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框架：国家内部利益分化
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例如， Herman Wouk的Thucydides Trap，1980）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主权国家的内部利益是一致的。格雷厄姆·艾利森、米尔斯海默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也都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其分析的基本假设。与其对应的，则是代表全球化的国际分析框架，以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为代表的“中美国”（Niall Ferguson的Chimerica，2007），即G2框架。
川普上台后，反全球化占上风，全球化流派几乎完全淡出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修昔底德陷阱”几乎成为所有国际关系分析的基础，这和中国外交圈的主流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热衷于搞‘中美二重奏’，鼓吹所谓‘中美国共同体’和‘中美G2时代’，企图搞什么‘中美共管世界’，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是十分天真和有害的”，中国应该“少谈一点‘中美二重奏’，......应着力推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当前特别是20国集团）共商国际大事，共同管理国际事务。”
这一基于非全球化条件的判断，极大地限制了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选择空间。冷战和新冷战的重大区别就是，冷战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新冷战是主权国家-部分利益与另一部分利益之间的竞争。美国内部大分裂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获益和劳动受损。
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美国内部利益分裂一定会通过全球化投射到国家的竞争格局中。主权国家的内部冲突，特别是头部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必须纳入新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普京是真正的战略高手，他不是选择和美国合作还是对抗，而是选择和美国的谁合作、和谁对抗。中国也必须做出类似的选择，为此我们就要像普京一样区分“两个美国”。
任何现代产业都可以简化为资本（虚拟）和劳动（实体）两个虚实相生（用会计的语言就是负债与资产相等）的结构。旧冷战时代，这一结构在空间上的投影与主权国家是相一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化，导致资本和劳动在空间上和主权国家分离。为了赢得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最廉价的资本必须和最廉价的劳动结合。这就导致主权国家在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还是劳动利益最大化上产生结构上的冲突。
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一个国家劳动的竞争者，可能是资本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矛盾的利益关系，突出地反映在资本最强的美国和劳动最强的中国的关系上。最廉价的资本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者。两者的组合，使中美分别成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劳动）里最大的赢家。
美国的例子是特斯拉：没有和中国劳动结合之前，马斯克差一点濒临破产；和中国劳动结合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首富。中国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没有和美国资本结合前，捉襟见肘，无人投资；和美国资本结合后，一飞冲天，中国首富。美国银行的一位策略师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GDP与美国标普500指数的相关性为90%。这些公司80%的利润得益于过去30年的全球化。
中美贸易战爆发源于主权国家的利益竞争——中美都不愿向对方让渡对这一结构的主导权。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自己对对方的依赖——中国开始寻找美国资本的替代，美国则寻找中国劳动的替代。具体表现为中国开拓美国之外的替代市场，美国则寻找越南、印度作为中国商品替代的来源。随着中国资本（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逐渐强大，和中美市场规模接近，美国资本对中国劳动控制力下降，中国对美元资本的依赖逐渐减少，中美资本和劳动的互补关系开始减弱。
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目前，中美关系站到了竞争还是互补的分界点上——竞争占上风，则全球化亡；互补占上风，则全球化存。反全球化这几年的实践——中国限制美国资本进入，美国限制中国商品进入——表明，两国选择的替代者都是次优的。因为，美国有世界最便宜的资本，中国有世界最便宜的劳动。只要放开中国劳动和美国资本结合，其合体在全球（包括中美）就一定是无敌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两国内部都有支持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如果我们在国家内部区分资本和劳动两个对立的利益，2G共治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就变得真实而可行。在这一框架下，对美是合作还是竞争，就不再是“二选一”的问题，甚至不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中国是在和美国国内的哪一方竞争？应该和哪一方合作？
答案是美国的虚拟经济是中国的朋友，美国实体经济是中国的敌人。中国要与美国合作，资本就要做出牺牲（开放资本市场）；美国要与中国合作，劳动就要做出牺牲（开放商品市场）。美国内部分为两个利益，代表美国资本利益：拜登+华尔街+资本家；代表美国劳动利益：川普+军工集团+工会。因此，只有拜登可能合作，川普不可能合作。这是因为美国资本是中国劳动的朋友；美国劳动则是中国劳动的敌人。中美矛盾的激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化中属于受损的一方，而川普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代言这部分人的利益拥有巨大的选票。
在川普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看来，只有退出全球化，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同“中美国”竞争。打败美国的资本，就要同时打败中国劳动。因此他们的主张是和中国完全“脱钩”。美国资本虽然与中国劳动存在共同利益，但也担心产业链过于集中在单一主权国家会使劳动一侧拥有全球化的主导权。对美国资本而言，在中国之外建立竞争的产业链，才能保持资本对全球化的主导。因此，他们更主张的是“去风险”。
Source: Authors’ elaboration based on 2021 OECD ICIO tables. Notes: This figure shows the share of US manufacturing sectors for which the top supplier is China, Canada, Japan, Mexico or Other. FPEM stands for Foreign Production Exposure: Import Side (See Baldwin, Freeman, and Theodorakopoulos 2022).
而在中国内部，依托房地产资本市场，中国成功实现了资本内生。高科技的快速升级，使得中国有底气“硬刚”川普脱钩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输出资本，与美国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迎头相撞。美国的资本也开始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
2021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危机使得中国资本内生迅速恶化，内循环的条件不复存在，在其他资本市场取代房地产之前，中国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必定会不降反增。而新冠疫情导致美国债务端急剧增加，急需找到外部的资产端以阻止金融危机爆发。由于短期内越南、印度的产业链替代不了中国产业链，所以美国亟需中国这一全球贸易最大的顺差国接盘美国国债。双方的依赖加深给中美再次合作带来需求。
三、中美合作的基石：共同的全球化
中美合作的底线就是双方是否继续维持美元的霸权。美元是全球货币，有美元，就有全球化；如果世界货币分解，全球化也必解体。世界主要货币只有中国是和美元挂钩的，其它货币对美元都是浮动汇率。中国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寄生在美元霸权上。美国金融界比中国自己都明白，只有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才能给美国天量的虚拟经济接盘。中国与美国脱钩对美国虚拟经济的冲击比我们想的要大（史正富）。我们严重低估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中美有可能合作的第一个基础。
放眼全球，除中美以外，所有主体都希望1）废掉美元霸权；2）中美冲突。普京、印度、安培、蔡英文......都是支持川普。反过来，继续维持美元，中美合作只对中美有利，而对其它所有主体都不利。全球化是美元主导下的世界奥林匹克，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奥运会第一和第二金牌大户。如果中美掀桌子，损失最大的就是中美。这是中美有可能合作的第二个基础。
中国选择合作的第三个基础，就是美元失去全球货币地位后，人民币未必可以取而代之。中国利用美元，比靠自己更容易向全球投送利益。美国负责虚拟+中国负责实体的组合，未必就是中国吃亏，真正吃亏的是中美之外的其它国家。反之，中美对抗，从中渔利的也是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也是全球化框架的一部分，共同受到美国内部利益的影响。在中国利益看来，中国只有可能和拜登合作，和川普对立。对俄罗斯则相反，只要资本控制美国（拜登掌权），俄罗斯就必须依靠中国；只要劳动（实体经济）控制美国（川普掌权），中国就必定有求于俄罗斯。如果明年大选川普登基，美俄关系可能大逆转，届时，中俄关系势必成为美俄关系改善的“代价”。原本被中美共同压制的次级强权日本、韩国都会借中美脱钩成为“正常国家”，包括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也会借势而起。留给中国应对的窗口期会比预料的更短。
多强的世界，未必比两强世界更安全。中美共治是目前阶段最优的选择。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关键的外交选择，是支持美元还是反对美元。美元经过新冠疫情后严重过剩，人民币如果与美元脱钩，美元需求进一步萎缩，美元就可能垮台。如果我们抛弃美元，让美国资本离开中国的产能和市场，华尔街的估值至少腰斩。其结果就是川普代表的实体经济军工集团就会取华尔街而代之，中美就会从互补转向竞争。因此，维护全球化符合中美双方的既得利益。争取合作，仍然是双方最佳的选择。
四、中美合作：利益交换+准备斗争
中国要与美国合作，就只能与拜登+华尔街合作。代价就是牺牲中国的资本换取中国的劳动，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1)韩国三星模式：允许美国资本更深地攫取中国的实体财富，特斯拉-阿里巴巴-滴滴.......对于美国资本而言，最优的结果不是打垮华为，而是控股（至少入股）华为（例如，高盛撮合高通入股荣耀）；
2)坚持与美元挂钩，维持美国经济空心化，换取美国民主党停止对中国的颠覆，换取高技术公司回归中国；
3)在军事上建立互信，维持美国东亚的军事存在，共同维持亚太秩序，因为只有美国才能真正压制韩日；
4)碳达峰本质上是给美元寻找新的需求，是人为制造一个新的资本需求，是华尔街的核心利益。否则没有新的产业革命，资本需求不足，美元无法完成自我循环。中国可以通过帮助美国资本创造需求，完成产业升级和对工业化国家制造的替代。
中国和华尔街最大的竞争，就是资本密集的高技术领域对美元资本的替代。美国最希望的不是打倒华为，而是入股华为。如果采用三星模式，华尔街和中国的敌对就会转化为合作。如果美国打压三星，损失最大的是华尔街。最近高盛撮合高通入股荣耀，就体现了美国资本和中国劳动结合的迫切性。
中国对拜登的支持之一，就是允许美国资本分享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为此，就必须对美国资本让渡利益。如果中国坚持全产业链，会把拜登和川普都推向敌人。美国的资本和劳动就会形成统一战线，中美合作也就全无可能，越南印度就会借势崛起。
川普代表的是敌对中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利益不能与之捆绑。其中，美国养老金是中国与美国选民捆绑的潜在工具。如果把中国资本市场向美国养老金开放，就能通过资本将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和美国选民的利益挂钩。拜登代表的金融资本如果能将中国的获利分配给美国普通民众，就可能瓦解川普的阶级基础，削弱民众对反华政策的支持，建立美国劳动与中国劳动的共同利益。
做好与美国脱钩的准备。只有让主张中美冷战的一方意识到脱钩达不到他们的目的时，才能防止中美走向对立：
1)让美国知道，如果美国把中国排除出产业链，最廉价的资本+最廉价劳动的组合，就会变为最廉价的资本+次优廉价的劳动（越印）；这时次优廉价的资本（房地产）和中国最廉价的劳动结合，就可能形成与美国平行的“双全球化”。
2)彭博社在新加坡组织的一场论坛上，希拉里曾表示，西方此前曾预测中国的崛起会让中俄出现“边境问题”，但实际情况截然相反，普京却出乎意料选择了拥抱中国。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互信，确保欧亚大陆不进入海洋势力希望的“离岸平衡”。
3)加强军事准备，把台湾变成中国的棋子。做好川普上台彻底“翻脸”拿下台湾的全部准备。只要收复台湾的代价足够小，台湾就会像当年香港一样，反过来成为中国胁迫美国的棋子。
五、对战略现实：分裂对手
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世界共用一个资产负债表。资本强国负责负债端，劳动强国负责资产端（劳动端）。迄今为止，中美互补结构中，主导权一直在美国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负债端美国独大，资产端则是多国竞争。中国对美国资本（消费）的依赖大于美国对中国劳动（生产）的依赖。这是双方实力的历史差距所决定的，但维持“中美国”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国永远是被动的一方。微妙的外交策略，可以使中国在G2的结构下，获得更大的主导权。这就是利用美国资本与劳动利益的分歧，缩小中国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贫富分化。
美国内部势不两立是最理想的状态，任何一方压倒另一方都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要学习历史上的大国的外交智慧。成功案例：汉朝利用南匈奴和北匈奴的矛盾（窦宪）、隋朝利用东突厥和西突厥的矛盾（长孙晟）；失败案例：联金灭辽（北宋）、联蒙灭金（南宋）。美国内部势力的分裂为中国实施反向“离岸平衡”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国要像普京帮助川普一样，全力帮助拜登，否则中美合作没有可能。为此中国可能要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帮助拜登赢得国内支持。置身美国政治事外不符合“中美国”的共同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自保的策略，但不应成为大国实现自身利益的束缚。资本是中美合作基础，是最大公约数。资本没有国界，中国有可能通过美国资本形成双方深度互信。双方智库要深入研究中美国的利益和合作模式，向双方领袖澄清利益，成为双方决策者的深层政府。
在成为资本强国之前，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越南、印度、墨西哥这样潜在的产业链竞争者。中国相对这些国家最大的优势不是廉价的要素（土地、劳动、资源），而是强大的基础设施。中国要尽可能迟滞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升级，延缓技术和产能的转移。尽力破坏美国资本“去风险”的企图，要加强美国资本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这种依赖越强，中美脱钩的风险就越小。
图2 1995年，超过70%的所有中间品还是在发达国家生产的。当时，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美国占这70%的大约20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代，中国的中间品生产超过全球生产的四分之一，几乎是第二大供应国（美国）的两倍。2018年，中国生产的中间品价值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Source: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idden-exposure-measuring-us-supply-chain-reliance/
巨大的实体经济规模（必须远超越南、印度等潜在替代者），才是华尔街必须与中国合作的原因。任何经济上的衰退，都会给对手不恰当的联想。巨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发达的基础设施，是中国在大国关系中最主要的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可信的持续增长，才能让对手尊重你的诉求。
耐抗击是中国经济能否绝地反击的前提。2024美国大选，川普卷土重来几率极大。中国在支持美国国内全球化力量的同时，做好在货币、金融、技术、产能、市场、军事上与美国全面脱钩乃至对抗的准备。最大程度增加美国与中国敌对的潜在成本。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对抗中，美国是主动方，中国是被动方。中国必须找到完全自主可控的策略，而不能将经济的出路建立在对手的善意基础上。
这个策略就是尽快完成自身的资本的内生机制。具体讲，就是要迅速扩张国债和股票市场来接续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经济新的资本来源。鉴于房地产市场在中国资本内生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房地产市场成为中美实际大博弈的最主要的战场。中国必须尽快恢复不动产的流动性，为其他资本市场的崛起赢得时间。只有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才能在全球大洗牌中坐在列强的牌桌上。
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不是资产端，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负债端，是金融——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负债端内生货币，货币决定消费和分工水平。因此，只有实现资本独立，才能不依赖外部市场，保住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资产；才能实现技术替代，保住就业乃至社会的稳定。只要解决了资本内生，无论美国内部谁胜谁负，中国都可以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从而实现全球利益的大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