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了，但是中国媒体对这场两国对话的关注余热未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幕致辞中对中美关系“决定21世纪”的描述，奥巴马与国务卿希拉莉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等在多场活动中的友善互动，让中国舆论界颇为振奋。
最近几天的讨论中，话语权平衡、“G2第一步”、“不见美国霸气”等成了热门词汇。一些国内评论人看来，中美进行平等战略对话的实现过程并不乏曲折。远的不说，2005年美国原副国务卿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戴秉国在北京举行过首次在政治外交问题方面的对话。当时中国已提出使用“高层战略对话”来描述该次两国高层会晤，但是美国认为“战略对话”这个名称应保留于与盟国之间的对话。
出于对日本的考虑，并且也代表了美国当时对两国关系重要性的评估结果，这个副国务卿对副外长级的对话机制，中国这头叫“战略对话”，美国叫“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同一个对话机制，不同称呼法。不过，一年后美国新任财长保尔森上任，提出建立经济领域里的部长级“战略经济对话”。
在这个新机制中，两国财长分别以两国最高领导人特别代表的身份参会，而且规格阵容也更大，其受关注程度与层级也就盖过了“战略对话”/“高层对话”。直到最近举行这场“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与”字将“战略”和“经济”分拆，经济对话与战略对话并列，两国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战略对话伙伴。
在当前的形势下，扩宽与提升对话层级有其必要性。中国经济实力与中美经济上的亲密纠葛，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已经使美国不得不重视中国。在另一方面，过去100年里超级大国崛起无一例外不是伴随着剧烈冲突与灾难的历史教训，也要求中美双方审慎处理彼此关系。诚如奥巴马所说的，中美关系决定21世纪。
不过，从此推演出中美共治时代已经来临，恐怕值得商榷。中国著名的中美关系专家朱锋上周受访时就指出，G2只是一种“媒体概念”。他认为，中美之间综合国力依然悬殊，政府的头脑是清醒的。
与中国学者谈话，有时能够听到他们对中国国际地位骤然提高的感慨。他们说，中国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发展大受关注，其实也就在2003年左右，“好像一夜醒来我们地位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要崛起了”。此后，中国地位被拉抬的速度不断加码，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显然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就这几年内，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不断涌现新说法，从一种威胁，到不情愿承担的大国，到去年底美国学界抛出“G2”，或称“两国集团论”。
中国的“被G2”，这结果对中国并非没有好处，政治地位高涨对于带动它各方面发展能产生无形的助力，但是，将视角从国际舆论所给予的光环上移开，不能不看到中国仍面对严峻的内部挑战。金融危机在美国国内造成很大伤害，对中国来说何尝不是？艰难的出口转型还有待完成，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1%，但是其中相当成分来自于信贷的大幅增长，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楼市股市齐高，资产价格泡沫重现的风险在加大。
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社会潜藏的不满情绪在累积，边疆民族地区去年与今年也相继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与过去相比，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直接批评与指指点点大为减少，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改革推动力也在递减，这时候，中国改革愈发需要依赖内部的动力与决心。它能利用当前比较友好的国际环境推进必要的改革，才是决定“G2”几时真正到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