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警惕大国心态压榨小企业生存空间）

有相当多的人把那一段生机勃勃的发展看成是起步时期的混乱，试图将之“正规化”、“现代化”。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中国要做大国，但必须从为小业开始。因为“小业”恰恰能给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最大的自由。

小企业越多、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经济就越发达，“创新型社会”就越有起步的可能。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民间的杰出人才非常多。但是，在大企业的统治下，这些人才多会窒息在公司的科层阶梯上。回想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人下海的风气。那时新的经济自由所刺激的大量小企业的涌现，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

记得二十多年前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回忆录，他讲到退任后为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中国台湾对日本奇迹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台湾方面总是对日本的大企业感兴趣。他则告诉对方：日本的经济主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你们不要迷信大企业，要给中小企业多提供些支持。

政府的慷慨

日本政府为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财政机器，对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中央组合金库是先后建立的三大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那么，岸信介几十年前的话有多少根据呢？我们不妨以今日的“后知之明”检视一下。到2009年为止，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佣。1972年通过的法律把中小企业定义为雇员在300人以下、资本一亿日元（大致为当时的70多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不过，在批发业中，小企业被定义为10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3000万日元（大致为21万美元）的企业。在零售业中，小企业的定义则是5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1000万日元（将近7.3万美元）。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经常是家庭企业，员工多不超过4个人。第二，分布广泛，在日本各行各业，从销售到高技术，都活跃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第三，这些企业经常靠分包大企业的项目维生，受大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同时，每个大企业的产品背后，也都有一系列中小企业的贡献。第四，这些中小企业有强烈的地方性，在选举中对政治影响也比较大。

中小企业之所以需要立法来界定，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对之有慷慨的资助。法律的界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获得优惠贷款的资格。日本政府为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财政机器，对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中央组合金库是先后建立的三大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到2004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资本总额将近5500百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将近7.5万亿日元；国民金融公库资本总额3400百多亿日元，发放的未偿贷款达10万亿多日元；商工中央组合金库资本总额为5100多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总额也将近10万亿日元。总计中小企业从这三大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拿到了27万亿日元左右的未偿贷款。而日本当时的GDP也不过5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发放给中小企业的未偿贷款占了GDP的5.4%。

这样强大的财政支持，自然鼓励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在日本进入上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期以前，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小企业代表着落后产业，家庭经济的“封建”成分很大，生产效率、工资水平和产品质量都比较低下，需要“现代化”的改造。但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小企业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数量和产值不断提高。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低谷中，虽然不少中小企业破产，但许多中小企业经过转型变得更有竞争力。到1989年，除去农林渔业，日本的中小企业达到650多万家，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2%。

小企业的能量

中小企业更接近客户，更了解市场的需求，雇主和雇员多如家庭一样，关系更加人性化，在经济危机中生死与共。

1999~2000年我在日本居住时，就看到电视上有专题报道：中国制造的廉价自行车大量涌入，日本自行车厂纷纷被淘汰。但是，一家小企业困境中求生，发现日本人骑车购物的需求很大，但普通自行车承载量太小，于是发明了颇为精致的载物自行车，一下子生意兴隆。中国的自行车制造商，则要么忙于生产传统的廉价车，要么追随美国流行的山地车，很少考虑到在拥挤的城市中的这种购物需要。

前几年，《经济学人》还报道了日本的一家玻璃公司。这家公司，总共就几十号人，专攻水族馆的玻璃制造。生产玻璃听起来简单，但水族馆的玻璃则不同。比如，水族馆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透明度，尽可能把建筑物的钢筋水泥结构去掉，使游客毫无遮栏、仿佛自己置身海底一样面对巨型玻璃缸内的海洋生物。这就对玻璃的承压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这种承压力，需要大量在玻璃内灌注强力胶质，但这些胶质往往妨碍玻璃的透明性。怎么把这两个对立的问题解决，成为这个行业内制胜之诀窍。结果，这家公司锲而不舍，攻克了这一难关。由于技术精益求精，世界大部分水族馆的玻璃都是由这家公司提供。当时，世界上的水族馆非常有限，需求不多。但是，这家公司很小，生产量也有限，订单总是满满的。在日本百业萧条时，这家公司则一枝独秀。《经济学人》的结论是，千万别忽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2009年《经济学人》又有一篇报道，颇能和日本的例子相互印证。这篇是讲欧洲的。在欧洲，一般雇员在250人以下的企业才算中小企业（根据欧盟的标准，50人以下是小企业，250人以下是中型企业）。欧洲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将近9000万人，占私营经济劳动力的三分之二。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使欧盟2009年第一季度GDP猛跌4.6%。但是，中小企业的表现则非常令人刮目相看。德国400万家中小企业今年的销售额预计仅萎缩2%，比整个德国经济6%的萎缩前景小得多。2009年对法国800多家中小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预计在2009年收入持平或增长。许多人对这么乐观的数字表示吃惊。

在英国，60%的中小企业比去年表现要好。在伯林的一家瓷器厂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这家小厂仅有180名员工，专门制造高档手工瓷器，一只碗能卖到80欧元。职工经过3年半的严格训练才能上岗，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公司的声誉。本来，这种高档货在经济衰退中受的冲击最大。但是，该公司发展谨慎，不追求扩张，生产量很小，基本没有债务，产品也一直供不应求，所以订单依然满满的。

不错，每次经济危机，大量倒闭的都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受规模的限制，经营不够多元化，一个主要产品卖不出去就可能无法生存；另外，中小企业本身缺乏资金，没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经济危机时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企业的破产影响实际很小。因为一家小企业往往就是夫妻店，几乎没有雇员。不像雷曼公司那样，一倒闭恨不得把整个华尔街都用坏账给淹死。

专家们指出，中小企业在实际上经营更加机动灵活。它们平日不求扩张，客户很固定，同时也更接近客户，更了解市场的需求。中小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多如家庭一样，关系更加人性化，在经济危机中生死与共。另外，在高科技的时代，中小企业往往在创新上领先。从硅谷到东京和欧洲各大都市，新兴的高科技风险产业多是以几个人凑合而成的小企业开始。在美国，中小企业雇佣着51%的劳动力，生产着52%的GDP，创造着60%~80%的新工作，并占据了90%的高技术出口。与此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达到22%。可见，中小企业的主宰并不代表着落后，而是先进经济的象征。

大国小业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热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理念，可能把中小企业边缘化。

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2009年5月，中国的中小企业已有近5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这本来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但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无所不在。自1996年11月至2008年11月，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路下滑，从之前的7.5%下降到2008的近3.8%。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陆岷峰在对1000户小企业调查后发现，有至少95%的中小企业难以符合现行贷款要素的制度要求。另据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透露的数据，中国目前有80%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行融资来开办和扩张，90%以上的初始资本来源于其主要的所有者、合伙发起人和家庭；只有29%的中小企业在前5年中得到了有保障的贷款,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

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大国心态，则会严重伤害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值得警惕。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最早的民间企业，是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出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是民间的几个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小企业越多、越繁荣，社会就越进步，经济就越发达，“创新型社会”就越有起步的可能。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民间的杰出人才非常多。但是，在大企业的统治下，这些人才多会窒息在公司的科层阶梯上。回想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人下海的风气。那时新的经济自由所刺激的大量小企业的涌现，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

如今的危险是，有相当多的人把那一段生机勃勃的发展看成是起步时期的混乱，试图将之“正规化”、“现代化”。沃尔玛、麦当劳、微软、丰田，成了中国企业界追求的典范。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热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理念，可能把中小企业边缘化。未来的比尔盖茨也许正在哈佛乱糟糟的宿舍里筹划第一笔买卖，我们则把大学生摆摊看成不务正业，甚至学校要严令禁止。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这将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动力。中国要做大国，但必须从为小业开始。因为“小业”恰恰能给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创造最大的自由。

原载《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