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前年我在三味书屋做过一次讲座，非常荣幸，今年我又来了。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大家交流。
托克维尔的生平和学说
托克维尔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世家。诺曼底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登陆的著名的，和英吉利隔海相望的地方。他母亲的祖父叫做马勒·施尔博，是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个政坛名流，而且是对托克维尔小时候受教育影响最大的。马勒·施尔博是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出版百科全书，他是赞助人也是一个法国著名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当革命议会审判法国皇帝路易十六时，没有人敢挺身为路易十六辩护，只有马勒·施尔博挺身而出，为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结果在雅各宾专政的恐怖高潮中，被送上了断头台。马勒·施尔博有句名言，说“我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所有家族的亲友里面，就是这位马勒·施尔博（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对托克维尔思想影响最大的。
托克维尔还有一个远亲，叫做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是属于君主立宪派。就托克维尔周围的家庭社会关系而言，基本上都是属于忠于王室，政治立场上倾向保王党这种氛围里头。在他成年以后，当他回忆少年时代时常和家里人一道唱缅怀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皇帝的歌曲，当时全家都哭了，这是回忆他少年时代家里的忠于王室的那种气氛。因为如此，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高潮时期，不仅他的曾外祖父被处死，被送上断头台，而且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双双下狱，并被判处了死刑。在等待上断头台的时候，法国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专政结束，他的双亲才从断头台上侥幸逃过一死，被释放出来。
托克维尔从小接受比较贵族化的教育，少年时代家里就为他聘请了私人教师，而且家里藏书也特别多。青年时期进入巴黎的皇家学院学习，获得了法学学位。后来进入凡尔赛宫担任法官。青年时代，当时法国社会有保守派、自由派关于宪政的大辩论，曾经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应当说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残存的最后的贵族。成年后，他也既不在大学里执教，也不是为市长写作的作家，而是选择了从政之路。但是他周围有一个朋友圈，他们经常召开沙龙性质的聚会，讨论法国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面的广泛问题。有时候，他也写写文章，念给朋友们听听。如果朋友们说你这个文章写得不错，他也拿去公开发表。他的一生，在政治和学术两界交际都非常广泛，而其几度参与政治，出任过法国制宪会议的议员，还短期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
托克维尔生活的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是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法国波旁家族、菲利普家族、保王党、激进革命派，各种政治势力和派别在政坛上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潮迭起，政治风云变幻。1870年，七月王朝在革命后登基，托克维尔这个时候思想上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不再恪守他的家族的贵族立场，他看到法国社会正在日益地走向平等，英国式的贵族主义已经脱离时代，所以他转而去考察美国。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才代表了欧洲和人类的未来。1835年出版了考察美国的《论美国的民主》，严格地说应该叫做《民主在美国》。1840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下卷。由于这部著作的成功，1841年，托克维尔36岁，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担任了制宪会议的议员，后来又一度担任外交部长。他原本期望通过亲身参与政治实践，为大革命后的法国寻找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被马克思斥之为平庸可笑的人物，而且马克思专门写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所谓“雾月十八日”。路易·波拿巴发生政变，这就使他的政治抱负付诸东流，由于他当时正担任外交部长，而且反对这次政变，结果被捕了。后来释放出来，他就最终退出了政坛。经历了这个事件以后，他终于领悟到从事研究和写作比从政更适合自己，此后，他就专心从事著述，再也没有回到政界。1856年，他又出版了后来成为名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这几部书是他毕生心血所凝的主要著作，现在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经典。三年后，他在法国滨海的戛纳去世了——戛纳就是现在经常搞电影节的法国滨海城市。他的生平和著作，我就简要说到这里。
托克维尔思想的命运及晚近的复兴
托克维尔去世以后，他的上述著作和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法国学术界没有得到人的充分重视。因为法国社会思想界主流社会学是涂尔干学派的，涂尔干学派一般重视社会结构，不太重视政治制度，对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交互影响也比较轻视，所以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法国长期受到后人的忽视。这一点，实际上他生前也感受到了。他曾对他的妻子感叹过，说能够看懂我的书的人实际上是很少了，在法国自由之友何其少。他就说在法国，像他那么珍爱自由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也读不懂他的书，也不会重视他的书。
上一世纪中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可以说是兴起了一股托克维尔热，他的著作也成为了著名的经典，各种思想派别都热衷于到托克维尔的著作里寻找思想灵感。这个热潮的兴起，则是因为当代民主在制度实践方面遇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托克维尔生前所做出的一系列预言和论断，在当代的语境里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代人所以重视托克维尔，首先在于他比较早地揭示了现代性中包含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我们可以举当代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权威――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查尔斯·泰勒晚近有一本书叫《现代性之引诱》，在这本书里，泰勒开篇就提出现代社会一共有三个隐含的忧虑：第一个忧虑就是生命的英雄之维的失落，就是每个人把自己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中，他把这个担忧称之为“意义的丧失”，就是生存的意义失去了。第二个忧虑涉及到现代工商业社会工具理性的猖獗，导致泰勒说的“目的之晦暗”，就是原来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现在都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了。第三个忧虑是现代政治，托克维尔叫做柔性专制主义，就是一种软性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导致社会横向联合的消失，结果剩下一些孤立而没有力量的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官僚国家。这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这三个担忧，正像查尔斯·泰勒说的，都是从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生前所做的预言中引申出来的，所以查尔斯·泰勒说托克维尔是一个最具有预言性的思想家。当代法国有一个研究托克维尔的人，叫黑维·雅勒（音译），他称托克维尔是智者托克维尔，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智慧能够穿透历史和时间的层岩，看到未来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危险。
托克维尔的复兴最先是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这和他们反思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功过有关，不过美国学术界对托克维尔的诠释，更多带有美国色彩，比较忽略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的整体传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开始兴起重新诠释、重新认识法国古典自由传统的思想浪潮，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著作。法国的这些研究著作可能比美国的更值得我们重视一些。
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
2005年是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作为一个200年前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解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当今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有两个，一个是叫做施特劳斯学派，另一个是以斯金纳、波科克等人为首的叫剑桥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强调政治哲学不是一个历史学科，因为政治哲人寻求的是超越历史的永恒真理，所以作为一个生在现代却思慕古人的哲学家，施特劳斯向往憧憬的是希腊古典哲学中蕴含的那种价值。他特别强调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他认为由于马基雅维利、卢梭、尼采这三个人所代表的三次现代性浪潮，背弃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包含的价值，把人类带向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在施特劳斯看来，最重要的弊端就是人类日益走向虚无主义。从这个立场出发，施特劳斯学派主要致力于对希腊古典哲学的探讨，但是也延伸到对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诠释。施特劳斯学派对政治思想史的解读有一个特点，他们把文本视为一个封闭性的系统，切断了这个文本所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脉络，他们专注于探求思想史上不同文本之间内在逻辑的联系，以及文本内部隐含的微言大义。他们这种解读方法可以说是一种专注于内在理路的解释方法。施特劳斯解释现代性的出现、扩张，好像就是看不到当时具体的社会发展，好像是马基雅维利一出现，马基雅维利写了他的《君主论》，他这里包含的思想就传给了卢梭，卢梭后来又传到尼采，然后人类就进入现代社会了。这个是有点哲学家的那种傲慢自大，好像人类社会这些具体历史脉络都不见了，就像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主角。一个人发明一种思想，一下这个社会就变成另一个样了。另一个思想家把这个思想传递走了，社会又变成一个样了。要我说，和希腊哲学家，后人评判希腊哲学说哲学的本性就是叮虻。施特劳斯这种诠释也带着一种古典哲学家的叮虻，看不到比如说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历史家常说的“三R”运动――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你在施特拉斯的学派的诠释里全看不见，你就看见一个思想家发明一观念，这个观念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当变了。
以斯金纳、波科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施特拉斯学派构成一种对立，他们更强调解读文本，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社会的具体脉络，也就是语境或者说上下文，回到这里面去，这样才能探讨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两个不同学派的路径和解释方法，我们看到也影响到当代学界对于托克维尔思想的解读。尽管施特劳斯学派的理论解释方法自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把托克维尔也简单图解为一个类似他们那样的古典政治哲学家，恐怕恰好抹杀了托克维尔本人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独特性和方法论意义。如果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单纯依赖对于托克维尔所用概念的分析——这是研究政治哲学常用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它用到托克维尔应用的概念上，有可能就会把托克维尔当成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系统性的、写时评政论的政论家。其实，这是看错了对象，运用错了解读的方法。托克维尔运用的不是政治理论研究中的规范性理念的研究方式，就是说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和抽象概念来把握现代政治的本质。他所运用的概念，像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但是他用的比如说民主，托克维尔有时候被人称为现代最重要的民主思想家，但是他用的民主概念、自由的概念，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他的这些概念有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有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它具体的含义、具体的内涵往往需要我们结合他著作的上下文分析。我们只有以法国古典社会思想传统作为参照，才可能真正接触到他的思想生命，而不至于误读他的思想。所以，我下面对托克维尔思想的解读更多是借鉴剑桥学派这种所谓历史脉络主义，力图回到他生活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中解读。
托克维尔社会思想的哲学渊源
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和政治的哲学有一个区分。他认为他是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的哲学家。实际上在我看，施特劳斯说的政治哲学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哲学；他说的政治也不是我们大家一般意义上说的政治。我们这讨论的恰恰是托克维尔关于政治的哲学，或者说是社会思想体系中的政治思想。尽管托克维尔不是上述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但是作为社会思想家，他也有他的哲学，所以这就是社会思想的哲学纬度。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曾经虚构了一个没有哲学家的城邦如何最终走向衰落的故事，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哲学、缺乏哲学思维，很可能最终就走向衰落，好像春秋时代的荀子到秦国访问，访问完人家问他对秦国观感怎么样，他说秦国很强盛，但是最大的弱点就是秦国无儒，就是没有知识分子，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好勇斗狠、穷兵黩武的国家，在他看来前途不是很美妙。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秦国虽然征服六国，一统天下，但是两世就亡掉了。说明荀子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儒，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的。在柏拉图看也是这样，一个城邦国家如果没有专门思考的哲学家等于没有大脑，没有大脑，这个城邦肯定是要衰落的。所以，无论古今中西，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结构、运作进行反思、分析，都会依赖或明或暗的哲学假定。社会思想家力图以更为严密的方法，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去研究社会，也不可能离开哲学，尽管托克维尔不信任那种单纯依赖思辨和演绎推理得出社会政治结论，但他采纳的学术路径也不意味着他排斥哲学，也不意味着他的思想缺乏系统性，或者和哲学没有关系。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当时主要是两种思潮，一个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一个是保守主义思潮。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这两种思潮当时都已经非常强劲了。法国是理性主义的故乡，十八世纪以启蒙哲学家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第一次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政治社会一个极为活跃的力量。哲学观念俨然就成了当时欧洲的流通的思想通货，就像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一样，那时你要是能给人讲一讲理性、哲学理性，到处都受人欢迎。由此就形成了传统上把哲学视为一切知识基础的法国学术传统。这种传统认为，所有的学术都是从哲学中发源的，所以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把各种学术都化约归结为哲学，但是托克维尔对这种唯理主义却是抱有怀疑的。作为他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他更重视启蒙思想以前的帕斯卡尔，而不是启蒙学派。帕斯卡尔是十七世纪法国学者，他精研数学、几何学，是十七世纪有名的理性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有虔诚的宗教情怀。通过对理性限度的考察，帕斯卡尔认为人类其实有两种精神：一种叫做几何的精神，力求精密、力求思辨性，强调逻辑的自洽；另一种是微妙的精神。几何精神是思辨的、推理的，远远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微妙的精神则意味着高超的洞察力量，它能够从复杂的事物中凭借细致明细的感觉把握本体。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充满矛盾冲突的生物，单单凭借机械的理性主义的几何精神建立不起人的科学，所以帕斯卡尔说这两种精神有对立，但又不是完全对立，又是互相渗透的。微妙的精神通过把几何的精神包容于一身，而超越了后者，因而是一种比几何精神更高级的精神。
我们知道对柏拉图来说，柏拉图老说正义的理念的探讨跟几何学一样，都是关于永恒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受时间影响的知识，所以他认为正义的理念应当用几何学的术语表达。帕斯卡尔继承的是巴斯卡不是柏拉图，所以我们知道他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用自己的微妙精神超越了古典哲学和启蒙主义，也超越了当时的保守主义、非理性主义这些思潮。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家的哲学精神和方法。当然，虽然他也离不开理性，离不开几何学精神，但是并不能把他仅仅归结为启蒙主义的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考察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工具。就是从这里出发，托克维尔超越了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一种是启蒙哲学家，像伏尔泰、卢梭这些人，另一种是保守主义者，像麦斯特等等。托克维尔首先批判抽象的启蒙理性主义，说这是一种哲学的泛神论，就是把理性推导出的规范性理念予以绝对化。而他自己主张的则是一种具体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启蒙主义的失误就在于把一般思想扩张到了对具体状况漠不关心的那种地步。而保守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否认存在着能够指导我们进行判断的一般思想。在他看来，应该把一般思想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他说上帝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手段却是异常丰富的，所以他一边批判十八世纪的启蒙学派，把唯理主义当作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传统主义，浪漫的社会有机论思想。在他看来，不是启蒙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哲学改变了世界，理性主义所以流行反而是由于社会状况发生了剧烈改变后的一种社会后果，他以十七世纪笛卡尔的学说作为例子，说笛卡尔学说是强调普遍主义的，他说普遍主义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大革命以后，法国民众的身份变得同质化、相似化，所以呢要矫正大革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哲学观念上就要和启蒙主义拉开一定距离。在他看来，单纯的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理念由于缺乏社会学基础，往往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他更关注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和政治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保守主义者信奉一种国家社会的有机论思维，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种有机体，像一个有机生物，它是由自身生命原则来控制的一种独特的事物。保守主义说，无论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它们的根据都在于自身，只能根据内在的价值来评判，而拒绝承认外部标准，所以他们拒绝以哲学推导出的规范性理念思考。当时，法国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叫德·伯纳尔——法国人的姓名，我们知道他在姓里面加“德”的，都是表示他是贵族出身——伯纳尔就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永恒的耻辱就是所谓启蒙思想的进步，保守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叫德·麦斯特，他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摧毁十八世纪启蒙思想所建立起的一切，麦斯特不但反对人民主权论，也嘲笑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他说人人生而平等就如同说天生是食草动物的绵羊却转而要食肉一样的可笑。所以社会政治思潮上被视为反动的、保守的、要求复辟到大革命以前的君主贵族制社会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的根据主要就是非理性、无意识、传统，他们主要强调这些东西。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非理性和无知，所以他们反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启蒙主义强调个人的平等和自由顺应了天意，并没有错，但在启蒙哲学思想指引下的社会观念，乃是由原子化的个人集结而成的，是一种单纯、齐一、连贯、平等而理性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仅仅根据一些简单的理性原则，企图重新设计和改造社会，这不能不说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傲慢。而保守主义者尽管反动，但他们对于启蒙主义的批判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但他们主张倒退和全盘恢复革命前的社会结构，无异于痴人说梦，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要想全盘恢复大革命前的老法国的旧建制，却恰好需要跟启蒙主义分享同样的唯理主义，因为君主贵族已经不存在了，你要证明说复辟是合理的、倒退是合理的，你同样要运用理性主义的推理方式论证君主为什么合理、贵族为什么合理。所以托克维尔对这些保守主义的批判，他巧妙之处就在于，尽管传统主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但是他们的论述方式其实已经体现了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在这些保守主义的论据里面，已经不是说天命、君权神授这些东西来论证了，而是用人民、种族、地理、气候、国情特别，这些理性的方式来论证，这说明民主时代带来的习尚风俗的改变，就连反民主的传统主义者也不能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说明企图恢复到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主制的旧制度下是完全徒劳的。
托克维尔一生主要受到三位法国思想家的影响，除了巴斯卡以外还有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思想传统属于比较静态的社会学，偏重于对于他所处时代社会结构的共时性分析。托克维尔比前人的高明就在于他和孟德斯鸠不一样，他引进了历史的纬度。法国一位研究托克维尔的学者说，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法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集所有这几者于一身，甚至还要多一些。这种集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还要多出一些东西的人，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一个社会思想家的形象。托克维尔走的是一个综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的社会思想路线，所以他要采纳这个路径，既是由他的问题意识决定的，同时，也切合他自己所要考察分析的研究对象。他既批判保守主义的天主教的政治神学，也批判启蒙学派的泛哲学化的政治。对此他指出，尽管同质化的力量通过日益增长的平等和现代思想发生作用，每一国家特定的政治文化仍保留了某种特征，每一国家的政体依然受到这个国家特定经历的制约，而社会思想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分析加以综合和概括，展现给人们一个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构建出关于社会的一个更有整体性的知识构架。所以他特别强调对于宏观的、结构性的、剧烈的历史变迁，不能用偶然的原因来解释，必须深入探讨更为广泛的一般性原因，比如现在国际上的新史学家，往往就擅长对一些巨大的历史事变，用特别微小的事件或者原因来解释，这在托克维尔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拿破仑复辟之后在滑铁轮大败，在有些新史学家看来，尽管仔细的考证，拿破仑之所以这么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滑铁卢失败了，因为这个世界霸主不巧得了痔疮，这个痔疮疼得他在战场上六神无主，所以就导致了他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世界历史大变化，使拿破仑把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推进到全欧洲的传播进程被迫中断了，旧势力又卷土重来了。你要是看这些新史学家，就是一个小小的痔疮能够改变世界里历史，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用这些微小的原因解释大的历史事变，是不能充分说服人的，他更重视用宏观的、结构性的历史分析来解释这种重大历史事变。他在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在美国》这些著作的时候，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著作出版了，但是他自己写这两本书却很少研究前面人的研究成果，他特别强调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亲自去翻阅考证文献档案，进行独立的研究，然后用一种比较简要的历史事实，建立起一个社会思想体系。他的这种取向从方法论上说，开启了和影响了他身后的一些学术思想流派，比如他把别人已有的理论要悬搁起来，直接面对事实，这样的方法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后来兴起的现象学方法。
还有一个给托克维尔思想以重大影响的人，就是当时的法国文明史学者，基佐。托克维尔青年时代曾经在巴黎大学旁听过基佐关于欧洲和法国文明史的研究课程，并从中学会了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托克维尔某种意义上是基佐的学生，但是后来，两个人无论在政治理念还是政治实践上，实际上都处于对立的地位，可以说是师生反目。但是基佐文明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还是给他的思想以重大影响，促使他在分析社会结构演变的时候引进了历史的维度，特别是中时段的历史维度，这个接近于二十世纪后来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年鉴学派认为研究历史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政治事变，比如拿破仑死了，斯大林掌权了等等，这样的历史事变在年鉴学派看，只是历史长河里翻起来的一些小小浪花，最重要的是研究历史长时段、中时段结构性的条件有没有变化，比如从长时段来说，一个国家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的地缘政治状况、自然和气候、风俗民情等等，这些可能是上万年才发生变化。中时段讲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一般大约以几百年为时段，它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结构有什么变化，这是中时段研究关心的。短时段呢，过去传统史学里专门研究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个大人物过世了，或者哪个大人物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政治决断。在年鉴学派看来，这些都是历史的浪花，但是人呢实际是被束缚在巨大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小小的零件，这些事变都是转瞬即逝，在这个大的宏观的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小小的事件历史学家根本就不用关心。所以你看年鉴学派写的历史书，可以说只见历史不见人，他那书里没有什么历史著名人物在其中活动，比如像布鲁戴尔写的《地中海传》只有地中海周围的自然气候、农作物是什么、如何演变，政治事件他们并不关心。但是布鲁戴尔法国年鉴学派在列举影响他们学派的思想先驱里面，就把托克维尔列在其中，说明托克维尔研究方法也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影响。近代法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动力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来源于、内涵于历史之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他把这种客观力量叫做天意。他这个天意史观实际上也是法国思想传统里的、来源于法国思想传统，像十七世纪法国有个天主教思想家叫做波绪哀，波绪哀当过法国的大主教，担任过法国王子的老师，他在1681年出版了《论普遍的历史》，这本书里就已经阐发了一种以天意作为基础的普遍历史观。波绪哀一方面鼓吹绝对的君权，绝对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他通过考察历史又看到了，历代的掌权者，无论是大君主、独裁者，他们最后得到的成就和他们自我的预期总是有出入的，他们的计划常有意料之外的后果。著名君主非但不能主宰过去那几个世纪，也无法把握未来历史的走向，所以这些都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掌权者都感觉到了自己必须屈服的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呢，他叫做天意。当然十七世纪法国还处在绝对君主制的顶峰时期，波绪哀已经认识到绝对君主制的脆弱和有限性。而托克维尔则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代表客观历史演进力量的天意所在，这个天意是什么呢，就是近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作为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不断地推进，在托克维尔看来，天意就是这样。他考察了法国近700年的历史，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认为法国社会这700年是贵族与平民阶级差距日益缩小，社会在日益走向平等化，因此呢，身份平等地逐渐发展乃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
对大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思考法国大革命
我们就讲讲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英国有个历史学家叫霍布斯邦，他在他的一本书里叫《革命的世纪》——这本书也有中译本——在《革命的世纪》里指出，现代社会是两次大革命的产物，这就是英国的工业大革命和法国的政治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整个现代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大革命在1789年以疾风暴雨之势登上了历史舞台，意味着法国是用自己特有的革命的方式进入了现代性场景。人们一般把大革命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是1789年到1791年，第二个是1792年以后。前一段一般被视为比较温和的政治革命，1791年以后由于雅各宾派上台专政，首先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了断头台，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血腥的暴力和恐怖手段，所以一般对大革命的批判，大部分都是针对大革命后期滥用暴力的批判，而不是前期。当时欧洲的各种思想流派也好，各种政治势力也好，围绕着大革命的不同评价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有批判的、声讨的、抨击的，当然也有欢呼的、雀跃的，议论纷纭，一直到今天，关于大革命的历史评价也还是争论不休，也远远没有告终。典型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国保守主义者德·麦斯特，他认为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上帝派遣到人间来的恶魔，专门来惩罚堕落、腐败的法国人的，而像英国的柏克尔的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对大革命做出了严厉的批判。
那么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或者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出身经历，我们已经介绍了，他是贵族的世家，所以，按他周围的家庭社会关系，他本来应该站在国王和贵族一边反对大革命，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大革命反而采取了一种极为独特的立场。他说：“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导我既不盲目地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维尔在政治上，对激进革命派或保王党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图对这些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客观的考察。从他的生前一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立场可以说既得不到保守的右派的欢迎，也得不到激进的左派的支持，可以说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就是说他既反对君主贵族这一边，又反对激进的革命党。他自己也说过他的这个立场思想是几面不讨好，无论是正统的保皇党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凶悍激进的革命家，都不会喜欢他的思想。但托克维尔的这种立场应该是说对前几种立场的一种超越。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作为一场疾风劲雨的社会变迁，这样的剧变如何形成的呢，对托克维尔来说不能就革命论革命，或者用一些革命制造的渊源神话，或者用妖魔化的方法来解释这场大的剧烈的社会变迁。法国人喜欢说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大革命也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一天就能突然发生的，它的渊源应该说是既深且远，所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从法国政治结构的历史演变去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的。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大革命作为疾风暴雨式的剧烈社会运动已经过去，革命派当年为了要与革命之前的旧事物、旧制度彻底决裂，采取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彻底的、连根拔除、彻底扫荡的、重大的政治举措，所以在大革命以后，很多人包括保守派都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是两个法国，新旧两个法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因为大革命已经把法国撕裂成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托克维尔经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旧制度、旧事物并没有所阻断或区隔，很多旧的事物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以后所谓的新社会，旧制度有很多制度规则、程序举措、政教习俗都被保留下来了，而且呢从根本上说，领导大革命的革命者所以能成为革命领袖正是凭借了旧法国的这些旧制度、旧政教习俗提供的资源，才可能成为领导者，才能领导革命。另一方面，大革命也确实改变了法国，所以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还得必须去考察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的、坟墓里的那个法国，已经死去了的那个法国。就像生物学说，借着解剖死亡器官才能发现生命的规律。要理解革命，就必须回到历史。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六、七百年，揭示了这六、七百年间的历史演变，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大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
早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着皇权的中央集权就不断地进行扩张，蚕食着地方的自治权和贵族的特权。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实际上已经被皇权剥夺了真正的权利，失去了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成为真正的寄生阶层。贵族的土地也被君主兼并、重新划分，并且逐渐转入第三等级的手里。第三等级也就是我们说的资产阶级，大量占有、购买这些破落贵族的土地。对于贵族力量的削弱，早在大革命以前的君主就已经开始了，而在绝对君主制达到高峰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就叫做“朕即国家”，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法国王权达到顶峰的时代，他已经在大量剥夺贵族拥有的土地、庄园以及作为贵族特权的政治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只是继承了在大革命前面的那些法国专制君主，革命和君主不是完全对立的，反而革命成为法国专制君主的后继者。所以说大革命只是接续了专制君主剥夺贵族权利的过程。常言说专制之下出暴民，托克维尔也不认同革命期间的那种暴民专制，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暴民专制不是发源于暴民本身，而恰恰来源于绝对君主专制时期那种专横的专制统治。有了专制，像前面说的，它之下才能出暴民，如果没有专制，也没有暴民，所以革命时代的暴民是革命前的专制君主造成的。他说我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革命以后才来到世界上的，这个革命摧毁了旧有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而且能够长治久安、垂之久远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才是法国政治社会长期动荡的原因所在，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而且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制度来。
有一个德国政治法学的学者叫卡尔·施密特，最近几年在思想界很热。卡尔·施密特特别推崇政治人物在例外状态下做出的政治决断，反对用法律去限制统治者。对于魏玛时期的德国，卡尔·施密特主张也许不是没有针对性的，但是例外状态正是相对常规状态而言的，没有常规政治，也就没有例外政治，没有常规状态，也就没有例外状态。对于法国来说，大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对那种由大臣专断造成的恣意践踏法制的专横统治，换句话说，当时的法国时时处处都是所谓的例外状态，没有法制，从根本上说是缺乏常规政治的状态。从政治时间上来看，西方有一个法学家说，说在所有政治体的历史上，在集体意识里都有一些难忘的、以宪法秩序重大变迁相关的宪政时刻，这种变迁，很可能直接和正式的涉及宪法本身。比如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一个国家能有宪政时刻是一个国家的大幸，但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样的宪政时刻太多了。法国大革命以后，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法国一共前后制定了13部宪法，这因此就成了法国的灾难。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重建和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他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前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温和革命的时期。心怀宽大、热情洋溢、充满了情谊和宏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他说目睹那个时代的人都消失以后，人类一定还会长久地用赞美和憧憬的眼光仰望这个时代，法国人会对他们的事业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之中平等的生活。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而且连自己挚爱的亲属都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通过对法国政治历史的考察，却依然由衷地赞美大革命所体现出的法兰西民族的那种政治素质、政治首创精神，如同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之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意义，其实并不在于革命的过程中那些政治领袖用来自我标榜和神化的至善论的乌托邦，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即使像列宁那种凶悍无情的革命家也承认就是革命者有时候，原来想进这扇门的，结果却进了另外一扇门。无论法国大革命给法国政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它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则在于它把自由、民主这些蕴含在现代性中的普世价值，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内次第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真正的合法女儿是自由，是平等，是民主，人权和代议制，而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乃至权利崇拜者，都并不能代表大革命所体现的正面价值。
托克维尔为了表现他和大革命前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彻底决裂，曾经依然拒绝接受自己家族的贵族头衔——按照贵族的制度，就是说你父亲死了，你可以继承贵族头衔——但是托克维尔就拒绝了。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说我断绝了家人的联系，割舍了真挚的亲情和珍惜的回忆，为的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性，在我看来那些希望复兴路易十四绝对君主政体的人，神志不清已经到了极点，他批判像法国的麦斯特、英国的柏克尔那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误解了正在开始的革命的总体性质和最终的普遍性意义，他们实际上仍然沉溺在欧洲的旧建制和旧传统中，那些陈旧的代表这一久阶层的阶层并没有懂得法国大革命意味着世界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后来，当代法国学者保罗·利科也说过如果我们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去思考大革命，就不会把大革命看作是法国历史的断裂，或者是革命的渊源神话，而是把它当成君主制使命的一种完成，是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民主国家制度的诞生。在历史研究者和革命暴政或者说渊源神话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就是托克维尔要探讨的，具体说是革命者的意图、动机和他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之间的鸿沟，革命动机和革命后果之间的鸿沟。
在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一位开明的贵族叫奥玛尔公爵曾对托克维尔这本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做了一些分析，他说托克维尔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但是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荡流弊，解放人民。他认为作为经历过大革命的国家，在革命以后仍然存在着三条革命道路，一条就是复旧，以法兰西共和的名义恢复只有在君主专制下才有的那种专横武断的统治，甚或有过之，这是为了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所体现的正面价值，这是机会主义的路径。第二条是激进左翼所主张的，就是把大革命时代造成的恐怖、无政府状态常规化、日常化，这是激进主义的路径。第三条路径是要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暴力血腥中拯救那些被淹没、被遮蔽掉的正面价值，同时要纠正革命时期那些过火的负面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革命的成果，走向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
托克维尔认为，其实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迟早会要发生，只不过革命是一个爆裂迅猛的过程，靠着革命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在他看来，民主首先不是一种政治选举制度，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既然社会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日益变得平等，那么政治状况必须适应这个社会现实，如果我们无视革命前后这一重要的社会变化，企图原样照搬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政治，或者复辟那种等级为制的贵族特权制度，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
托克维尔宽恕大革命创造的过分中央集权以及许多专制的举措和工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君主专制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不是革命者的发明，他也宽恕在革命的过程中摧毁了可以阻止无政府状态或者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因为这些在革命前就已经趋于消失了。他甚至可以宽恕大革命作为一种疾风暴雨的社会政治运动带来的血腥、暴力与不公，但是他要批评的是从大革命直到他所处的当代，革命迄今为止尚没有发展出、创建出任何政治权利的制衡力量，而这种政治制衡力量，即使在旧制度下面也已经看到了，制衡这些专制权利的力量所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指责大革命恢复了革命前旧制度的全套政治机器，乃至在60年以后，第二次把法国又重新投入到专制制度之下，他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也更为全面。与站在大革命对立面的保守主义不同，托克维尔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场上，以大革命的原则去批评大革命，他批评革命之后的60年里，竟然还没有能找到和实施一种是权利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竟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把老欧洲旧制度下恣意专断的专横统治延续到今天。如何走出这个困境？乃是托克维尔所有著作关心的中心性主题。
民主（平等）的社会与同质化的进程
为什么出现和大革命的初衷和革命者的理想相悖反的这种社会状况呢，首先应该指出托克维尔由于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是一个社会理论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所以他使用民主、自由的概念作为社会理论中的范畴，在他的著作的不同脉络中，有很多复杂的含义，比如说自由有时候他指的是政治自由，有时候指的是社会自由，他有时候强调在君主专制之下也有自由。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在绝对君主专制之下，个人的政治自由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但他说的这个自由乃是指社会的自由。
我们知道实际上专制和无政府主义往往共身并存，可以用暴力恣意钳制人民自由的社会，却不能令行禁止、弊绝通新，比如说真正消灭贪污腐败，甚至禁止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这都是专制体制难以做到的。道理就在这，因为专制和无政府主义有一种共身关系。在社会步入近代以后，专制制度由于已经丧失了正当性基础，所以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一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它的实际上治理能力却是十分脆弱低下的。因为仅仅凭借政治暴力的压制，并不能实现社会真正的治理。在托克维尔的词典里所谓民主，也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时候他用的是狭义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他用民主来指称那种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和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演进过程里，不但使所有人趋于同质化、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身份、地位上的平等地位。
原来在法国中古时代、欧洲中古时代，社会上阶级身份犹如天地悬隔，分成君主、贵族、教士、平民不同阶层，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社会政治变革的冲击下，这些阶层变得逐渐相似起来，变得同质化，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就是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在法语中这个名词有很多含义，条件、身份、状况，所以有人也把这个翻译为“条件的平等”，这种身份平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指个人权利的平等，具体来说，法国大革命将贵族的特权扫荡一空，贵族和人民之间在民事权利方面的平等，比如说财产权在欧洲，在中世纪法国都是贵族林立，贵族有自己的庄园、自己的财产，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所谓我们今天说的“私人产权”实际上原本是贵族才享有的一种特权。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个财产权开始向平民阶层扩散开了。此外还有诸如教育的普及，报刊的薄兴，知识由下而上的分布和流向，这些趋势他都笼统地称之为民主。
对于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是非常了解和非常钦佩的，他的妻子就是英国人，1833、1835、1857，托克维尔三次访问过英国，在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书信和札记，他还和英国当时以写作《论自由》思想家密尔成为了好朋友，但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拿破仑失败被放逐以后，欧洲各国君主采取的一系列复辟政策，并不能挽救旧制度的危机，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呢，英国代表了旧的贵族政治，代表了欧洲沉旧的社会建制和旧世界，他说英国贵族的权利实际上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加有力的前进，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发现民主在不断地扩大地盘，将来的欧洲社会必将是完全民主的社会。
但是在那个时代，对于扩大政治民主，不仅仅是保王党或者残存的贵族坚决抵制的，当时就连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扩大民主，比如说作为托克维尔当年老师的基佐，既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长时间在法国政府里组织政务，担任过法国的总理，并且在推进法国自由主义制度方面也有很多进步举措，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连基佐这样的人也是反对扩大政治民主，法国大革命以后制定过多部宪法，但是在选民的资格上都有严格的财产限制，当时很多人都要求降低公民选举权的财产的门槛限制，基佐却对此坚决持反对态度。据统计在那个时代，能够有选举权的法国人不超过15万人。在托克维尔看来，不能只看到民主的负面弊端，忽视民主可能带给我们的利益，如果法国能够将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种制度和习俗中，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社会，就是政府的权威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充分尊重，对民主国家的挚爱也能成为一种理性的感情，每个公民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在各个阶层之间能够逐步建立一种牢固的、信任的，公民与国家在权利、义务、利益方面各守其分际，最终就能避免再陷入革命和专制交替循环的恶性循环。
基佐和托克维尔的对立，不仅在政治民主方面，在思想学术观点方面，两人之间也存在一系列对立。在基佐的《文明史体系》里，对法国的贵族制和绝对君主制时期确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评价，两人就大为不同。基佐目睹了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分裂，试图把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演化从正面价值的连续性上加以弥合，不过他的这种所谓连续性是建立在中产阶级最终出场的狭隘的历史目的论上，在基佐看来，法国的贵族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腐败政治，所以呢法国的中世纪历史就是挺黑暗的，那么为什么出现革命呢，革命就是为了使法国的新阶级，中产阶级出世。中产阶级数量越大，法国的民主自由就越有希望。他认为中古时期的贵族有一种寄生性，只能说是一种封闭的种姓，不能说是真正的贵族政治。贵族在历史上没有扮演过正面的角色或者体现正面价值，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权扫荡了法国封建贵族势力，促进了国家的权利的完整和集中，法国大革命的正面价值就在于将贵族阶层彻底扫荡，为新的资产阶级出场扫清了道路。法国的前途全在于给资产者致富的自由，使中产阶级在数量上不断扩大，因此他坚决反对扩大政治民主。
你知道在西方历史上，比方说在古代希腊，哲学家认为是政治类型决定社会类型，就是说你这个城邦如果选择的是民主的制度，那你的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你选择了君主制度，它就是另一种社会。基佐把这个观点颠倒过来了，不是政治类型决定了社会类型，而是社会状况决定政治类型。基佐说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有阶级才能扮演历史的主角，他说的阶级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爆发的新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从基佐、米涅这些法国历史学家汲取了营养，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在他之前法国历史学家像米涅、基佐已经把这个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说他的贡献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基佐的一个发明，但是他的所谓的阶级斗争呢，和马克思有一个不同，他认为革命爆发以后出现了新资产阶级，是法国社会的全部希望所在。天命就寄予在这些新资产阶级身上，马克思认为天命在无产阶级身上。是把承担历史的主体变换了一下，一个认为资产阶级是历史主体，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历史主体，基佐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看见、洞察历史演变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才有这种认识论的特权，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后来研究者把基佐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叫做“中产阶级的列宁”，就像列宁迷信无产阶级能给世界带来希望一样，基佐迷信革命以后的暴发户能够法国社会带来一切幸福。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中世纪的贵族维护了一种封建的自由，包括地方自治制度，尽管自由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但却为近代法国的自由准备了制度上和文化上、政教习俗上的基础，而绝对君权时期，对贵族的不断削弱其实大大导致了自由的缩减。
托克维尔更对当时法国的上层阶级做出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是却使欧洲社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却视而不见，他们没有努力去掌握民主以及去引导它，结果民主就放开了狂野本能的支配，成了一个没有父爱的孩子。立法者、统治者处心积虑想消灭它，处在上位者企图彻底压制它，可是民主革命依然发生了，当时执掌法国政权的基佐也忽略了大革命后这些暴发的新资产阶级素质的先天不足，带有一种迷信中产阶级的书呆子气，他认为法国的命运全在于中央集权下，让资产阶级有一种放纵致富的自由，使中产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最终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他肯定法国绝对君主专制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是企图利用少数大资产阶级垄断政权，他认为那种扩大民主的主张是贫穷的多数人反对富裕的少数人的旗帜，掩盖着一种最残酷、最邪恶的激情，所以基佐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依托的仅仅是当时法国社会上层的少数大资产阶级。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后成为暴发户这一个大资产阶级阶层并不看好，他批判那些政治上目光短浅的大资产阶级说，你们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民主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不是愚蠢！你们认为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不是异想天开么！在民主已经成长的如此强大，而且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不堪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想要阻止民主，就是抗击上帝本身。世界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状况，一句话就是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正鼓满了风帆前行。但是由于基佐政府的竭力抵制，当时民主制没有能再法国得到进一步扩大。
1847年底，托克维尔已经敏锐地感到一种无声的骚动和不安，开始在被法律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底层阶级、下层阶级传播，在这里表现出把政治权利扩大到全体公民的必要性。他警告基佐说，革命即将爆发，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但基佐不以为然。结果不久革命就爆发了。基佐也黯然下台，匆忙逃到英国去了，从此终身没有再回到法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个贵族出身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反而助长扩大民主，而对革命前的贵族报以鄙夷态度的基佐反而坚决地反对扩大民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作为旧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反而能够比激进派、保守派采取更为超然的立场看待民主。在这方面，那些开明贵族出身的从政者，反而心襟开阔、目光远大，远胜于革命后暴发的新生的大资产阶级的鼠目寸光。对于浙西革命后暴发的新资产阶级，托克维尔是不满意的，在这一点上，他和基佐对于新资产阶级的迷信恰好是对立的。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有两个主要范畴，就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对立，他认为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着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民主已经是一种给定的社会事实，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与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执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但与上述问题相比，他毋宁更重视自由和民主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对立关系。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一个误区就是乐观地相信一切人类可遇的价值都是相容兼顾的，比如说像真、善、美，一个东西是真的，它就是善的，它是善的，它就是美的。这些价值都能相互兼容，这叫真善美统一论。但是托克维尔显然没有这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甚至还可能发生不调和。他赞扬大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的身份平等的进步，批判大革命后金钱贵族的短视，但是他并不赞成雅各宾派，激进派那种削平化、齐头化的民主和平等，所以对均分财产的那种所谓经济民主，托克维尔是反对的。在他看来，平均财产违背了自然的固有秩序，人类的天然禀赋有高有低，即使是在同一起点上起跑，也会逐渐产生自然的不平等。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把平民提升为贵族，而不是把贵族削平为平民，那种追求过分平等的解放，只能导致自由的丧失。我们知道欧洲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法国大革命高扬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的旗帜，震撼了旧建制下的欧洲，但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考察，却发现自由和平等之间却往往存在着冲突，比如说一些旧贵族坚持要恢复革命前的作为特权的自由，而不知道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削平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激进主义者坚持平等，哪怕是专制下的平等也行。托克维尔则在两线作战，既反对恢复贵族特权之治的不平等的自由，也反对激进平等主张的压制下的平等，他通过对先天平等的美国社会的民主发展趋势指出，如果欧洲逐渐演变成像美国这样的平等社会，那么对于自由来说可能带来威胁。一种是由于社会的平等化导致的过渡私人化的弊端，另一种就是软专制主义，或叫柔性专制主义。与社会对平等的要求过高导致国家权力不断扩大，就是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减小，所以法国一个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为他编辑的文选就叫做《社会平等与政治自由》，把这个作为书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怎样在社会平等成为事实的基础上保持自由，这是托克维尔考虑的中心问题。在他看来，平等和民主并非理想的社会愿景，不是可遇的社会愿景，而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一种发展趋势，老贵族固然抵挡不住，新资产阶级的抵抗也必将归于徒劳。在未来的岁月里，人们可以选择的只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压制之下的平等，一种是自由之中的平等。
作为托克维尔前辈的，法国另外有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个有名的女性，叫斯塔尔夫人，斯塔尔夫人有一个名言，说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这是她针对大革命以后拿破仑独裁统治时候所说的一个名言。但是为什么说自由是古典的，专制反而是现代的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经历过一系列连绵不断的革命，所以听到贵族这样一个词，会让我们联想起特权、不平等、骄奢淫逸、八旗子弟、骑龙驾鸟这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在法国的中古的封建时代，贵族却是社会自由的捍卫者，在那个时代，政治权利还被当作一个由众多领主分割的私有财产，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中有武装、有法厅、有土地、有庄园，当时的法国社会每个人在其中都有固定不变的位置，等级层次分明，所以每个人都经常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一个一定能够庇护他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一个他有义务要帮助的人，而国家政权从不直接治理公民。在国家和公民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贵族的层次，所以国家权力不会直接和平民发生关系，在贵族之下，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在这种制度之下，其实是一种三层的政治，贵族阶层成为阻止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一道坚固的屏障，所以托克维尔夸奖那个时期的贵族阶层说，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上和行动上更高傲，更有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在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不同时期召开的法国三级会议之中表现地更有力道。此外，中世纪社会法国还存在大量的行会、社团这些中间性社会组织，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自治。
走出“原子化社会”的困境
但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首先是绝对皇权对社会的摧残，其后是大革命对此加以彻底扫荡。结果，不仅铲除了原有的民间社会，而且撕裂了一切社会纽带。所以托克维尔说，贵族制度把所有公民连成了一条下起农民、上至国王的长长的链条，但是民主打断了这个链条，并使它们环环脱落，相互隔离。如果仅就这点来说，可以说大革命撕裂了法国社会，新旧法国成为了两个法国。这种从撕裂的社会中得以解脱出来的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由于失去了社会的屏障，使这个国家科层官僚主张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扩张，所以，托克维尔有个老师叫罗诶尔·克拉尔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了，大革命后的法国陷入了一个叫原子化社会，他认为过去的社会已经死亡了，但是革命予以扫荡的这些社会网络解放出来的只是一些孤立的个人，社会反而留给了过去的王朝。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由于社会缺席造成的困境，它的普遍原因就是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转变，贵族已经被打垮，人民尚未受到教育，一方太低，但另一方不够高，所以这些孤立的个人没有办法来约束政治权力的运作。
由此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并不是无条件地赞颂近代民主平等的这种同质化的发展趋势，而是具体分析贵族制和民主制下各自的利弊。他认为贵族在中古时代维护自由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自由已经被革命摧毁了，民主实现了身份的平等，但是它和专制具有亲和力，因而很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政治压制下的平等。他认为人性之中固然天生就有爱好自由的因素，但是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强烈，没有止境，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但是如果不能的话，也愿在奴役中享受平等，他们可以忍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在今天尤其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力量都必然被摧毁或打倒。所以，平等不是一个可以无限讴歌的绝对的正面价值，它和自由缺乏亲和力，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很可能和专制有一种相互增强的功能。
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浪潮一举铲除了社会中介群体、社会力量，托克维尔追根溯源认为这和启蒙学派想象的抽象社会关系有关，中世纪没有听说过，这是一种叫做平等专制、民主专制的特殊专制形式，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们又彼此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的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在他们头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物，而完全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们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它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在法律上它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它是主人。
大革命扫荡了社会中间群体之后，撕裂了社会各种纽带，结果释放出的恰恰是原子化的个人，而那些难以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是存在于那些贵族制已经不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强调消极自由，强调私欲保障，这是中世纪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个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获取利润，在近代社会获得了道德上的许可。但是由此却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人们可能过度沉溺于私欲的自由，发财致富的自由，从而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
托克维尔认为在经历了绝对专制和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在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他们只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共品德完全被窒息，毋宁说专制制度实际并不抵制平等，反而与之具有一种亲和性，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锢在私人生活里，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己顾自己，但是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凌弱求生，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里，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沉溺在托克维尔称之为叫“琐屑而卑微的欢乐”里，小小欢乐里，而不愿参与公共事务，不考虑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可能对个人、团体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这种社会生活朝向过度私人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他称之为柔性专制主义的、柔性专制主义不断扩张，他说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积虑生怕地位下降，都拼命向上爬，金钱已经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金钱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没有人不拼命地攒钱和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就散步在所有阶级之间，甚至深入到一向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中转移开了，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才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到处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类感情也许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变占了统治地位。他把这种柔性专制主义追溯到《罗马法》的影响，他认为《罗马法》处处使市民社会、以个人占有、私人占有为本位的市民社会臻于完善，但又到处毁坏政治社会，因为《罗马法》主要是一个非常文明然而又非常农化的民族的作品，这种原子化社会的弊端就恰恰在于缺乏一个以法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大革命本来是要重建古罗马式那样的共和国式的政治共同体，但由于它用革命暴力铲除了一切社会的中间性结构，尽管平等使大家处境相同，但彼此之间却失去了联系，专制使人变成一粒粒散沙，身份平等而缺乏自由的一项观念后果就是使社会生活朝向过渡私人化的发展，这样的个人只躲在自己私人领域的螺狮壳里，只关心私人的利益，又反过来加速了残存的政治自由的消解，身份的平等固然已经实现，但法国的现状却是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具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力，但是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德，这些原子化的个人只有分散地、孤立地面对科层官僚制的国家的权力，结果导致社会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抵抗不断扩展的压制性的国家权力，在这方面应当说新旧法国存在着某种连续性。
在法国绝对君主制时期，君主经常以私人敕令的方式来干预司法，而在革命之后的法国，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人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才性质。正是兼有革命性和奴才性的政治文化，才使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处于一种叫做贵族没希望、民主不可能的两难境地，法国大革命使得权威富勒曾经概述托克维尔的这些观点说，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太民主了，无法保存贵族的东西；但它太贵族了，也无法拥有民主的东西。这正是法国在大革命后遭遇的社会长期停滞的最大悖论和困境，也是托克维尔社会思想所关注的一个中心主题，即如何走出这种原子化社会。在他看来，除了要进一步扩大政治民主，通过政治来实现公民的整合以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措施就是不断扩大民事性的结社自由。在老欧洲的社会政治传统中，结社一般都被认为是具有反抗性的政治组织，一般都与民事无关，隐含着一种暴力特性，但是他在考察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存在着大量普遍的民事结社，都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这就构成类似孟德斯鸠所说的社会中介力量。这种由独立自主的社群组成的多元社会可以对权力实现社会制衡。
托克维尔把这种制衡称之为“独立的社会之眼”，它可以监督政治权力的行使，使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得以化导。他认为贵族阶层已经被大革命连根拔除，他说我相信世界上不会再建立新的贵族制度。贵族在中古社会有一种维护自由的功能，他叫做中世纪的自由或封建的自由。但是要让那些老贵族死而复生已经是不可能了。对于大革命后的新资产阶级热衷于用金钱去购买贵族的头衔，托克维尔也嘲笑他们花钱买不到贵族高贵、英勇的灵魂，那种情形就好像明清时代花钱购买进士的学衔一样，就是花钱购买学衔并不能得到古代士大夫的气质和灵魂。大革命把贵族彻底扫荡了并不等于真正就实现了平等，民主要求一种由平等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这就需要重建法国社会。如何重建？托克维尔说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可以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这一贵族性质的法人会让个人的自由更有保障，使他们的平等也不会被削弱，这是他考虑民主平等的演进，使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后，将平民提升为贵族的具体途径，变孤立的个人独自面对国家的两层政治成为个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三层政治，至于在平等的现代社会中维持自由的一大社会建制，在经历革命之后的同质化社会里，只有大量发展公民的自由结社，靠结社形成的多元而自主的公民社会才能制衡政治权力的肆虐，所以他高度推崇结社的知识和学问，认为在民主国家结社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其他一切学问的发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发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最明晰的，这就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者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正比例地不断发展和完善。因为他把结社的学问提升到科学之母的高度，正是因为关系到法国最终能否走出困境，他最担心的是在现代这种平等的社会里，一种追求自由的、和个体尊严的、力求超拔世俗的、伟大的、特立独行的贵族气质将会被现代商业社会平庸化的、同质化的、庸俗化的社会状况消解掉，所以他特别强调只有承认中世纪贵族自由的民族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社会，在他看来，现代人的自由不过是中世纪贵族权利的扩大和普遍化，贵族的特权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成为公民的普遍权利，他认为自由结社就是在现代平等的社会里重建贵族气质的基本结构，他特别批评现代社会中无休止地追求平等的激情，认为这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但是在今天尤为剧烈。在他贵族制与民主制的二元结构里，推动贵族制向民主制转化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他所以高度推崇结社自由对法国原子社会柔性专制主义的意义，和他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对于政治系统的运作有关。他认为影响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因素有三个，一个是自然环境和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包括各种法令；三是政教习俗。三者之中尤以政教习俗最为重要，所谓政教习俗，是指一个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他认为最幸运的地理环境、最好的法律也不能够维持一种政体，但是政教习俗却能够使最不利的环境、最糟糕的法律转变成有利的条件，所以说它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结构。而广泛的结社自由无疑可以改变大革命以后那种暴力极端的政治文化，只有这种政治文化才是自由最终的保障。
从托克维尔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很多不为人瞩目、静悄悄的社会变化，因为涉及到政教习俗的改变实际上反而关乎到政治的根本。从根基上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彼此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互相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的崇拜和私人琐事的烦恼。
前面我们讲到托克维尔是一个社会理论家，什么叫社会理论呢，社会理论有这样三个特：一个是试图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二是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并加以一般化；三是特别关注与分析现代性。回到讲演的开头，查尔斯·泰勒的三个担忧，意义之丧失，目的之晦暗，自由之丧失这三种现代病，托克维尔都分别做出了考察，并给出了对治的途径与方法，可以说做出了出色的回应。这是他的社会思想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尽管当时法国还处在革命与复辟交替循环的动荡时期，但是他相信以大革命为标志，法国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的政治价值，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霸权扩张，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状况的不可逆转，使谈英国式的贵族主义对于法国来说根本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更能代表世界未来的是美国，他利用和朋友一道去美国考察的机会，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欧洲以前类似贵族那样的等级结构，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既然欧洲迟早会走向同美国那样完全平等的状态，那么研究美国也就是研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
从托克维尔那儿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哈耶克的出色阐释，当代中国思想界对英国的苏格兰学派的社会理论，比如像休谟、亚当·斯密等等情有独钟，通过我们对托克维尔社会思想的简要归纳，可以看到，事情正像英国的一位研究者说的，苏格兰学派的自由理论他们的人性预设过于原子化了，他们的自由观也缺乏社会理论的基础。而且英国的自由理论过于重视私人领域的保障，忽视了政治参与的道德含义和功能。相反，在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构成的法国古典社会理论传统里，上述的缺点都可以避免。所以他认为法国的古典社会思想传统其实是比英国的传统更加稳健、更加明达、更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传统。前面已经说过现代社会是英法两次革命的产物，两国的社会理论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也就是针对这两次大革命所带来的新事物分别加以诠释和理解的结果。
在斯密等苏格兰学派看来，现代性这种新奇的事物就意味着工商业的大发展，意味着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追逐可以转化为公共利益，他们构造出的模型只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模型。而在法国社会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民主制取代贵族制的同质化进程，他们的模型则是民主社会的模型。这是两个社会理论传统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英国的社会理论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诉诸私人利益，形成的只能是一个缺乏政治纬度的市民社会。由于这个市民社会是以私人利益为基底，以私人占有为基础，所以市民社会也就是一个资产者的社会。
在法国社会理论的视野里，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是野兽和天使的混合物。所谓野兽就是那种追逐财富的本能欲望，而天使则是通过参与政治、引人向上的一种提升。而这两者需要加以平衡，单单依赖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只能造成社会上鄙俗的物质主义的大流行，构不成真正的政治社会。在他看来，近代民主作为一种同质化力量鼓励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只是那种能够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而不是所有利己主义的畸形，应当遏止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说，在苏格兰学派看来，个人的生存模式才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所以斯密特别强调私利的概念，强调自立的人，认为个人追求私利固然是满足个人的私欲，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斯密用这个商业社会的模型来解释这种社会变迁的动因，而在法国社会思想传统中，更强调信仰和规范作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分别导致了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两种不同形态。在苏格兰学派那预设出的是权力和条件的不平等，而法国社会思想以平等的权利和条件作为自己的基本精神。此外对于法国来说，单单是自立的个人还不够，只有加入政治参与的原则，才能最终建立起能够与国家产生良性互动关系的公民社会，从而最终走出革命与专制交替循环、循环往复的原子化社会。法国的社会思想家，因为他们经历的是政治性大革命，所以他们看到的全新世界和英国苏格兰学派看到的不一样，因为英国苏格兰学派看到的是工商业贸易的大革命。所以呢，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一系列看法也不相同。
最后，以一段托克维尔生前没有发表的手稿中的话作为此次演讲的结束语。他说，民主就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社会力量为穷人提供能够使他们处于上升状态的政治制度，个人最大程度的独立，个人应该拥有一切自由，则一切责任和便利。民主就是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丁牛方）
