Five》我问他：“能不能为你照一张相？”他说：“等一下。”然后，他郑重地把藏在抽屉里的很大的毛主席记念章挂在胸前，右手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摆好当年红卫兵的标准姿势，才让我“咔嚓”。他没到中国来参加“文革”，不必忏悔也不会忏悔，他仍在思考，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模式在分析与判断、思索与实践，只是书店生意比较萧条。（http://www.yannan.cn）
外国的“红卫兵”和《南方周末》的‘忏悔录’无形中打开了记忆与感情的闸门，它早已被我用“宜粗不宜细”、“向前看”的思想自觉自愿地封存多年了。在1966年的红8月，我针对当时极为流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写了自己的大字报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重在表现。”决心背叛自己起义军官家庭出身，以实际行动紧跟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八机部政治部王主任、宣传部廉部长单独谈话的启发，向他们指点的或农机院党委布置整理材料的“黑线”开火──写了几张大字报，同时也表态要同自己的父亲（国民党110师军需处长，淮海战役起义）和母亲（小学教员）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我的大字报伤害了农机院的一些好同志，我深深感到歉意，我不把责任推到上面更上面，我承认我幼稚、有私心、也想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自己的革命决心、背叛反动家庭的坚定立场。但是，我没估计到我的父母的命运如此悲惨。
文革20年后的1986年，妹妹姚蜀平在美国大学作为客座教授时，写了一篇《儿女祭》，在海外发表。又过了13年，1999年9月在《思痛母亲》一书（中国戏剧出版社，者永平主编）摘登了。她写道：“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做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一件完整的遗物 ──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
在北京第六医院停尸房，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我妹妹“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都让血迹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当她被扔上卡车后，我蹬上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http://www.yannan.cn）
可是女红卫兵却说我母亲的死因是“高血压”。在我问那位抄家的负责人、外馆中学的很清秀的女红卫兵：“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报告死因。”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母亲可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此时此刻，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又过了一些年，在1990年参加‘苏联农业改革：问题与前景国际讨论会’后，从莫斯科回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北欧国家驻华大使的夫人，拿着一本英文的讲“文革”中家庭遭遇的书，询问我和一位苏联工程师、另一位蒙古副博士的家庭是否出现过类似的不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睁大眼睛，盯着我们深情地说：“我们欧洲人也打战，多是同外国人打。挪威人反抗德国人侵略，法国同英国打过仗，英国又同德国打过。”然后，以充满着同情与疑惑不解的目光盯着我们问：“为什么你们自己这么残忍地打死自己人？而且事实证明死者是善良的好人。”这位大使夫人一连问了我们三个为什么：“Why?Why??Why???”我们三个不同国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沉默不语。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一直在我思想中回旋，逼使我思考，我一直在探求能使人心服口服的答案。但是，又使我产生了更多的问题。（http://www.yannan.cn）
我们赞扬德国领导人比日本领导人敢于正视历史的真实，敢于承认二战中德国的罪行，敢于向受害者的陵墓下跪。因为他们真心认错，良心不平静。可是，为什么我们“文革”中的“英雄”或打手，始终不忏悔，只要自以为“口号是革命的”、即使手段是残酷而卑鄙的、后果是悲惨的无法弥补的、但是却能永远使“良心是平静”的呢？那位十分清秀的外馆中学的女红卫兵，低着头撒谎说我母亲是“高血压”死的，她一定想到66岁老妇人被毒打、屠杀后的鞭痕与伤口同高血压毫不相干。为什么不敢承认是“革命行动”？杀人后的第三天，未泯灭的良心已经使她心灵平静了吗？现在，她和那些研究院、学校直接间接参与杀人、逼死人的红卫兵，良心仍然是平静的吗？余秋雨先生“反对混淆了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使真正的罪人也会因忏悔和揭发有功，成为历史的发言人。”（《南方周末》2000.4.28.）余先生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么，谁是真正的罪人？有没有真正的罪人？如果混淆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是不行的，那么还有没有道德界限、良心界限呢？茨威格40年前说过：“从未有过象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昨日的世界》第2页）“文革”中杀了无辜的人，可以无罪，不必“全民忏悔”和个人忏悔，那么杀了好人在道德法庭上道义上有罪没有？如果道义上也不能定罪，在良心法庭上能永远平静吗？
看过一位美国作家的书说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德国人是“自愿的行刑者”。如果说我在“文革”中贴大字报，是自愿的行刑者，那些打人杀人的体现封建法西斯的“文革”本性的红卫兵式的“英雄”更是自愿的行刑者。我想，后来我们和许多善良人的请罪认罪、自我精神鞭挞还是自愿的受刑者。也许不仅我自己。二战后，朗之万向爱伦堡说过：“过去的一切是惨无人道的，但最惨无人道的可能还在未来。”如果日本人还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从不对侵略中国认罪。今天日本的军事实力位居全球前茅，能不令人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再“进入支那”吗？会不会出现更加惨无人道的屠杀？如果人们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摆脱封建法西斯的本质，不承认痛苦的时代是痛苦的，那么将来是否可能再现某种形式的封建法西斯的悲剧？我们现在比过去是幸福的，因为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生活在能够对历史进行思考的年代。爱伦堡说过：“谎言是到处存在并具有无限权威的，但是幸而它不是永恒的。好人会死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遭到戕害，但真理最终会获得胜利。”（《人·岁月·生活》<6>，217页）对于人民、历史和真理，毕竟是逐步胜利的时代。可是，回忆过去的时代是不是痛苦的，总可以吧？如果真的都是“无怨无悔”，还要忏悔什么？（http://www.yannan.cn）
我们不断地重复“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教训外国人要“以史为鉴”、“鉴往知今”，防止历史重演。为什么不能更深刻地剖析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竟然出现十年封建法西斯的原因与根源？为什么一个历史这么悠久、文化如此深厚的古国，竟然出现了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十亿人自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文革”后一些领导人和学者的判断、分析、深思是极为深刻的，象邓小平提出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倡社会主义民主的指示、李维汉提出要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建议、万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封建残余结合可是个祸害的论断等，是深层次的分析。如果不具体落实这些指示与见解，是否会放纵、容忍“文革”的某些毒草思想的再生与复活？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文革”的无政府主义、‘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根本不听党中央、中纪委三令五申的造反派脾气，就是把全民所有制的资产蜕变成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的封建主义王国，化公有为私，中饱私囊的贪污，类似于文革中的抄家夺权的遗风。这也是“文革”中毁灭了一切道德原则、人道主义和良心后的难以救药的后遗症。他们在“文革”中流失的良心与灵魂尚未回归。约里奥·居里在斯大林逝世五年后问爱伦堡：“您一切都明白吗？我想过很多，但最后还是不明白。”文革过去34年了，现在《南方周末》也正式辟“忏悔录”专栏，您一切都明白吗？我还是不明白。
忏悔，开始了！思考，开始了吗？深刻的反思开始了吗？多大范围？深度如何？别林斯基说过，诗人“有权维护高尚的人类天性，他也同样有权追究使人变得畸形的那些虚伪而不合理的社会生活的原则。”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民，有权冷静地思考‘最后还是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包括余秋雨先生反对以‘全民忏悔’的旗号，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使真正的历史的罪人成为历史的发言人，这样的深层次问题，我不明白：我或者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是不是真正的历史的罪人？如果真正的历史罪人只是我们，我还在“文革”中被错误地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外还被打瞎右眼，家破人亡，那么真正的历史罪人，除了我，还有没有别人？有没有真正的历史的罪人？谁是真正的历史的罪人？（http://www.yannan.cn）
我忏悔了，我思考着，我仍然回答不了大使夫人的“Why?”、“我想过很多，但最后还是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