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29岁，在视频中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说话时思路清晰，眼神平静而坚定。此前估计谁也想不到，这个外貌略显稚气的白人青年，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告密者之一。在告密——自我曝光以后，斯诺登如今下落不明，前途未卜，在命运征途上等待着他的，有可能是漫长牢狱，也可能是一辈子的逃亡生活。

但是，他表示不后悔。

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关于美国“吹哨人”爱德华斯诺登的故事，感觉像好莱坞电影搬到现实中，又恍若具有古代精神的侠客，上个世纪才有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再次高调地现身人类世界。

“作为人类社会一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人们摆脱压迫。”斯诺登对《卫报》这样解释10年前他投军，希望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定。10年后，他的使命感不变，不过这一次，他是到媒体上爆料，冒着叛国的骂名，揭发自己国家的政府。

自从1952年成立以来，美国的情报机构中枢——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在监听世界各地的通讯，这大概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斯诺登所揭露的监视行径之规模，还是超出了许多专家的估计。

在维护国安与反恐名义下进行的国家监视，最受争议的方面，首先是其广泛规模，其次是这种监视做法的秘密性质。也就是说，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数据被收集，是被蒙在鼓里。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些项目都得到国会的授权，并且受到秘密法庭的严密监督，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声称国家安全局并不收集“百万或者数亿美国公民”的任何数据，但斯诺登的告密内容显示，国家情报机构确实这样做。

需要搞清楚，斯诺登到底告发了什么？首先，他揭发美国政府定期收集并保存大量美国人的通话“元数据”（metadata），例如你在什么时间、地点与人通话，拜现代科技所赐，这些数据虽然不包含具体的通话内容，但已足以追查到某人的朋友圈子与生活规律。

第二个告密点，是斯诺登声称，国家安全局通过面簿（Facebook）、谷歌等9家网络公司，收集外国人与公民的电邮、网络通话、照片、视频的数据。

用他的原话，国家安全局所建立的机制，使它能监视任何人的电邮与通话。不过，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将军（Keith Alexander）在上周的听证会上对此断然否认。亚历山大也强调，斯诺登所告发的这些机制，使美国成功防止了数十宗恐怖袭击，而经过斯诺登的告密后，美国已不像两周前安全。

这起“监视门”的核心，是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划界，网络时代的隐私与人权问题。必须承认，与一次恐怖袭击造成的破坏相比，公民为通话与网络数据隐私被“收藏”的代价小得许多。再者，斯诺登破坏了与雇主的诚信，是背信者。

但在价值的层面，人们又不能否认斯诺登行为的价值。如前所述，美国监视行径最大弊端在于其秘密运行，官员是否滥权，开支是否合理等重要问题，都不受公众监督。何况，情报领域还难以避免政商联盟，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自“911”以来，美国情报系统快速膨胀，现有近2000家私营企业与120万美国人从事情报工作。

斯诺登所做的，是暴露当权者为自己建立起来，并向社会隐藏的巨大权力，同时逼问：谁有权力监督大家？他也提醒人们，不论生活在哪种体制下，都不能盲目信任或给予任何机构过大的权力。

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梦”。我倒觉得，斯诺登虽然没有提这个字眼，他的“美国梦”比许多人都更坚定。

他对《卫报》记者说：“我不要生活在一切我所做的与所说的，都被储存的世界。那不是我愿支持或生活的世界。”他的“美国梦”超越了美国的制度，是一种信仰和价值，其中包括他所理解的自由、人权和反压迫理念。他准备为此作出牺牲，即使这意味着告别恋人、亲人与舒适的生活，甚至背叛本国的政府。最后一点，对所有当权者，尤其是对滥权者来说，应是一记警钟，一个坏消息。（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