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国庆节）发生了三个事。一是央行松弛了房贷的信用；二是明确勒紧了地方预算；三是外围市场动荡。
对第一个事，有人理解为“刺激”；对于第二个事有人理解为中央不救地方债，担心刚兑打破，相互践踏，一地鸡毛；对于第三个事，主要是担心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能为市场所接受，境外股债的高位平衡被打破，形成双杀。
前两个事单一地看，都有点道理，合在一起又觉得矛盾纠结。
我看目前的局，有两点我是坚信的。一直以来，决策层对经济增速的最大担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就业，一个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个人的体会，上面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基本是统一了，否则“新常态”是出不来的。
一是就业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即从需求主导转向供给主导，抚养比一阶拐点已过，每年适龄劳动人口缩400-500万人，所以07年23%的名义经济增速才能实现了1200万人新增就业，而当下8%的名义增速，前8个月就实现了1000万人新增就业。每年几百万人就是“填坑”。
供给主导的就业市场的特征是，与短期因素无关，尽管经济下滑，但就业不会恶化；与总需求“脱敏”，增长与就业呈现脱节趋势。意味着名义增速还可进一步往下放，大投资肯定是没戏了。理论上讲，只要平减指数疲软，实际增速稳定在7%附近不是不可能（大家都会算）。
二是只要金融稳定，经济就能摆脱“硬着陆”的预期。官方语境叫“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怎么可能中央放任地方债务一地鸡毛呢？
从历史经验和体制逻辑角度看，只要金融被某种程度地隔离保护，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低。当经济下行加速时，如果金融部门具备再杠杆能力，能将信用快速导向受益结构性政策（财政贴息、减税）的方向，形成有效供给，就能相当程度对冲过剩部门和高负债部门萎缩的冲击。我深信并感知，隐性的一系列货币金融的机制都在形成当中。尽管我们不能明说，影影倬倬，犹抱琵笆，数据上是云山雾罩，但是它确是真实存在。
比方说现在央行松了房贷限制，银行也未见得意愿贷，未来地产资金维系可能越来越倚重于类“两房”的机制，然后央行或影子央行来购买MBS的债券。这样的思路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果你能确认有这两个基本认知在，再回头去体会当下的宏观政策以及“新常态”，纠结便能释怀很多。
当下所有着力于需求端的政策，感觉上都只是对经济下行的一种“事后”确认。这个感觉与之前的“刺激”微妙差异，诸君体会。简单讲，以前是不让它下来，怕它下来，而当下是它一定会下来，想办法给个“缓冲垫”，别摔死了。
这种差异对投资配置的影响明显。诸君之后对所谓“刺激”的理解应慎之。
我们一再强调，当下支撑股票上涨的因素皆来自于供给端。
供给端的收缩引致无效需求下降，资本支出持续减速引致人工成本和财务成本明显下降，营收减速但利润增速开始出现，当年日韩转型期皆出现过相似的经历，股票估值的分子可能是改善的；
无效需求的萎缩，加之企业自由现金流正向，债务融资需求下降，无风险利率可望趋势性下行；
杠杆的部门调整（中央部门信用的扩张）以及广义货币当局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使得国家的尾部风险开始降低，股票风险溢价下降。
债券可能走的是“牛平”的状态，即由于需求内生萎缩，长端收益率的先下，然后倒逼短端下行（货币政策处于对需求萎缩的事后确认的状态），这是一种缓慢释放风险（减杠杆）的节奏。
无风险利率下行与风险溢价下降是两个同一层级的结果，而决定这一结果组合的恰恰是政策的选择。
我感知，国家很大概率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尽管前面不确知的东西还很多，但应该会越来越少。
市场应该正在解读这种认知。这反映在商品、股票和债券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过去股票和商品正相关，和债券负相关，而现在是股债双牛，与商品的走势持续背离，趋势上看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
对第三个事的担心，不是不存在，过去40年，每次美元升值波段，皆引致全球市场大的动荡（跨境资本流向），但我模糊感知这一次历史可能不会简单重复。原因是全球基本格局一些要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点。
一是支撑“大缓和”（上世纪80年代至2007）的基础性条件：过剩储蓄，迅速消失，至少在印度因素成为现实前，这是一个事实。意味着全球潜在增长中枢下了一个大台阶，“低增长、低通胀”或是全球的“新常态”。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保持在3%以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美国明年加息的可能性很大，但持续升息的空间可能有限。
二是全球的经济板块发生了重构，G2的格局事实上已难以改变。官方的语境叫“利益攸关”，也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织在一起。再过十年，G2的体量可能接近全球的35%，这样的结构客观上会降低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剧烈程度。只要一方不发生崩溃性的错误，大规模的资金外流场景概率并不大。我们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什么最近几年外汇占款的缩减，更多体现为外汇存款的上升，而非资本外逃离境的发生。我个人的不成熟理解，可能需要在全球G2结构下来认知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这个比巴拉萨-萨缪尔森的框架要复杂得多（小国经济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